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歲才開始創業的管彤賢豐富了“中國制造”的涵義，通過企業放大了自己的家國情懷

　　文 | 本刊記者  何伊凡

　　他是個老頭。76歲。

　　他又是個新銳。1992年他才在上海創立振華港機(現更名為振華重工)，17年由零開始，如今銷售額超過350億元，所生產的港口集裝箱起重機不依靠價格優勢，進入73個國家和地區，所向披靡，占據同行業全球市場78%份額，將市場由買方變為賣方。

　　他要在美國請律師以誹謗罪起訴CNN主持人卡弗蒂，因為此人“集無知、傲慢、愚昧于一身”，把中國產品說成“垃圾”。公司一年拿出5000多萬搞慈善，條件是絕不接受表彰，不登報，不署名。

　　在上海浦東一座老舊的辦公樓，振華重工(600320.SH)總裁管彤賢從一排書架后繞出來，眼鏡厚如瓶底，仍遮不住又重又寬的眉毛。他一張口，純正的京腔，和許多老人一樣，世故、精明、倔強，不斷提醒你他和這棟樓的年紀。但這些，都不能掩蓋公司的朝氣。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我過去的生活有幸運也有倒霉，得意過也落魄過，但總的來說，在上海這17年最有價值，沒有虛度，也就是說，59歲以后的生活才最有意義。

　　我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祖上沒有做生意的，至于家世，我從不愿意回憶，當年的破落地主，書香門第，后來總會經歷很多磨難，不提也罷。小時候，我住在西城，七十年前的北京和你現在看到的不一樣，如今北京城都廢了，我回去也找不到老宅子。唯一的相同點是，它還是個巨大的消費城市，當年就是這樣，江南的糧食和綢緞都要運過來。

　　那時北京還有老秀才、老進士，我就跟著他們念書，學學唐詩宋詞，聽他們講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老一代知識分子功底深厚，還產生了許多大師級人物，像胡適、陳獨秀，都是學問好，又有膽氣，是闖將。今天很多人做學問差些火候，像于丹講的東西，老先生如果聽了，會笑的。

　　1951年我考入了北京工學院，這是北京理工大學前身，我是建國后第二批大學生，當時大學生目的都很單純，讀書就為了祖國建設，一點不含糊。雖然是工科，氣氛也很活躍，晚上熄燈之后每人都要背一首詩，不管懂不懂，先背下來再說。古典文學中的美，那時慢慢體會到，像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何等飄逸瀟灑，“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幾句話，人生都點透了。

　　畢業后我分配到交通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那一年我24歲，畢業剛剛兩年，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心情很苦悶。后來我被送到黑龍江東部的興凱湖勞改農場，參加勞動改造，那已經是中蘇邊境。下放的右派，比留在北京的右派日子好過，周圍都是一樣的人，不寂寞，也沒有人歧視你。北大荒當年是很美麗的地方，一望無垠的草原，草能喂牲口，蓋房，鋪床，我們的生命也和草一樣卑微，但是旺盛、頑強。剛到北大荒的時候，大家都弱不禁風，出來之后身體倒好了，就像孫猴子，在太上老君的爐里煉一煉，沒有煉化，反而長了本事。

　　我這個人，一生不欠情，唯一欠的就是我的母親。她讓我懂得堅強，我落難時，身邊許多人都和我劃清了關系，只有她沒拋棄我。老太太活到101歲，2002年剛去世，生病的時候我在上海，子欲養而親不待，是人生最大的遺憾。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回到交通部，也沒有其他選擇，除非留在北大荒繼續種地。經過這段歲月，我對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有了真正理解，“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這篇東西，經歷淺薄的人讀不懂。另一個發現是，我們的國家自我糾錯能力很強，60年前，它面臨土崩瓦解，30年前，它也搖搖欲墜，但都站住了。

