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中國企業倫理研究課題組 薛友志 周杰等

　　ST花雕的實際控制人陳克恩、陳克根兄弟因為報表虛假陳述被證監會判處市場禁入；同時控制上海科技、中國紡機、小天鵝以及ST長興四家上市公司的斯威特系因為占用上市公司資金以及關聯交易丑聞使得整個集團處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中……

　　獨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信息披露機制的完善以及股權分置改革的推進等無疑證明了旨在保證投資者利益的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國實踐界的發展與完善，然而，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現代公司治理制度卻無法避免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貪污受賄、以權謀私、假公濟私、公款消費、環境污染等現象，屢禁不止的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行為，使得中國企業在國際化市場的聲譽嚴重受損，降低了國內企業的持續競爭能力。

　　當然，我國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及投資者保護制度必然是導致這些問題出現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同時暴露出此類公司治理問題，也不得不使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重新考慮我國上市公司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這就是高于治理的倫理角度。

　　公司治理的倫理屬性

　　很多學者與企業家將公司治理界定為監督控制經理層，保證股東利益與總經理利益一致的制度安排。循此邏輯，在“所有與控制”的框架下，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便是解決委托代理問題。但由于股東至上原則引發的種種違規行為，西方學者開始將“利益相關者”概念納入到公司治理的理論中去，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后，公司治理的研究與界定突破了傳統的“所有控制”框架，公司治理所處理的關系不再局限于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而是由單一的所有主體擴展到多元的利益相關者。進入90年代，公司社會責任也成為公司治理概念框架的內容之一，至此，公司治理的基本概念開始凸現倫理的屬性。

　　OECD公布的《OECD公司治理原則》提出，公司在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關注和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不受損害，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關系的問題，公司治理還應該考慮其他的一些與公司決策相關的問題，諸如：環境問題、反腐敗問題以及道德規范問題。澳大利亞

證券交易所(ASX)公司治理委員會建議組織“澄清公司董事和高級經理人員的倫理行為標準……鼓勵發現那些標準”。ASX推薦制定一套董事、CEO及其他高級經理人員為維持倫理聲譽和公司誠信必須遵守，以及概括組織中的個人舉報非倫理實踐的責任的行為準則。ASX制定的十條公司治理原則中有兩條涉及到倫理問題，分別為：原則3：促進倫理和負責任的決策；原則10：承認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NYSE第10條規則也規定：“上市公司必須采用和披露一套適用于董事、官員和員工的商業行為和倫理準則。”

　　上述有關國外公司治理實踐中對倫理的重視要求中國企業家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公司治理的目標不僅僅是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使得企業的行為符合倫理標準、平衡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以及個人目標和公共目標之間的沖突，盡可能使個人、公司及社會之間的利益一致。只有通過“倫理”而完善的“治理”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石，也是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高企業倫理水準的關鍵。

　　倫理董事會的構建

　　作為股東利益代表的董事會一直是內部治理結構的重要維度，它的主要責任是激勵、監督與控制總經理的行為，并進行科學的決策，最終實現公司價值的最大化。然而，正是董事會作為股東利益代表的地位使其行為更多地關注股東利益，進而使得實踐界在構建董事會的目標時忽略了“倫理”的屬性，造成中國企業在形成董事會制度的同時，仍然頻頻出現污染環境、惡性競爭、虛假廣告等只重“經濟”而輕視“倫理”的行為。因此，如何提升董事會的倫理水準、構建倫理董事會將成為提高公司治理倫理水平的關鍵，也是用“倫理”完善“治理”的重要環節。

　　倫理決策

　　從監督制衡到科學決策無疑是公司治理的進步，作為公司治理重要維度的董事會本身便承擔著科學決策的重要職責，同時也掌握著企業的決策權，而現實中董事會為了滿足自身或股東的利益，常常利用這一權力進行著一些非倫理決策。董事會的非倫理決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決策目標的非倫理性，主要指董事會為了實現企業經濟價值的增加而進行的一些非倫理決策，如為了偷稅而進行的會計造假、為了提高銷售水平而進行的虛假廣告、為了提高產量而進行的環境破壞等行為。針對這一問題，企業必須加強對董事會成員的倫理培訓，強化董事會成員的倫理觀念，構建針對董事會的倫理準則，制定以社會績效為目標的決策準則；另一方面是決策實施的非倫理性，主要指董事會為了實現其戰略決策而采取的一些手段有失倫理，國外一些學者發現，一些總經理被辭退的原因并不是他的能力與業績不好，而是由于總經理所提出的戰略決策并不是董事會想要的。由于一些董事(如獨立董事)可能在其他組織中擔任管理職務，因此，他們更加喜歡可以實施與其所在組織相一致的戰略的管理者，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管理者便成為他們的犧牲品，這顯然是不公平的。針對這一問題，企業在引進獨立董事時，應盡可能考慮其“關聯”企業的戰略是否與該企業一致，引入更加“獨立”的董事，同時，建立更加客觀公平的總經理變更制度。

