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 秋風

　　有一位中國制藥企業的董事長到印度考察回國后感嘆，中國醫藥企業平均落后印度10~15年，印度藥企已經成為我國企業最大的競爭對手之一。

　　有分析說，無論是規模、數量還是性質，中國醫藥產業和企業都與印度驚人相似，兩國醫藥企業都以生產仿制藥品為主，自主創新研發藥品所占的比例相當小。但在印度，除了大量小規模醫藥企業之外，已形成了Ranbaxy、Dr.Reddy’s、Cipla等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大型制藥企業。這些企業已不局限于簡單的仿制，開始有了自己的創新藥物。而這些制藥企業，正通過收購國際知名醫藥企業的非專利業務、建造海外工廠的形式，進入歐美發達國家市場。相比之下，中國醫藥企業中卻似乎沒有哪一家具有世界級水準。

　　其實，這樣的反差不止出現在制藥行業。過去十幾年，國際商學兩界公認，印度已涌現了二三十家世界級大企業，從軟件業、制藥業到

　　這是怎么回事？中國的經濟學家興奮地告訴國人，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濟的表現要比印度好得多，人均GDP目前已經是印度的兩倍。某位國際知名的華人經濟學家更是再三嘲笑印度模式，并且說，中國模式的交易成本更低，更可取。

　　但假如人們的目光不只是盯著GDP，考察一下經濟的結構，也許就不會販賣這樣的經濟學“野狐禪”。任何一位受過基本經濟學訓練的人都知道，企業才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富有活力的企業才是經濟健康增長的根本基礎所在。據此推理，假如一個經濟體經過了較長時期的穩定增長，那么這個經濟體中一定涌現出了一批相當優秀的企業和偉大的企業家。假如事情不是這樣的，經濟增長了，但卻沒有涌現出偉大的企業與企業家，那這個經濟體的增長一定存在某種不合邏輯之處。而任何不合邏輯的好事情，總是值得追問甚至懷疑的。

　　當然，中國這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并非沒有涌現出一些成功的企業。在計劃與權力控制體系的邊緣地帶，比如，浙江、廣東，確實出現了一批成熟的民營企業，他們在大量細分市場上，把知識與勞動的分工發展到極致，他們是偉大的小企業，盡管隱藏在舞臺背后，但他們代表著中國的競爭力。在印度，同樣存在大批這樣的企業。

　　然而，按照正常的邏輯，除此之外，中國也應當涌現一批標志性的世界級大企業。但充滿了殷切期望的人們卻似乎沒有看到這類企業。這多少讓人有點兒沮喪，于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政府開始積極地打造這樣的企業，目前的產業政策同樣致力于追求這樣的目標，比如，上海就在打造食品航空企業。

　　但是，筆者不得不說，這樣的政策只會適得其反。我們今天之所以看不到偉大的企業，恰恰是因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政府的手伸得太長了。事實上，這種有形之手遠遠超出西方經濟學家所討論的“政府干預”、“政府管制”的范疇，而是政府直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體。90年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地方政府競爭，就是利用其控制性權力，竭盡本地一切可交易的資源招商引資，扶持最能實現政績最大化的產業，以實現GDP的高速增長。

　　這能夠創造增長奇跡。但是，權力與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卻具有嚴重的負面效果和巨大的道德風險。其負面效果就是，企業家的競爭不是在市場上展開，而是在政府大門口展開。企業家精神被用于尋租，而不是用于改進企業組織，提高效率。這一點，在那些所謂的高端行業表現得最為明顯。越是中心城市的高端行業，越是尋租色彩濃厚，這里的所謂企業家越沒有企業家精神。沒有人相信掌管電信、金融、石油、鋼鐵等行業的那些經理人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物。而沒有企業家精神，就沒有偉大的企業家，沒有偉大的企業家，何來偉大的企業？

　　所謂的道德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今日中國企業家的犯罪率之高，肯定史無前例。從正宗國企的朱小華、王雪冰，到國企強人李經緯、趙新先、劉曉光，再到民營的張海、顧雛軍，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物紛紛成為階下囚。權力不光抑制了企業家精神的成長，也腐蝕了企業家，他們被自己的成功送進了監獄。

　　經濟增長了，企業家卻進監獄了。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這些“博學”的經濟學家也許會說，這是經濟增長的必要代價，只要增長了就好——這些經濟學家也曾經說過，失地農民、工人低工資等等，也都是必要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