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反思成長的痛苦

　　本報記者：方益波

　　工廠林立，機床轟鳴，經濟快速發展。

　　廢氣噴吐，污水橫流，森林和土地大量消失。

　　近些年來，中國的很多地方，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資源利用效率低、浪費嚴重的現象。這種“以資源換發展”的經濟粗放增長格局在過去的相當長時間里促進了一些地方的快速發展，但是隨著人們的需求從溫飽向更高生活品質發生變化，很多地方開始對這些發展帶來的問題感到困惑，出現了“成長的煩惱”，甚至是“成長的痛苦”。

　　如何給“成長”止痛？如何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粗放增長的格局？在市場大潮中喝了頭口水的浙江如今也率先開始反思。不少有識之士指出，企業界的誠意和努力當然重要，但關鍵還在于政府管理職能的創新。

　　市場機制為何在資源配置前“鈍化”

　　按照資源配置和利用的一般理論，計劃經濟才必然導致普遍的資源粗放利用和低效率，市場經濟應該是有效利用資源、集約發展的體制基礎。依此推論，盡管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還存在諸多問題，但是在市場機制發育成熟的地方，資源配置應該比較合理。讓我們來看看堪稱中國市場經濟發育最成熟的地區——浙江省。

　　據浙江省統計局的數字，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達到12.1%，居全國各省市區的首位，成為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最快、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但浙江經濟在實現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也同樣存在各種資源的高投入、高消耗現象。

　　據悉，浙江的

能源消費總量正逐年擴大，電力消費強度逐年上升。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及煤炭、電力、石油三大能源消費彈性系數，近年來都呈現上升態勢。2000年全省每億美元GDP的能源消費量為7.7萬噸標準煤當量，而世界平均水平為4.48萬噸標準煤當量，高收入國家約為2.9萬噸標準煤當量。

　　此外，近年來，浙江的投資率持續上升，投資效果系數卻有所下降。

　　近20多年來，浙江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相當于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18.8%上升到2003年的53.2%。

　　同時，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卻呈不斷下降的態勢。每增加一億元GDP需要固定資產投資，由在“六五”、“七五”和“八五”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的1.16、1.78和1.39億元，提高到“九五”和“十五”前三年的3.71和3.38億元。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如何在資源的合理配置方面，快速趕上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已經成為浙江人當下仔細琢磨的最重要課題之一。

　　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進程中，浙江是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統籌方面做得比較好的，相對而言，在中國的很多地區，這種經濟粗放增長對資源合理配置的損害要更嚴重。

　　政府管制了幾個最主要的資源要素

　　在我國，壓低、克扣和拖欠工資，勞動條件惡劣，損害職工合法權益的事時有發生。有專家指出，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本來是一種優勢，但在現實生活中，勞動力這一最寶貴和豐富的資源，卻備受侵害。一些人以“比回家收入高”對勞動力進行殘酷的壓榨，實際上是對資源掠奪性的戕害。

　　有專家指出，造成市場體制在資源配置前失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某個省的地方發展思路，而在于整體的機制和制度，在于在現行的制度設計上，政府仍然控制、壟斷和配置了大量的要素和資源，從而助長了企業對資源的粗放利用。勞動力要素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例子。這幾年，政府文件中也是多見“扶強扶大扶優”措施，少見“扶弱扶小扶貧”。

　　浙江省一份題為《資源集約利用與政府管理創新》的調查報告，不僅指出了勞動力要素存在的問題，還對資金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問題進行了概括。 這份報告指出，在資金要素問題上，中國長期來實行低利率政策。統計表明，在1979年至2004年這26年中，有10年即1/3以上年份的銀行利率，扣除價格上漲之后，實際利率為負值，另有七年銀行利率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利率在2%以下。這種人為壓低資本的使用價格，導致其既不反映稀缺性，又不反映供求關系，其實質是政府通過“擔保”降低了風險，創造了對資金的過度需求。此外，資金債務約束力不夠以及發展長期資本市場過程中存在的“圈錢”等諸多問題，均導致了對資金的過度需求和粗放的、低效率的使用。

　　在土地要素問題上，現行土地制度安排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在農村，說是土地集體所有，等于沒人所有；在城市，說是土地歸國家所有，實際上地方政府擁有征用、拍賣和處置的權力。在追求短期經濟增長即所謂“政績”的驅使下，中國不少地方政府把“經營土地”作為一種重要手段，競相采取一系列優惠政策招商引資，低價征用和出讓大批土地。

　　浙江省統計局副局長王杰說，在目前的中國，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仍然很低，政府仍控制和壟斷了大量的資源。為了推進工業化，政府對市場上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價格，基本上根據行政命令和計劃管制加以確定，人為地壓低，沒有形成有效的市場價格，也沒有形成要素之間和要素與產品之間的價格傳導機制。因此，這是一種缺乏必要競爭、價格信號存在一定扭曲的市場。

　　他認為，政府的管制壓低了要素價格，人為擴大了對資源的需求，導致企業集約利用資源“外無壓力，內無動力”，成為企業對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及自然環境等粗放利用和掠奪的重要原因。

　　政府管理創新是關鍵

　　王杰和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賈生華等一些專家指出，目前，一些政府官員往往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當作是企業的任務。其實，要改變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是改革政府行為。他們建議：

　　把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切實轉到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上來，實現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的戰略性轉變。改進和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政績考核也要有社會發展、資源集約利用和環境保護的指標。

　　改變政府角色，轉變政府職能。政府的作用不應是包攬一切，也不應是強化干預企業的微觀職能，而主要應體現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規、政策和交易規則，規范和維護市場秩序，為促進技術進步、加強資源集約利用和環境保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要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逐步減少乃至取消政府對資源的過多占有、壟斷和配置。

　　適應加入WTO后與世界接軌的新形勢，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資源(要素)管理機制。改革建設用地供給方式。逐步放松對利率的管制，創造條件穩健推進利率市場化(自由化)進程，使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信號，其水平高低能靈敏地反映出資金稀缺程度。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真正形成有管理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一切自然資源的開發和使用都應繳納資源稅。

　　按照技術進步和以人為本的要求，改善對企業的微觀管制。以節約利用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率為核心，明確和嚴格各行業的標準規范、市場準入條件等。明確企業的社會責任，切實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在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中尋求合理平衡。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不僅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且是社會問題。處理不好既降低資源利用效率，又損害社會公平，成為破壞社會和諧的直接因素。要加快政府公共管理的轉型，即由利益政府向中立政府轉變，由扶大扶強扶優向扶小扶弱扶貧轉變，由效率優先向兼顧公平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