　　倫理激勵

　　通過有效激勵降低高管的私利行為是公司治理一直強調的做法，也是董事會的主要職責之一，然而，薪酬的公平性卻成為當前較為突出的倫理問題之一。一些研究發現，2002年上市公司整體業績增長8.5%，加權平均每股收益不過從0.137元增至0.143元，而高管薪酬增長卻高達9.15%，超過公司盈利增長的1倍還多。根據相關報道，2005年高達6416萬元巨額虧損的廣東

科龍電器高管年薪連續四年高居高管薪酬排行榜之首。這一現狀向董事會提出了倫理激勵的要求，盡管董事會擁有制定經理層薪酬的權利，但是應該根據合理的度量指標、價值或標準來確定，應該體現公平的倫理觀，而不是由董事會成員隨意確定。導致董事會在制定薪酬時缺少公平倫理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董事會在制定薪酬時缺少客觀的評價標準；另一方面，董事會與總經理存在著關聯，由于實踐中很多董事是由總經理任命的，這樣，董事便成為總經理的“打工者”，下屬為領導定薪酬，公平性又從何談起。國外學者已經發現，CEO薪酬的水平與CEO任命的外部董事比例呈正相關。因此，要解決上述兩個問題，必須在董事會下建立獨立的薪酬委員會，一方面可以保證專門的人員設計出能夠準確反映CEO、經理層及員工對公司創造的經濟價值的薪酬體系，另一方面，保證薪酬設計的過程不受總經理的影響。正如Business Roundtable原則2的規定：CEO及其他高管人員的薪酬應該由完全由獨立董事構成的薪酬委員會確定。

　　倫理控制

　　監督控制管理者的行為是董事會的主要職能之一，而且，戰略控制與財務控制是董事會通常采用的兩種控制模式。在戰略控制模式下，評價管理者的“好”與“壞”的標準在于其行為是否有利于公司戰略目標的實現，而隨著組織結構復雜性的不斷增加，董事會與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加深，而獨立董事由于受時間與精力限制，不能很好地對管理者的行為進行評價，從而造成董事會判斷管理者行為戰略意圖的難度增加。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董事會對總經理的評價標準轉為短期財務指標，形成了財務控制模式。不難理解，董事會選擇財務控制的結果更可能導致總經理為了追求短期經濟利潤而實施一些非倫理行為，如調整會計報表。然而，戰略控制是否就可以避免非倫理行為呢？答案是否定的。盡管戰略控制有助于提高管理者追求企業的長期目標，但這一目標無非還是提高財務績效，當然，管理者為了實現長期經濟目標同樣也會伴隨著一些非倫理行為，如環境污染。因此，無論是財務控制還是戰略控制，其服務的對象是股東，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價值最大化，并沒有考慮其他的利益相關者。針對這一缺陷，企業在進行控制模式的選擇時，始終不能丟掉“倫理控制”，在企業目標評價體系中加入一些反映倫理水平的指標，即用社會績效來評價管理者的“好”與“壞”，如社會捐贈、環保投入、稅收繳納等指標。

　　因此，構建體現倫理的公司治理目標是實現公司倫理行為的前提，而倫理決策—倫理激勵—倫理控制是實現公司治理中倫理目標的手段。公司決策時對倫理的關注使得公司的行為更加符合社會公認的標準，同時在決策實施過程中也要注意對經理層激勵標準制定的倫理性以及公司采用的控制手段體現的倫理性，從而使得中國的上市公司真正能夠構建倫理型董事會，將倫理的內涵融入公司治理的整個過程中，實現倫理行為，提升公司

競爭力及整個社會的倫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