　　從此之后我一直在交通部，1992年59歲在水運司、中港總公司船機處做處長，仕途上不算成功。有些報道說我面臨退休才選擇的去做企業，其實不然。當時交通部對退休沒有硬性要求，我可以一直做下去，只是覺得壯志未酬，想干點實事，就來了上海。我對港口比較熟悉，常和人說為什么中國老買外國人的港口起重機，我們應該做出自己的產品，講了很多豪言壯語。就是為了鼓舞人心，談不上自信，當時不了解對手，也不了解世界的需求，沒想到就一步步做下來了。對我這么大年齡創業，沒有人反對，咱們國家的事往往是這樣，除非兩個人有私人恩怨，否則誰也不會公開反對誰，但是誰也不支持誰。

　　小平南巡是我們創業時看不到的一個背景，沒有小平南巡，我們無法在浦東立足。當時小平很著急，覺得步子慢，建國60年，真正的商品經濟是從小平南巡之后開始的，為我們創造了環境。

　　經營要訣：不拘一格，朝令夕改

　　交通部同意了管彤賢的申請，通過香港的一家合資子公司投資50萬美元，上海港機廠又以一塊地皮作價50萬美元，成立了注冊資金100萬美元的中外合資企業。管彤賢帶著從港機廠分撥過來的十幾個人，在浦東租了三間簡陋辦公室。振華是個獨特的國企，成長中可謂“沒喝國家一口奶”，與民營企業無異，它的管理也與國企大不相同，管彤賢至今不要個人辦公室，嚴令“今日事今日畢”，絕不許文件過夜。然而，他從未考慮過企業改制，至今公司大股東仍為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包括他在內的企業高管，既沒有股份，也不拿高工資。振華深深打上了管個人風格的烙印，他有十四個副總裁，但實際相當于他的十四個助手，從公司自制的“可樂”配方到重大投資，無一不需要他拍板。

　　我為什么敢進入這個行業？港口起重機的特點是“技術密集＋資金密集＋勞動力密集”，過去主要生產商來自美、日、德、韓，它們技術和資金都不缺，但造一臺設備同時要幾千個員工，在人力成本上沒有競爭優勢。而對越南、非洲來說，人力雖然豐富，又沒有技術基礎，唯有中國具備傲視群雄的可能。

　　話是這么說，開始的時候，我既缺錢又缺人，所有高管都是騎自行車上班，唯一的轎車用來接送客人，請客吃飯就在街邊的大排檔，辦公室的柜子都是吊在墻上，不能落地，否則桌子就沒法擺。

　　最初我們曾在新加坡參加投標，連續5次，一次也不中，我深深感到中國制造業缺乏品牌。港口機械是耐用工業品，用戶看中的首先是品牌，而不是價格。品牌代表了你的質量，它從哪里來？這個行業不需要打廣告，只要有大的港口用你的產品，就是最好的廣告。后來我們在加拿大打開了缺口，也是通過招投標。最初我們靠的還是價格，和我們價位同樣低的還有一家南斯拉夫企業，一看那兒都快打起來了，人家沒敢買，把項目給了我們，這是我們賣出的第一臺設備，賣了546萬美元，比行價大約便宜四分之一。讓了些利潤，可也不是太離譜。后來我們的第一千臺機器還是賣給加拿大，也還是這個價格，承擔了200多萬美元的差價，感謝他們把我們帶進國際市場，這是中國的傳統，飲水思源。

　　加拿大買了我們的東西，震驚全世界，每天都有其他港口的人去那參觀，看中國的產品用不用得住。現在我們不需要通過價格搶訂單了，鹿特丹港號稱“歐洲門戶”，它的Euromax自動化碼頭2億歐元的設備全部由我們提供，競標時，奧地利一家集裝箱起重機廠的報價比我們至少低5%，但鹿特丹港還是選擇了我們。

　　做企業，許多路難免是被逼著撞出來的。最初我們在運輸上老被人卡脖子。港機裝在船上，有七八十米高，當時世界上只有一家專業船公司能運輸這種產品，從上海運往溫哥華，第一次和我們要價95萬美元，第二次要100萬美元，第三次要150萬美元，條件還越來越苛刻，從那時起我們開始改造運煤炭的船和油輪，自建船隊。

