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師似乎永遠都在預測一個已經存在于我們周圍的未來。

　　　 ——《經濟學人》商業版編輯　米可維斯特

　　據說《基業長青》盤踞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達12年之久。如果這是真的，那無非證明了企業界的恐懼和貪婪—對消亡的恐懼以及對永恒存在的貪婪。三十多年來，環境的劇烈變化，企業的生存面臨著越來越多難以預測的變數。1970的美國500強，至今仍在運營的不到三分之一。同時，截止2006年，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不足2.9年。經營狀況正佳的公司，也焦慮于難以吃消的劇烈競爭，擔心跟不上時代變革的步伐，被送進“企業墓園”。事實上，這種“墓園”比比皆是：廠房沉睡在雜草之中，“戒了煙”的煙囪劍指蒼天，企業廢墟蒼茫肅殺。于是，柯林斯們粉墨登場，大談公司的長壽之道。

　　“基業長青”VS長壽指南

　　柯林斯和波勒斯從《財富》500強中遴選了18家高瞻遠矚的公司，并為每一家高瞻遠矚公司分別找了一家對照公司。他們聲稱其研究有兩個目的：①找出高瞻遠矚公司共同擁有的、使它們有別于其他公司的基本特質和動力，并把這些發現化為有用的觀念框架；②把這些發現和觀念向大家推介，造福渴望創立、構建和維持高瞻遠矚公司的人士。 我們不想武斷地把柯林斯等人稱為“江湖郎中”或者“氣功大師”，但這兩點似乎可以被還原成—尋找一群活蹦亂跳的高壽老人的長壽之道，并介紹給想活得更長的人們。不畏死之民，畢竟是小眾。再說，誰也不能說柯林斯毫無道理。但是，柯林斯等人擺出一副“信我者得永生”的架勢，指點公司興亡之道。生死興衰乃自然規律，誰也不能違逆。企業能堅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理由多多。決定壽命長短的因素也并非一兩點就能說清：氣候、生活習慣、遺傳基因、物質條件、醫療保障等都可能是長壽“蕭何”，也可能是致命之“蕭何”。柯林斯等把公司長壽的理由歸結為“核心理念”頗為武斷。那18家“高瞻遠矚公司”某天會不再存在或者改投他姓，恐怕也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任何觀點都不會永遠正確，柯林斯等卻聲稱自己的觀點永遠不會過時，與巫師道士又有何異？果真如此，整個世界非瘋即傻。

　　“王道”與“霸道”，并不新鮮的主題

　　柯林斯等關于企業長青的核心觀點是所謂核心理念。核心理念又被分解為核心價值觀和核心使命。這兩點，用柯林斯等的話說就是“利潤之外的目的”，通俗地理解就是—企業不要老是盯著錢看。他們把一些曾經杰出但如今垂而不死的或者已經壽終正寢的企業的敗亡歸咎于鉆進錢眼里去了—用管理學語言表述，就是把股東的利益放在員工和社會利益之上。公司又不能羞于賺錢，如何應付這個矛盾呢？柯林斯引用了被“封”為高瞻遠矚公司的默克的前總裁喬治•默克二世的話：“我們要始終不忘藥品旨在救人，不在贏利，但利潤會隨之而來。如果我們記住這一點，就絕對不會沒有利潤。我們記得越清楚，利潤就越大。”這無非是一個放長線釣大魚的理論，無非“教育”人要將自利的動機隱藏得越深越好—大奸似忠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與之對照，在柯林斯眼里，與默克二世同時代的輝瑞公司總裁約翰•麥基恩就是缺乏處世智慧的傻瓜：“在人道之外，我們的目標是從所做的一切事情當中獲取利潤。”唉，境界上落了下風，輝瑞也只能“淪落”默克的對照品，與高瞻遠矚無緣。

　　事實上，此論并不高明。中國在兩千五百年以來，不斷追求所謂盡善盡美的道德。孔子曰仁，孟子曰義，二位老人為后世國人留下了處世的準則。但以當時的時代背景，二位先賢所論當然行不通，所以孔孟生前皆不受諸侯待見。于是，后來就有了王道與霸道之分。何謂王道呢？就是以仁德待人，把人感動得甘心情愿地歸順于你。何謂霸道？就是你有實力，以力服人，誰不服就打到服為止。也就是說，以德服人為王，以力服人為霸。“王霸雜而一之”是大多中國人做人做事的一貫方式。歷史教科書教育我們，空談仁義的宋襄公和自恃武力的楚霸王都哂笑于后世。逐利是企業家的天性，柯林斯的意思是多數長青公司既王且霸，而對照公司則太看重短期利益，屬于霸氣太盛。

　　高瞻遠矚企業＝地下幫會？

　　把企業社會責任和高遠使命放在嘴上的公司越來越多，為什么長青公司少之又有少呢？

　　柯林斯們會說，(大多數企業)說了不做或者想做卻貫徹不下去。那些高瞻遠矚的企業好歹也推行了幾十年，跟風的企業一朝一夕怎能學得會。再說，那些公司的核心理念是如同宗教一般在組織內被信奉的。這一點柯林斯極為欣賞。柯林斯說：“我們發現了一些共同宗旨，特別是找到了教派四個特點：熱烈擁護理念，灌輸信仰，嚴密契合，精英主義。高瞻遠矚公司表現這些特點的情形，遠比對照公司強烈。”他又說：“如果你不愿意熱忱地接納惠普風范，那你就根本不適合待在惠普公司里；如果你不能真心相信沃爾瑪對顧客的狂熱奉獻，那么你就不適合沃爾瑪……如果你對個人自行決定該買什么東西的權利(例如買香煙)有所質疑，你就不適合在菲利普•莫里斯工作……”換一種極端一點的說辭，這與地下幫會又有何異？長青公司的員工都有一個被洗腦的過程，且這些公司對怎樣給員工洗腦頗有心得。強調控制的教派文化與強調人本管理的員工自主是一對矛盾，當然這是一種軟控制，非常高明，信徒對教主和教派的奉獻往往都是心甘情愿的。

