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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中國經濟面臨徹底變局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23日 08:02  《英才》

  防止“危機演變成蕭條”這個看來可以實現了。但后果怎么樣?就短期來說,保8應該沒問題,但別的問題很大。

  文|本刊記者 宋清華     出處|《英才》雜志10月刊

  始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一場大討論,最終確定了市場經濟的地位。而在這場大討論中,魏杰與樊綱、劉偉、鐘朋榮因為新銳的觀點,被稱為經濟圈的“京城四少”。

  而今,四少均已不少,現在的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企業戰略與政策系主任魏杰,雖然在研究企業層面的微觀經濟學,但同時仍然對宏觀經濟有很多話想說。

  難題一 利益階層

  中國經濟面臨徹底變局,要全部變革。

  《英才》:1998年中國經濟速度第一次掉到8以下,你寫了《如何啟動經濟問題》。對于這次保增長你怎么看?

  魏杰:1998年那次啟動經濟最后實際起作用的是出口。但是中國早應該調整,2002年就應該開始調整投資,我們沒有做,到了2004年中國出現高成本時代,靠低成本已經不可能競爭,中國應該加大技術創新,我們沒有搞。結果是什么呢?就是企業沒法搞實體經濟、沒法生存,只好走向虛擬經濟,炒股票、炒房地產,最后把泡沫吹的很大,泡沫一破滅都完了。

  這次我又寫了一本《中國經濟之變局》,談的就是這一輪中國經濟要發展就必須變革。因為1998到2008年這個模式已經到頂了,中國經濟面臨徹底變局,要全部變革。

  《英才》:大家普遍認為中國要走向內需拉動型經濟,但目前的內需并沒有真正把消費啟動起來。

  魏杰:投資拉動型經濟還要出事。防止“危機演變成蕭條”這個看來可以實現了。但后果怎么樣?就短期來說,保8應該沒問題,但別的問題很大。這個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總結,這是不可預見的。最起碼按照常規來判斷,貨幣貶值的狀況是必然的,這個問題未來怎么辦很難講。

  我們中國下一步主要靠啟動消費,消費如果不啟動中國經濟的問題無法解決。消費是改革的問題,消費涉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這個必須調,老百姓不富有消費起不來。不過這個是更深層的了。《英才》:啟動消費說的多,成效不大。

  魏杰:是動作太小。這關乎利益群體的利益問題,因為一旦調整分配結構就涉及到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問題了,那么利益問題調整就艱難一些,就像日本一樣,1991年就啟動內需到現在還沒啟動起來,其重要原因是利益集團的利益問題。

  難題二 房價

  政府的主要問題不在于把房價打下來,政府的主要職責在于提供更多的滿足中下收入階層的房子。

  《英才》:房地產行業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就要遵守市場規則;但它又是一個影響到人們最基本消費甚至生活的行業,有人買不起房子、沒地方住就是社會問題了,這兩者之間應該怎么平衡?

  魏杰:靠降房價讓每個人有房,那就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政府應該在非市場化方面著手,像目前推行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

  我主張搞廉租房。可能有些人一輩子都買不起一個房子,那么政府的主要問題不在于把房價打下來,政府的主要職責在于提供更多的滿足中低收入階層的房子。政府把地都賣了,拿市場上去競拍地王,那就不行。有些地是不能拍的,必須要用于廉租房,像香港的一些公租房。

  《英才》:但是中國目前的情況是,即使作為資產投資,很多人也質疑房價太高了。

  魏杰:現在的房價是漲的太快了,按照我的計算,從中國國民經濟增長、個人收入增長現狀來看,房價每年的上漲幅度應該在5%-10%之間,不能超過10%,差不多在15到20年翻一番是比較正常的。但我們在2007年只用半年就翻了一番,2007年到現在才三年的時間就翻了幾番了,這就有問題了,這樣翻下去一定是泡沫。

  《英才》:怎么才能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這方面你有怎樣的思考?

  魏杰:我估計現在打房價也不好辦,一打,恐怕這個產業就沒了。政府更多的應該是加大對廉租房的投資。廉租房如果更多一點,我們年輕人為什么要買房啊?不過,我們的廉租房有一個問題是離市中心太遠,基本都在偏遠地帶,而他們恰恰是需要在城里工作的,上班其實很不方便,這個問題也應該考慮進去。

  難題三 過剩生產力

  這次結構調整,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上一輪經濟增長所形成的過剩生產能力。

  《英才》:中國政府4萬億投資下去,但是我們看到民營經濟并沒有得到很大的惠及。

  魏杰:為我們的4萬億投資主要是四塊,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它拉動的主要是基礎性產業或裝備制造業、能源、原材料。對他們來講幾乎沒有多大的作用,因此有些企業是過剩生產能力,是面臨著消亡的企業。

  《英才》:民營經濟畢竟為中國做出過貢獻,這種境況下他們的出路是什么?

  魏杰:因為政府拉動的市場需求與他沒關系,投資趨向和他也沒關系,銀行貸款支持與他也沒關系,所以可能珠三角、長三角有25%左右的生產能力會成為過剩生產能力,下面就是怎么淘汰的問題,淘汰掉就完了。

  《英才》:這么大的一個群體,就這樣被淘汰了?