　　企業發展中總會有突然跳出來的機遇。去年我們的船振華四號在全世界替公司揚了名，這是商船首次擊退索馬里海盜。其實里面有很大的偶然。為了讓起重機裝卸方便，我們買來的船都將型深從18米改造到13米，生活駕駛區和主甲板差5到6米，海盜不知道，以為爬上來就進駕駛室了，其實只能到第一層甲板，那批海盜又沒穿鞋，讓我們用啤酒瓶就砸跑了。但偶然中有必然，必然的就是十七年來培養的創新能力，要是我們沒有能力改造船，也就束手就擒了。

　　說實在的，當年沒想過會做這么大，我們是在裝備制造業的“中國世紀”揭開帷幕時站在舞臺上的。我做企業的要點就是“不拘一格”、“朝令夕改”，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活力。1997年上市時，我最初不同意，覺得沒什么用，上海方面動員我，讓我簽字也就簽了，心里并不太認同，但后來很快發現上市的好處，這就是“不拘一格”，不能自己捆住自己。上市后融資渠道豐富了，監管更透明，而且可以頂住壓力。別忘了，我們仍是國有企業，上市之后，領導讓你做又不該做的事，可以拿股民做擋箭牌。

　　我從沒請過咨詢公司，企業的事，外人都是霧里看花，也沒請過經濟學家診脈，如今經濟學家都越來越慎重了，在經濟學上說實話不容易啊，說深一點，就涉及到制度。

　　當然，關起門來不行，我們常常組織去其他公司交流。比如三一重工，我去過幾次，這個公司最大的優點就是創新能力強，梁穩根和他的幾位高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氣，值得我們學習。三一他們有一部分股權投資，這些事我們倒不羨慕，不是說人家那樣做不好，只是“錢生錢”的事我們做不了。

　　這些年來，政策層面對工商界最大的支持，是出臺了《公司法》。公司法沒有規定黨管企業的干部，企業屬于誰？應屬于出資人，即股東所有，總裁對董事會和股東會負責，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是新三會，這才是現代企業治理機構的主體，黨委會、職代會和工會是老三會，它只是一種民主決策形式。

　　恕我直言，企業里不能搞民主決策。毛澤東有句話我是贊同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不能決定企業興衰。在企業內少數不能服從多數，否則，不能盈利、發不出工資，誰負責？我按照公司法設立了工會，但是不設職代會，即便將來需設，也只是民意機構，不是權力機構。

　　什么是工業企業最應該想的問題？第一是市場，第二是市場，第三還是市場。三十年前，我聽馬洪同志做報告，講到企業的產品要吃著一個拿著一個想著一個，極有道理，但至今一般的國有企業還做不到，因為不能迅速根據變化的市場進行修正。

　　前年北京有一批司局級領導來長興島參觀，問我振華為什么發展這么快，我講笑話：“就是因為離你們遠。”沒想到他們還寫到總結里了。事實上，某些人仍始終不忘“管下面”，要填的報表要50多種，其實領導根本不看，沒有用。

　　我們沒想過改制，經營是活的辯證法，沒這塊國有的牌子，地方上也不認你。公司高管不拿高工資，職工收入差別也不大。領導工資是白領平均工資的2.5倍，我也不擔心高管會因此跑掉，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目前做的確實是個事業，吸引人。第二，也沒地方跑，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人過了四十歲，重新起個頭很難彎下腰去。另外，我們有一系列解決方法，比如“振華功臣基金”，保證高管退休后生活水平不降低。

　　制造業要找高管，文武雙全的少，這是歷史原因。公司有一批學歷不高的“綠林好漢”一直任基地領導，用好這批人，公司事業才能有成，一臺起重機近2000噸，高70米，不是“行伍出身”，鎮不住。

　　對藍領工人，他們大部分都是農民工，公司特別關心，怎么個關心法，我說了不一定真實，你自己去基地看，從宿舍到廁所，會發現我們都很用心。我本人有很長時間的社會底層生活經歷，了解他們需要什么，想什么，現在雖然盈利不多，比下有余，不能“為富不仁”。

