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生存方式，注定了只有少數人可以走出去。

　　2009年2月21日，龍崗鎮。

　　出深圳市區一路向北，不到1個小時的車程，就可以抵達龍崗鎮。傳說中的“山寨機王”——深圳市中天通訊設備有限公司，就坐落在這個鎮上。記者出發前，中天通訊的一位供貨商好心提醒說：“那兒太偏僻了！你最好找人同行。”的確，坐在一路飛馳的客車上，記者眼前漸漸呈現一片蒼涼的土黃色，恍若進入另一個世界。

　　一端是大名鼎鼎的華強北，另一端則是偏僻荒涼的龍崗鎮。這一條高速路隔開的，是黃朝暉虛無縹緲的手機夢想和單薄的現實土壤。

　　2005，歷史性轉型

　　2005年7月，黃朝暉的中天通訊獲得了國家信息產業部頒發的GSM手機牌照。也就是說，在手機生產準入牌照政策執行期間，中天通訊成為少數擁有合法身份的手機企業之一——多少人夢寐以求卻求之不得，而名不見經傳的黃朝暉，創業不到四年便如愿以償，不由得讓人刮目相看。

　　于是，業界對黃朝暉的出身來歷就有了諸多猜測。有人說他是“高干子弟”，在北京“很吃得開”，還有人說他是上校退伍，“連他掛的車牌都還是軍區的”……個個繪聲繪色，傳得有鼻子有眼。

　　事實上，黃朝暉確實“根紅苗正”。不過，他是出身于“中國第一手機家族”。這個家族來自福建晉江市靈源曾林村。其成員還包括大名鼎鼎的僑興集團董事長吳瑞林、天時達集團掌門人蔡清楚和寶捷迅董事長黃子良。

　　蔡清楚本姓吳，與吳瑞林是親兄弟。兩人一同開辟了中國電話機產業新紀元，名震江湖，后來他們分道揚鑣，各自轉戰手機市場。他們兩人都是黃朝暉的親舅舅。當時黃朝暉還年少氣盛，初出茅廬。憑借血緣關系，他很快就職于蔡清楚掌舵的天時達集團北京代表處，負責政府公關事務——說穿了，就是負責為天時達申請手機牌照。

　　近水樓臺先得月。2001年年底，“小字輩”黃朝暉突然“單飛”自立門戶，成立深圳市中訊廣通公司。2003年6月18日，中訊廣通公司更名為深圳市中天通訊公司，與此同時，黃朝暉正式宣告離開天時達，投入手機市場戰局。2005年7月，中天通訊就如愿獲得了手機牌照。

　　對黃朝暉來說，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型”。

　　那個年代還沒取消手機核準制，手機牌照還是名副其實的稀缺資源。掐指一算，吳氏家族里僑興集團手握三張手機牌照，天時達集團兩張，再加上黃子良與黃朝暉各一張，一個家族竟擁有7張手機牌照！若是親戚之間渠道共享，必將在手機江湖上掀起一番腥風血雨。

　　讓同行憂心忡忡的這種局面最終并沒有發生。有消息靈通人士隱晦地說，“中國手機市場格局本可以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種種原因卻導致他們絕不可能聯合起來作戰。”原因之一，或許正是在家族中人看來，黃朝暉得到這張手機牌照，免不了利用家族資源中飽私囊的嫌疑。這也解釋了黃朝暉為什么始終不愿談起自己的發家史。

　　不管怎樣，2005年，屬于黃朝暉一個人的手機“征途”開始了。

　　2006，渠道為王

　　在家族企業錘煉多年，黃朝暉對行業“大勢”看得很透：2002年國產手機的崛起，靠的絕不是核心技術，而是本土化渠道優勢。

　　2003年那一輪國產手機的瘋狂擴張，迪比特、波導等國產手機一路高舉高打，吳氏家族卻堅持在二三線市場加緊布局。于是2004年之后，看似風光無限的前者，很快在城市遭遇洋品牌反攻，陷入泥潭。國產手機一度占據半壁江山的市場份額急落到30%左右。此時后者卻突然發力。2005年，僑興手機逆市而上銷售330萬部，天時達手機銷售了500萬部。