  魏杰:淘汰是必然的,這個過程可能已經沒法改變。如果淘汰的生產能力是勞動密集型的,那基本上就是民工散了;如果是資本密集型的,那專用設備的投資比較大,就有兩種情況:一個是都是自己錢投資的,那么富翁就完蛋了;如果他是靠銀行貸款投的,那就有銀行貸款要還,這個影響會很大。浙江省大部分靠銀行貸款,所以已經出現十幾個消亡不見人影的富翁,后面是少則十幾個億、多則幾十億銀行債務。

  所以這次結構調整,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上一輪經濟增長所形成的過剩生產能力,這些過剩生產能力怎么被淘汰。《英才》:從另一個角度講,比如產業升級?

  魏杰:他也許升不了級,因為道理很簡單,一方面他沒錢再投資,另一方面現在的需求不是他們的長項,他原來的生產能力還沒有被消化掉。

  涉及制度層面的分析

  “挨批評很正常”

  1972年,沒有高考。20歲的魏杰幸運的被推薦到西安師范上學,但不幸運的是他只能服從學校的安排,進入政教科。

  這是一個讓他厭煩以致心情煩悶的學科。20多歲的小伙子對于很多概念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記硬背來掌握。

  真正踏入經濟學門檻,是在1979年。魏杰提前結束了仍在討論教條的本科學習階段,考取了西北大學研究生,師從何煉成教授。在這里他有足夠的時間研讀現代經濟學名著,并開始試著審視各種經濟理論的真偽性和科學性。對于自己所擁有的知識積累,他第一次在自我否定中確立自己的經濟學信仰。這為他以后在思辨的年代脫穎而出打下了基礎。

  1984年魏杰考取中國人民大學,然后在這里度過了12個年頭。也是這一年,中央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此后,新中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思想激辯發生了。

  爭論的焦點最終落在體制上。一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爭;二是財產制度是堅持單一公有制還是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

  引起學界關注魏杰的是他的專著《宏觀經濟分析》,出版于1987年。在中國正式承認市場經濟5年以前、招生目錄上寫的還是“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專業的時候,該書系統分析了市場經濟體制與宏觀調整。 

  涉及制度層面的分析,魏杰知道其敏感點所在,他也認識到“挨到批評很正常”。一個知識分子的執拗在這種時刻就表現出來了,通過對現代西方體制的研究,魏杰篤定中國也會發展到這樣的階段,那么市場經濟為中心的體制就應該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它在某種意義上無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界線。而另一方面,他發現,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顯示了一些跡象,國家要強行控制經濟是不行的:1978年放開農村,1984年放開企業,他們成為自主經營的主體,可以按照自己或者市場的需求安排怎么生產,國家已經無法管理企業如何生產、居民如何消費了。

  原有的手段失效了,新手段在哪里?沿著這個思路思考,魏杰一口氣寫了三本書,《宏觀經濟控制》、《宏觀經濟政策》和《非平衡經濟》。分別討論了宏觀經濟體制的構建、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流量等問題。這三本書也就構筑了魏杰的宏觀經濟體系。

  從32歲到44歲,這一階段是他的高產階段,也是他學術生涯的高峰期。據《經濟學家》1997年1期發表的“變革時期的中國經濟學——社會報刊文獻統計分析”一文,對中國經濟學家自1979—1995年的論文發表狀況進行了分析,魏杰在高產經濟學家中排名第四,在這一時期的高引用率經濟學家中排名第八。

  離開中國人大,等待他的是國有資產管理局科研所所長的職位。在這兒,魏杰有了近距離的觀察國有經濟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而這就讓他很快發現一個重要的、嶄新的命題:怎樣塑造現代化的企業,怎樣形成中國的大企業?

  魏杰的判斷有其道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美經濟體制慢慢趨向一體化,這個階段的競爭就主要體現在企業身上,誰擁有世界500強的企業多,誰擁有強大的企業精神,誰就是老大;之所以嶄新,是因為中國過去的企業其實根本不是企業,是在政府管理下的一個職能機構。

  沉下心來全力以赴的研究企業是從1999年開始,那一年他卸任科研所所長,回歸學校,來到清華大學經管學院。

  了解了企業的五個核心問題后,魏杰用了五年時間寫了五本書,試圖把他們解析、移植到中國企業。這五本書的標題對應著他的五個核心問題,《企業制度設置》、《企業戰略選擇》、《企業文化塑造》、《企業社會定位》和《企業哲學》。

  從那個時候開始億、多則幾十億銀行債務。時期開始,魏杰邊走邊調查,經濟發達的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等沿海大省,所有的地級市,還去了不少縣級市。現在,他還兼任13個省市的經濟顧問。

  魏杰:知名經濟學家,現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自1979年開始研究經濟學,先后著重研究宏觀經濟問題,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企業財產制度問題,非國有企業問題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企業制度、企業戰略與企業文化問題等。主要學術觀點:主張微觀放開,注重產權制度建立,宏觀調控走向科學化;強調市場制度及財產制度的完善與發展,適當縮小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干預;強調思考和研究企業問題要著重于企業制度安排、企業戰略選擇和企業文化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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