　　濫用進化論的謬誤

　　拿其他學科的經典理論比附管理理論，是管理界流行的做法。這樣容易給管理學披上科學的外衣。生物學首當其沖。生命體是由細胞組織集合成的有機體，而企業是由人構成的組織；企業相對于整個市場而言，多少帶有點生命體的意思。于是乎，有用個體基因突變來比附危機管理的，有用員工都是細胞來構建解放型組織的……柯林斯等將進化論搬了過來。對于一個物種，基因突變往往是為了適應環境的變化。柯林斯舉3M應時而變、發展壯大作為正面的例子，證明變是必須—3M公司沒有固守根本，柯林斯說謝天謝地。反之，如果像諾頓公司守著砂輪業務不變，最終只能被收購。柯林斯道：“我們不是說演化式的進步等于漫無目的的多元化發展，更不是說專注的企業策劃一定不好，沃爾瑪公司就是例子。到目前為止，沃爾瑪仍然堅守一種行業—折扣零售業，卻在這個狹窄的行業里同時刺激進化式進步。我們也不是說固守根本的觀念沒有意義。真正的問題是：高瞻遠矚公司的根本是什么？答案是：公司的核心理念。”究竟變還是不變？柯林斯玩起了文字游戲和術語堆砌：多元化的公司是在變，沒有多元化的公司也是在變，只有核心理念沒有變，也不能變；至于變化失敗，則避而不談。

　　柯林斯又說：“高瞻遠矚公司的核心理念好比自然界的遺傳密碼，遺傳密碼在物種變化和演進時保持固定，高瞻遠矚公司歷經所有變革時，核心理念也保持不變。”諷刺的是，在生物進化的過程中遺傳密碼并非一成不變，只不過物種越相近，遺傳密碼(DNA或RNA)差異就越小而已。哺乳動物是從爬行動物進化而來，遺傳密碼如果不變，人類豈不還是冷血一族。狗從狼進化而來，遺傳密碼倒沒有大變，習性卻如同冰炭。柯林斯無非是將“核心理念”生硬地從企業某些特征中提取出來，加以修飾，聽起貌似合理，但所舉例子都是暫時比較成功，豈不勉強？

　　山賊成不了氣候，理智的賭徒可以？

　　柯林斯等人在描述企業的戰略意圖(加里•哈默爾和普列哈拉特的得意觀點)時，用了“膽大包天的目標”一詞：“膽大包天的目標是一種英勇壯烈的、灰色的目標。理智和謹慎的心態或許會說‘這樣不合理’。但是追求進步的動力會說‘無論如何，我們相信可以做到’。這些不是目標，而是膽大包天的目標。”

　　翻閱泱泱華夏史，做開國皇帝的人中也有從“賊”始的。和一般的小毛賊不同，他們的目標很大—這決定了他們可能闖的禍也很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可能會在瞬間將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化為烏有。群雄逐鹿，鹿總要死一家。同樣懷著天大的目標，相對理智又善于尋找對手弱點的組織，往往笑到最后。張士誠小富即安，出局早晚的事；朱元璋和陳友諒都是心比天大的奸雄，一個坐了龍庭，一個敗死鄱陽湖—后者缺乏政治家的氣度和理智。

　　柯林斯等又說：“高瞻遠矚公司不會追求任何隨意得來的膽大包天的目標，只是追求既能加強本身核心理念，又能反映公司自我定位的膽大包天目標。”天大的目標可以提供強大的動力，理智是對自身定位客觀的認識和合理決策的基石。核心理念在一個組織飛躍過程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通用電器，我們為生活帶來了好東西”，沒有這句話，韋爾奇真的無法實施他的革新？波音公司把命運押在波音747上豪賭的勇氣，難道來自于“貢獻航天科學”的核心理念？

　　基業長青本身就是一個站不住腳的偽概念，是對事物發展規律的反動，是企業界的一劑麻醉劑，可以讓企業家們耽于幻想。徐福騙了秦始皇一大筆錢遠渡東瀛。他知道搞不到不死藥，害得秦始皇大殺方士泄恨，背上了“坑儒”的罵名。《基業長青》不是企業界的神丹妙藥，看看中國歷朝歷代的興亡起落，盛衰曲線，便可知曉。《基業長青》充其量是一本高手寫就的勵志書，吉姆•柯林斯何嘗不是一個巧舌如簧的徐福。

　　　 北京西直門附近有一條叫高梁河的小河。一千多年前，宋太宗趙光義興致勃勃地帶著二十萬大軍北伐契丹，在西直門外高梁河邊全軍覆沒，宋太宗身負重傷，騎驢落荒而逃。由于其操切，最終將宋太祖多年的戰備揮霍一空，宋朝從此再也無力收復幽云十六州這個北方屏障，為百年后亡于金人之手埋下了伏筆。維特根斯坦說：“世界是由事件組成的。”如果趙光義豪賭贏了，大宋就能基業長青嗎？宋太祖“以文治國，不殺言官”的“核心理念”也被忠實執行了，加之儒家理學的教派文化，且宋帝國歷代CEO都不是外人，又有恢復漢唐盛世的天大的目標。惟一長青的只有高梁河的河水，流過歷史嗚咽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