　　——這無疑給黃朝暉的“中天”之路帶來不少啟示。2005年獲得手機牌照后，他聰明地選擇與吳氏長輩們幾乎完全相同的操作手法。

　　核心技術上沒有優勢，但他可以拼成本，拼速度。為此，黃朝暉先后在江蘇南京、江西南昌、浙江杭州成立了3個直屬分公司和研發設計中心，開發“時尚、實用、實惠”的手機，價格絕不超過2000元。有時候中天通訊設計出的機型，明明和洋品牌極其相似，價格卻僅為其幾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且據說當時一部手機300個左右的零部件，接近1000道工序，從采購到制造通常需要4個月，“中天卻只要一個半月就能完成”。

　　與此同時，黃朝暉大打“渠道牌”。2006年5月，中天通訊舉行全國經銷商大會暨新品發布會時，他已經建起15家加盟分公司、3個國包商和39個省包商的營銷隊伍。國包商授權在全國地區銷售，主要集中在城市。而39個省包商中，全國30個省份至少23個省，每個省包商有1個經銷商。其中10個核心經銷商囊括江蘇、湖南、黑龍江、浙江、遼寧、四川、湖北、河南，山東與陜西，一共有564個經銷網點。顯然，黃朝暉刻意回避在手機鋪貨量較大的大中城市與對手交鋒，而是集中力量瞄準欠發達的中部、北部與西部地區的8億多潛在消費者。

　　2006年，中天通訊推出了一款大受歡迎的手機，再加上成功操控渠道，黃朝暉一日千里地攻城掠地。這一年，中天通訊銷售額高達1.95億元人民幣，凈利潤2600萬元人民幣，成為深圳華強北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

　　2007，“山寨式”生存

　　手機市場就是這樣殘酷：如果連續幾款機型都沒打開市場，你就可能一敗涂地；反之就算只有一款機型做起來了也可以讓你得道升天。關鍵就看你有沒有足夠的錢，撐到成功那天。

　　2001年創業之初，黃朝暉做的是“山寨機”，市場主攻珠三角一帶�？墒沁B續做了幾款機型都沒做起來，當時還叫“中訊廣通”的公司虧得一塌糊涂。2005年拿牌后決意轉型，黃朝暉沒錢。但他懂得“想辦法”。他的啟動資金，全部來自中天通訊占用的上下游資金。

　　手機牌照，是黃朝暉手上的第一張“王牌”。

　　深圳是手機“世界工廠”，華強北就是深圳的手機集散地。手機產業鏈上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這里割據。中天通訊的“山頭”就隱身在華強北附近一個兩室一廳的民居里，美其名曰“國際事業部”。

　　如果慕“手機牌照”前來的供應商、經銷商忍不住露出驚訝表情，黃朝暉會打著哈哈說：“我們是干實事的，不圖那些冠冕堂皇的門面工夫�！迸c此同時，對外宣傳時他會著重“介紹”中天通訊位于龍崗鎮的總部：“……工廠在中天工業園，占地面積2萬畝，總建筑面積2萬平方米。員工280人。有4條組裝線，根據每款手機工藝的不同，每條生產線每小時可生產80～120臺手機，年生產能力60～90萬臺……”

　　“忽悠”，是黃朝暉的第二張“王牌”。

　　一旦對方乖乖入甕，等待他們的就是無止境地被拖欠資金或催賬。黃朝暉的小舅子楊如強任職中天通訊總經理。每當有人上門催賬，楊如強總是客氣接待，“馬上處理”，讓對方空有一肚子火卻發不出來。磨破嘴皮有幸拿到支票的債權人也別歡喜。黃朝暉強硬規定，“公司打電話通知你們，你們才能去銀行兌現支票。否則支票跳票可不怪我們�！崩碛蓜t是“你們要是一窩蜂全都涌去銀行，不利于我們中天通訊的信用度�！蓖�往到最后，資金還是留在了中天通訊賬上。

