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團的產生及強弱與制度設計有密切關系，并關系到企業能否健康發展

　　□文 龔偉同

　　和七下西洋的壯舉未能掩蓋明朝的虛弱。這是一個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的王朝，因為開國皇帝朱元璋設計的旨在加強王權的制度框架卻導致明王朝成為一個“沒有管理”的朝代，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各種利益集團紛爭迭起。結果，盡管有海瑞的剛正、張居正的精明、戚繼光的勇謀和袁崇煥的忠義，在幾十萬女真人面前，大明王朝的基業最終還是付予了蒼煙落照。

　　美國學者曼庫爾·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指出，利益集團的數目及其成立時間的長短，同經濟增長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負相關。其實企業亦如此，盡管并非所有的企業失敗都可歸因于利益集團，但被利益集團影響所籠罩的企業幾乎都會出問題。看看通用汽車、福特和克萊斯勒今天的命運，我們就不難理解。在企業經理層、工會、地區經理人、供應商、相關政客等構成的各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關系中，這些公司舉步維艱。

　　利益集團在企業有多種表現形式。除了上述幾種，嚴重的幫派主義、部門隔斷等也都可歸類為利益集團。這些在我國不少企業身上都能見到。當然，企業內部的利益集團有時并不像外部利益集團那樣固定。

　　在合適條件下，利益集團之間能取得均衡并實現共存。但一旦均衡被打破，企業就會亂象叢生，究其原因就在于利益集團的自利性。曼庫爾·奧爾森認為，利益集團具有排他性，它們阻礙了技術進步以及資源的流動和合理配置，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降低了社會經濟效益，因為它們只是從本集團的利益出發，而不會關心社會總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損失。

　　除了美國三大汽車公司之外，在不少企業身上，我們也都能發現利益集團的蹤影。索尼就很典型。多年來，索尼業務部門之間(尤其是電子業務與內容業務之間)的隔斷一直很難打破。這種現象背后其實就是各部門已形成利益集團，它們只考慮本部門的利益，而對企業的整體利益置之不顧。這已嚴重制約到索尼在數碼時代的發展。

　　即使是英特爾這樣的成功企業也很難完全杜絕利益集團。英特爾在個人電腦芯片業務之外的多元化努力之所以收效不明顯，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圍繞個人電腦芯片業務已形成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英特爾前CEO貝瑞特將個人電腦芯片業務比喻為沙漠中的高大石碳酸灌木，這種樹會分泌出有毒的油，殺死它附近的所有植被。在葛魯夫和貝瑞特任內，任何非個人電腦芯片業務員工在英特爾內部都會被視為二等公民。這其實也是部門利益在作祟。

　　利益集團的產生及強弱與制度設計有密切關系。依然以明朝為例。為了強化王權，朱明王朝實行了虛內閣制——與中國歷朝相比，明朝內閣的權力幾乎是最弱的。結果造成王室與內閣之間、內閣內部、內閣與司禮監之間、內閣與六部之間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到明末更是演變為愈演愈烈的黨派之爭。王朝就在各種利益集團的爭斗中不斷衰弱，到李自成揭竿而起時，朱明王朝已經在財政、軍事等方面形同破產。

　　在商業領域，我們來看看美國三大汽車公司。1980年代中期，通用汽車率先實行崗位儲備制度，其后福特和克萊斯勒也相繼推行。這項制度的初衷是在工廠不需要那么多人時先把他們儲備起來，等公司情況轉好時再重返工作崗位。這項制度實施后，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愈發明顯。在勞方，由于沒有限定工人“儲備”時間的長短，所以被“儲備”的工人并不急于尋找工作，而年齡大的工會工人也不愿離職另尋工作或退休。更要命的是，這項制度還刺激工人們不斷制造出超過消費者需求量的大量汽車。對于資方，為避免支付高額的裁員遣散費，汽車公司則寧可制造出利潤率很低或根本無利可賺的汽車。據估計，美國汽車公司因此項制度所產生的成本每年高達14億—20億美元。

　　另一個例子是德國大眾汽車公司。1960年，德國政府將大眾汽車私有化并上市。同年，德國出臺一條法律，規定大眾任何股東的表決權都不能超過20%，即使其擁有高于該比例的股份，這就是后來為歐盟所詬病的《大眾法》。由于德國下薩克森州政府當時是大眾的最大股東，這實際上形同將該州政府對大眾的控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化下來。當該法與德國的工資自治制度以及公司治理制度扭合在一起時，大眾就成為各利益集團的玩物，導致成本居高不下。

　　利益集團一旦形成，就可能會產生強烈的排異作用，對于不符合其當前利益的一切極力排斥，不論對企業是否有利。幾年前，當福特公司決定任命前波音公司經理人阿蘭·穆拉利為新CEO時，不少福特經理找到比爾·福特，表達他們的不滿乃至憤怒，其理由很簡單——穆拉利不是搞汽車出身的。這一切的背后則是因為穆拉利的上臺可能會觸動他們的利益。

　　利益集團最大的弊端是增加了企業協調成本，遲滯了決策和執行的進程。前些年，卡夫公司曾實行雙CEO制，結果導致其北美業務和國際業務兩大部門成為兩大利益集團，不僅互相爭奪公司資源，而且公司很難就重大問題達成一致，卡夫因此一度陷于混亂。

　　曼庫爾·奧爾森認為，在利益集團被極權主義政府或外來入侵者削弱或廢除的國家，當建立了穩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經濟就會迅速增長。對于企業，情況卻略有不同，因為外部利益集團的問題往往不是靠企業本身的力量就能解決的，而內部利益集團的瓦解也并不必然會使企業走向健康發展之路。不過，削弱利益集團的影響對于企業的健康發展卻是必要的。

　　需要強調的是，如前所述，由于制度安排與利益集團密切相關(制度往往也是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且制度常具有剛性和兩面性的特點，因此企業在進行制度設計時應對該因素予以充分考慮，并處理好近渴與遠慮的關系，以避免企業受制于內外利益集團。此外，還要密切關注利益集團所產生的無形成本對企業發展的制約，并及早采取措施予以解決，否則企業將會積重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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