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領袖的人文責任

　　余秋雨/文

　　我到大學演講，經常會有女學生問我：“余教授，一個男人的第一魅力是什么？”

　　我回答道：“責任。”

　　演講廳里響起一片掌聲，先是女生，再是男生。

　　在另外一些場合，有職員問我：“一個企業家的最佳品質是什么？”

　　我回答道：“有社會責任。”

　　也有學界朋友問我：“在你的心目中，一個行業性領袖的最高素養是什么？”

　　我回答道：“有人文責任。”

　　責任，總是責任，而終點是人文責任。

　　人文責任，是對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人們最需要、又最容易失落的，以人性、人道為基礎的人類共同精神價值的主動承擔。這話有點長，縮短一點，也可以說：這樣的領袖，把以人為本的精神價值壓到了自己肩上。這樣的領袖如能成批出現，那么，一個社會的質量就會快速提升。

　　對此，我特別重視歐洲的經驗。在歐洲，社會質量的快速提升，有賴于文藝復興運動，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文藝復興是怎么起來的呢？是靠達·芬奇、米開朗琪羅他們嗎？但這些藝術家怎么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畫很大的壁畫、去做很花錢的雕塑、去造既花錢又花時的教堂呢？如果沒有力量做這樣的大事，他們又怎么有可能喚起民眾圍繞在自己周際來集體地享受和推進人文主義發展的呢？答案是，在他們背后，有財團支持。

　　當文化、財富、權力三者結合在一起，偉大的社會變革也就成了事實。這中間，以美第奇家族為代表的

佛羅倫薩財團，已經被寫入人類文明的進步史冊。現在的中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文的需求出現了。這種需求，企業家本身最迫切，因為他們不知如何離開了人文目標來處置自己的巨款財富。無法處理，就會像肥胖的軀體，或營養過剩的湖泊，對人對己都造成不便和傷害。而人文目標則是一種坐標，足以使自己的財富進入倫理，獲取尊嚴。更重要的是，這種財富的自我完善過程，恰也是社會人文素質的提高過程。多數成功的企業家總能很快擺脫個人的物質目的而進入公共的精神建設，那么，公共的人文責任，本是他們樂于承擔的。

　　4年前美國開過一個學術研討會，討論經濟行為和人文責任的關系。各國專家認為，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全在人文，或者說，用貨幣方式達到非貨幣的人文目的。他們說，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要擺脫貧困是不難的，難的是，獲得了足夠財富之后問一聲為什么。為什么要致富，而且富了還要富？很多企業家會講一些為了企業的表層目的，但當逼問到深層，觸及的個人企望，那就會出現多重的賺錢目的。有的是為了安全，有的是為了榮耀，有的是為了幸福，有的是為了自由，也有的是為了慈善——這里不管哪一條，都是人文目的。

　　因此，這里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迷魂陣，繞來繞去，身心俱疲，但最后的出口只有一個。我希望企業家在這個迷魂陣里繞得少一點，力爭早一點走向出口，而商業領袖，則是走出了出口的人。他們肩上的人文重擔，已經超過商業重擔——這一點，正是區別商業領袖和一般企業家的重要分界線。

　　說到這里，我想，這次被評為最佳商業領袖的人該進一步明白自己是誰了。由于說到了人文目的和人文責任，那就還要順便告訴商業領袖，我們所說的人文，并不是現在文化界流行的那種吟詩作文、談古論今、咬文嚼字的附庸風雅，而是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這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沉淀歷史，又面對未來；立足本土，又面對世界，而它不變的宗旨，是以人為本的責任。

　　(余秋雨著名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