　　正是如此充分“利用”上下游資金，保證了2006年中天手機一飛沖天。

　　盡管對資金的渴求，是每一個企業老板難以抑制的欲望。但是區別在于獲取資金的方式。黃朝暉是個聰明人。聰明人往往過于迷信自己的聰明。于是這一招“空手套白狼”的資金占用模式，從此貫穿了中天通訊整個經營過程。

　　同時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剛開年，中天通訊就反向收購了倫敦一家空殼公司，進而在2007年3月21日登陸倫敦替代投資(AIM)市場，成為中國手機海外上市的第一家深圳企業。黃朝暉成功融資人民幣6000萬元。

　　如此一來，中天通訊在華強北的聲譽更是如日中天。追著喊著要給中天通訊供貨、代理手機的老板更是絡繹不絕。黃朝暉占用的資金盤子隨之越來越大。

　　“山寨機王”

　　曾有一個追賬的供應商懷揣忐忑之心，直追到龍崗鎮上的中天工業園。誰知映入眼簾的，竟只有破破爛爛的幾間鐵皮房。所謂的門衛懶洋洋地揮手放行，他進去一看，里面居然只有幾條陳舊的裝備線，連工人都不見蹤影。這個供應商又是急又是笑：“這樣的公司還能上市？！我回去也上市得了！”

　　從2005年到2007年短短兩年，中天通訊迅速崛起，歸根結底是一種“夾縫”中的崛起：與國產品牌手機相比，它走的是一條“山寨式”道路，拼成本，拼速度，拼二、三線市場；與“山寨機”相比，它又有手機牌照，還是家上市公司。

　　兩年內，黃朝暉有錢也有機會苦練內功。只可惜成功來得太過容易。此時的黃朝暉，更像一個機會主義者。他想做大做強，卻選擇了一條看似最輕松的道路。

　　華強北流傳著這樣一個經典段子：2007年年初，黃朝暉遇見一個做“山寨機”的朋友。朋友剛做出兩萬部“山寨機”，貼了一個不知道什么牌子，出不了貨，自己也賣不動，很是苦惱。黃朝暉還陪著唏噓了一陣。不久又碰面，朋友卻容光煥發。黃朝暉很奇怪。他這個朋友很興奮地說，貼了“中天”的牌子，兩萬部“山寨機”立馬全部被人拿下。

　　這再一次證明了“中天”品牌的號召力。但滑稽的是，這次遭遇竟帶給黃朝暉靈感萬千——連大眾汽車也貼牌，為什么中天不能貼牌？其一，“山寨機”如此泛濫，與其讓別人白白貼牌，還不如自己收錢貼牌！其二，省時省力，“中天”品牌手機的出貨量就能增長。量一放大，自己只需專注于深耕渠道鋪貨，“中天”品牌影響力自然放大。

　　從此，黃朝暉開始兩條腿走路：一邊生產自有品牌手機，一邊為“山寨機”貼牌。憑借中天通訊的江湖地位，眾多“山寨機”廠商趨之若鶩。一時間，中天通訊成為國內手機市場上最大的貼牌商。

　　在深圳華強北，打著“中天”旗號的手機滿天飛。通過黃朝暉在渠道上的不懈努力，中天手機和貼著中天“品牌”的“山寨機”更是走向了大江南北。堂堂一個國產手機品牌就這樣淪為名副其實的“山寨機王”。

　　擺在臺面上的數據很風光：2007年這一年，中天通訊自有品牌手機銷量51.26萬部，代工、貼牌、品牌手機總銷量高達400萬部，銷售額高達2.14億元人民幣。然而，這不過是最后的幻象。