　　再創業

　　長興島，遙遙可見海天之間的鋼鐵巨人，兩臂伸展。在振華基地中，“大”是必不可少的形容詞。數萬工人圍著幾十臺機器爬上爬下，敲敲打打。盡管是外向型企業，卻看不到經濟危機的陰影。

　　然而，盡管歷盡風霜，管彤賢內心深處也感覺到這個檻不尋常。他已啟動了二次創業計劃，向大型鋼結構和海工產品轉型，2009年5月，甚至為此將振華港機更名為振華重工。他沒有退休的念頭，還要再次驚險一躍。

　　去年波羅的海海運指數由1萬余急降到1千余，海運重創，數家航運企業進入困境，造船企業今年尚好，明年訂單也會下降，而中國的大港口碼頭，例如天津、上海、廣州、大連，因航運低迷，估計1-2年中都不會有新投資。國外的大港口建設也都在收縮中，這些都對振華的主產品集裝箱機械有一定影響。

　　幸運的是，多年來公司產品主要外銷，在同業競爭、匯率波動、通脹等折磨中過日子，可算是久經考驗，去年合同出口額34億美元買定了遠期保值，等于多賺了7個億。我們的產品多為大碼頭基建工程所需，醞釀和設計環評要4-5年，這些項目有政府背景，一經啟動，停不下來。另外，日美歐的對手一個個被擊敗，我們現在漲點價，只要合情合理，用戶不會有異議。

　　問題是港口集裝箱機械的全球盤子有限，振華已經占到了78%，向上的空間看得到，要抓緊機遇加速開發鋼結構和海工市場，僅海工，一年全球就有不少于3000億美元投入，足夠吃了。1958年毛主席提出過“以鋼為綱”，當時是天真幻想，今天我們真正做到“以鋼為綱”了，把鋼降伏了，以鋼為主體，不愁沒飯吃。最近我們簽了一個大海工項目，是公司成立以來最大的合同，22億美元，名義上是和西班牙簽的，實際是和伊朗。拿到它很不容易，韓國和日本都在背后爭，如果沒有中信保和國開行出場支持，我們也不敢做，帶著錢去賣東西是解決當前市場不振的好辦法。

　　有人覺得和伊朗做生意風險太大，但其實是最安全的，它有油，不愁還不了賬，另外，它崇信真主，真主告訴它欠錢要還。

　　要維持企業轉型的動力，還是要持續創新，而要創新，就要永遠保持學習的狀態。我最喜歡送給人書，《中國通史》，每個高管都有一套，還把400年來最好芭蕾舞、音樂劇的版權也都買下來，刻成光盤送給他們，你要拿得動，也帶走一套。它們不一定直接與業務有關，但都能開闊眼界和胸懷。年輕時，我想看這些東西，卻沒有機會，現在有機會了，又沒有時間，只能每天看文件了。

　　這一輩子，我沒有崇拜的人。李鴻章、曾國藩、張元濟(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騫都很了不起，有濟世之心，也有濟世之才，我很欣賞他們，但談不上崇拜。如果說信仰的理論，大多都與自然科學有關。能被實踐證明的東西，容易被人信仰，比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自然科學離“真實”近一點，我一生鐘愛“真實”二字，有人送我一本溥儀的日記，我一問是1914年寫的，就要了，因為之后他寫的日記，都被粉飾過了，沒有價值。

　　之前有人希望我下臺，覺得我年齡太大了，金融風暴一來，沒人這樣說了，需要我這樣一個人穩住舵。不過，我終究是要退休的，就是找個滿意的接班人太難了，也有一種可能，一旦我離開了，他們的本事也就自然施展開了。

　　“最難耐的是寂寞，最難拋的是榮華，從來學問欺富貴，真文章在孤燈下。”

　　這是昆劇《班昭》的唱詞，我常念給同事聽，做學問如此，做企業也是如此，能明白這四句話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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