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琦：廣東企業家的后勁讓人擔憂

　　□贏周刊記者 龐華瑋

　　張建琦簡介：

　　西安交大管理學博士

　　現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研究領域：企業理論與企業戰略。

　　近期發表論文：《職業經理人進入民營企業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民營企業經理人流失原因的實證研究》、《經理人“背叛”的機理與雇主的對策取向 》、《人力資本的性質與企業的剩余分配》、《人力資本交易與國有企業的契約關系》等。

　　“只干不說”已經過時

　　贏周刊：近段時間以來，您對廣東、上海、浙江三地企業家綜合能力進行了調研，據說結果很有意思：上海的企業家綜合能力指數明顯高于浙江的企業家，浙江的企業家的綜合素質又略高于廣東的企業家。你們的依據是什么？　　

　　張建琦：我們研究11項企業家能力，每一種能力的權重都不同。

　　第一是創新能力，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有關。

　　第二是制度設計能力。廣東的大多數企業家會制造產品的工藝和技術，但是很少企業家懂制度，由老板說了算，這種缺陷會造成企業增長速度減慢，產業轉型減慢，技術創新減慢。

　　第三是戰略思維和設計能力。真正好的企業家如果選定了好的新產業，他甚至會把經營了七八十年的產業丟掉。而現在大多數廣東企業家還是在選品種，跳不出自己的產業。

　　第四是文化塑造。一個真正的企業領導者應該塑造一種文化，文化對人的影響、約束力有時比獎金更有效。

　　第五是人才培育制度。這也是廣東企業的弱點，企業家說放權不放心，那是因為你沒有找到好人，或者說你沒有把人培育好。

　　第六是社會資源的整合能力，我們在中央臺經常看到浙江民營企業露頭，而廣東很多企業家只做不說，這對整合資源很不利。

　　企業家綜合能力評價標準最核心的是這六項能力。另外，還有其他項目，比如貫徹執行能力，社會責任能力等。

　　贏周刊：廣東有一個傳統文化——“只干不說”，作為一個干實業的企業家，“說”很重要嗎？

　　張建琦：非常重要。如果一個企業家說話結結巴巴，人家甚至會對你的企業發生懷疑，很大程度上企業家自身的形象、素質、品格就是企業品牌，嚴介和出來就是太平洋集團的形象，張瑞敏出來就是海爾的形象，人們會把兩者畫上等號。

　　這方面我舉嚴介和的例子。他說的有時可能比做得還好，有人從北京跑來廣州聽他演講，講完之后，很多人給他遞名片，這肯定會給他帶來很多資源。

　　廣東人“只做不說”，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不行的，不愛聲張會影響企業的文化塑造力。嚴介和曾說，別人認為媒體是雙刃劍，我說不是，媒體報道我，我何樂而不為，通過媒體報道，我不花一分錢就做了宣傳。我的企業今天是浙江省知名企業，明天就是華中一帶的知名企業，后天就是全中國的知名企業。

　　贏周刊：外界說“珠三角經濟減速”，您是否同意，廣東企業家的素質問題是不是直接影響到珠三角的經濟發展？

　　張建琦：我認為珠三角經濟有沒有減速，這個問題還不能下結論。應當看三年五年的情況。與之對比，上海和浙江增長的速度加速很明顯。

　　初步研究的成果顯示，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與企業家的能力狀況有明顯的直接關系。我們初步的研究結果顯示，現在的企業家綜合能力指數是上海比較高，浙江次之，廣東略低于浙江。現在，很多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擔憂廣東將會成為中國一流還是二流省份。一個地區的經濟規模直接受企業家的影響，每個企業的規模做大了，整個區域的規模才能做大。廣東經濟以后的成長規模、速度，從根本上講取決于廣東企業家的能力。

　　贏周刊：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有沒有試圖尋找企業家快速提高綜合能力的鑰匙？

　　張建琦：中國普通高校，都是批量式生產、僵化式的教育，一直沒有培養高級指揮官的職能和模式。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座高校摸索出培養高級指揮官的成功模式，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套科學的、有效的、快捷的培養高級指揮官的機制。我們學院開辦MBA有8年的歷史，我們一直在摸索，教授都在學習。我認為，目前中國的企業家比較重視管理的經驗和藝術，但缺少理論，應當系統學習管理的理論知識。

　　國企的激勵機制要跟跨國公司接軌

　　贏周刊：國企的激勵機制問題一直是改革的難點，大家關注的焦點，您怎么看國企的激勵機制？

　　張建琦：不能要求國有企業者完全無私奉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應該獲得激勵，激勵要和市場逐漸接軌，但這需要一個過程。

　　目前國有企業的激勵沒有完善，實際上還沒有完全到位，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方式，我想現在的MBO，關于考核，關于國企的經營者應當收入多少，跟跨國公司的激勵機制應當逐步接軌，但是不能否定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的激勵，這顯然是不行的。但是這應當有一個過程，以前國企老總、廠長是按照行政級別的，但現在主要的激勵方式不應該是行政方式，不應當是從廠長到局長的晉升，而應當是經濟方式。你給國家多大的貢獻，要相仿于現代股份制企業，有相應的激勵，不是說量上的一致，但至少在原則上應當相適應，不一定要給你200萬，但我們畢竟是市場經濟，國有企業也要在市場上生存，民營企業也要在市場中生存，如果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民營企業經營者的收入過于懸殊，顯然會影響國有企業的效益，而且發生國有企業人才向民營企業流動，這樣對國有企業的發展更加不利，國有企業家也是理性，他會通過別的方式補償，導致貪污腐敗、揮霍浪費，他不能在個人收入上增加，就會增加職務消費，從中獲取補償。

　　中國式管理的法治思想被我們丟掉了

　　贏周刊：您認為中國企業與西方企業的差距在哪里？

　　張建琦：一方面，大多數企業，尤其是制造企業不掌握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國整個的管理體系、文化體系的創造也存在重大缺陷。我認為，中國企業走不出國門的原因，不完全是技術上的不完善，主要還是管理、文化、價值觀的問題。

　　贏周刊：中國式管理的要訣何在？

　　張建琦：中國的古典哲學講“道、天、地、將、法”、 “智、信、仁、勇、嚴”，你講“道”，“道”就是價值觀，得“道”的管理者，你的下屬可以與你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同生共死，不管市場起伏，工資高低，他死活都要跟你走。中國的管理，包括古典的管理，包括戰國時期的法家，都是有法治思想的，而我們卻丟掉了。

　　我認為，在繼承和弘揚中國古典管理文化的基礎上，還要把西方的東西吸納進來，把它的東西變成我們的一部分。中國傳統經典《中庸》、《道德經》都強調宏觀把握，而西方是解剖式的。完全宏觀式的把握不行，微觀的計量和解剖依然重要，所以要中西結合。

　　贏周刊：您常說一個企業有沒有競爭力，關鍵看他有沒有核心價值觀，這一點對中國企業發展的影響很重要嗎？

　　張建琦：中國必須找到它的價值觀。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大家都愛看

　　為什么要強調中國式的管理，包括弘揚中國古典哲學，都有這一層含義。現在美國有它的思想價值觀，韓國也把我們的傳統文化拿過去，但我們中國現在卻找不到我們的價值觀，新的價值觀體系是什么？我們得補上中國的缺失，這時代需要有一批精英來奔走呼號，來引導社會創立新型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