　　時值2007年10月12日，一場沒有任何征兆的風暴悄然而至——正式取消手機牌照制。

　　“每個入網標只能賣到一兩元錢。”——沒有了手機牌照這個門檻，市場競爭者頓時蜂擁而入。而此時中天通訊的崛起模式，最容易被復制。

　　前有洋品牌虎視眈眈，后有“山寨機”窮追不舍，現在又突然多了一群“不要命”的國產手機競爭者。中天通訊頓時陷入一個進退失守的窘境。

　　這時候，中天通訊的貼牌弊端開始顯現：其一，大量貼牌“山寨機”在市場上流通。質量低劣的，影響中天通訊的品牌形象，性價比高的，則已經開始沖擊中天通訊本身的手機銷售；其二，喪失了僅有的一點品牌優勢，捆綁中天通訊和其經銷商的，似乎只有永恒的利益。而競爭者，正在狂熱地讓利以搶占渠道。

　　怎么辦？

　　戛然而止的神話

　　2008年的深圳華強北，人頭攢動盛況不再。用“屋漏偏逢連夜雨”來形容此時的黃朝暉，非常貼切。

　　記者在深圳華強北采訪時，仍有國產手機經銷商抱怨，相比往年國內整體手機銷售約30%的增長率，2008年的增長率還不到10%。相反，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卻在持續上漲。對不少“山寨式”生存的手機生產企業來說，一款普通機型的開模費從20萬元到50萬元不等，再加上各種采購費用和人力成本，生產一款手機的成本至少在300萬元到500萬元之間。如果按照一款手機300元到500元的“出廠價”計算，“單款機型1萬部的出貨量，已經成為圈內的生死線。”

　　面對行業性滯漲，利潤空間又如此之低，中天通訊卻不得不和競爭對手短兵相接�！笆謾C更新換代這么快，要搶占渠道，先做出來再說！”

　　“做出來再說”的結果就是整整一年，中天通訊每款機型的出貨量都沒超過1000部！每款機型直接損失上千萬元！機型不被市場看好，這是任何手機企業都可能遇見的問題。只是它恰恰發生在最不恰當的時候。

　　中天通訊長期以來的資金鏈問題開始爆發。金融危機下世道艱難，積怨已久的供應商挨個兒停止給中天通訊“免費”供貨。尤其到了2008年年底，中天通訊位于華強北附近的國際事業部里，來往催賬、追討債務的人絡繹不絕。

　　已經半年多沒拿到工資的員工們還不停為自己打氣，“黃總為人講義氣，業績好的時候對員工也很慷慨。所以公司遇到了困難，我們也愿意跟黃總一起渡過難關。”

　　沒想到僅僅一個月以后，他們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老板。

　　“老板娘跟我說，老板現在生病住院了，叫我們好好做，資金馬上就會到的。”這就是中天通訊“家族高管”對公司高層的最后一次“指示”。

　　手機集體關機、停在公司樓下的奧迪、寶馬全都消失了蹤影……沒有人知道包括黃朝暉、黃朝暉之妻、黃朝暉的小舅子在內的中天通訊“家族高管”去了何方。

　　只是聽說中天通訊欠下各種外債總計2～3億元，甚至連工廠承包出去的食堂都欠債50～60萬元；聽說失蹤之前，黃朝暉已經將中天通訊抵押給香港一家公司，抵押借款2000多萬元……

　　對奇跡式快速崛起的中天通訊來說，這無疑是最糟糕的結束方式。

　　當記者離開龍崗鎮上貼滿封條、陳舊破敗的中天通訊“工廠”，回到深圳華強北，這里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似乎已經開始恢復昔日的繁華茂盛。一位國產手機經銷商喜滋滋地說：“每次蕭條之后都會反彈，看來今年開了個好頭。”記者隨后尋遍各大通訊城的柜臺，曾經鋪天蓋地的“中天”手機似乎一夜之間消失了蹤跡。另一位經銷商漫不經心地告訴記者：“中天？早就在圈內臭了名聲�，F在大家都貼‘金鵬’，貼‘大顯’……”

　　他們依然在“山寨式”道路上一路狂奔。只是不知道，還會有多少人在這里成就或者破滅他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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