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會怎奈管理之惑(2)

　　2005年的夏天，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遭遇了接踵而至的中美、中歐紡織品談判，這也使中紡商會這家中國紡織品進出口最大的中介組織超乎以往地忙碌：反映企業聲音、推動行業自律、提供談判數據、出訪歐美進行交流……“為了應對本次貿易戰，我們可謂費盡心機。”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曹新宇感慨，“但是，該說的我們都說了，該做的我們也都做了，但很遺憾，企業沒有聽。”

　　這種無人響應的落寞，對于中紡商會而言并不陌生。2005年初，為了應對“后配額時代中國紡織品出口的挑戰，在國家商務部提議下，由中紡商會牽頭負責，與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等機構共同建立了出口協調機制，在市場準入和最低限價方面對企業提出了要求。但到了企業簽訂行業自律呼吁書的時候，才發現“應者廖寥”。

　　上述事例正是商會作用在本次貿易戰中的縮影：自己忙到腳朝天，而絕大多數企業仍然單打獨斗，按照自己的慣性運作。

　　按照國際慣例，設限國在提出設限申請以后，都有大約一個月的“公眾評論期”，主要是給相關的利益群體，包括設限國生產商、銷售商、零售商以及被設限國的生產企業以表達機會。

　　“這本是我國企業上書美國

　　“信息不從他們那來，研發能力也不具備，對政策的影響力我們也感覺不到，為什么要加入？”嘉興市長期從事T恤衫出口的徐先生認為，上書材料、呼吁自律只是企業需求的一部分，如果能協調好生產與出口等根本需求，商會的權威才能確立。

　　“商會無法贏得企業的普遍承認關鍵在于與企業并未建立起緊密的利益紐帶，企業對商會的依存度不高，商會沒有履行好管理行業的職責。”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表示。

　　目前，我國的行業組織并未完全擺脫政府的影子，一些機構甚至由財政全額撥款，在政府的授權下對部分行業進行簡單的聯絡，沒有真正發揮對行業的管理職能，工作人員還享受著國家公務員的待遇。這從另一個側面影射了一些商會由于存在體制不清而出現管理缺失。

　　比如現有的紡織工業協會由過去的紡織工業部變更而來，而成立于1988年的中紡商會則由當時的外經貿部組建，雖然目前已經完全自籌經費，但還是受到商務部的干預。2005年8月底，由于商務部外貿司有工作人員赴舊金山參加中美第三輪談判，中紡商會的人員還被無償征調到商務部“上班”。

　　“屁股決定腦袋。”現實決定它們的目光更多地“向上”，即把地方企業遇到的問題呈送給國家相關部門，而本應發揮的作用又受到束縛。

　　2005年7月11日起，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開始聘請美國巴頓•博格斯公關公司為中國在美國國會展開游說，以化解包括紡織品在內的一系列問題，國際上這種游說一般都是由商會出面，而中紡商會卻對這次游說“毫不知情”。

　　“企業的不滿意，更多的是在政府不當的干預下，商會表現得有點定位不準，‘無所適從’，政府的越位，導致了商會管理職能的缺位。”曹新宇道出了協會在實際管理中困惑的一面。

　　“管理”之外的遠望

　　困惑背后是管理之痛。目前，包括中紡商會在內的所有社團組織統一歸民政部社團登記司直接管理。這種不分類別、混為一談的管理方式，使商會在自主權上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

　　比如令商會陷入“無人喝彩”境地的倡導企業行業自律的問題。由于自律只能在作出一定剛性規定的基礎上才能談及效果，但由于目前沒有相關的條例和法規，根本無法實施，只能作出一些缺乏約束力的呼吁。

　　曹新宇希望國家盡快出臺相關條例和法規，明確協會權限，“哪些是我們必須做的，哪些是我們不能做的，還有哪些是政府和企業對于我們的服務是要進行有償支付的”。此外，全國性商會與地方性商會的關系同樣不容回避。　“全國性的行業協會涉及面太廣了，對企業起不到實際幫助。”張峰說，由于受損產品的范圍十分明確，生產地又相對集中，即使地區性的大行業組織也難以對企業進行指導。

　　張峰表示，相比之下，如果成立服務于某一地方的、集中針對某一細分商品的專業化組織，像嘉興市女士襯衫出口協會，活動能量會更大。

　　“其實，此次紡織品摩擦也是民間商會崛起的一次契機，就看我們有沒有把握好了。”商務部研究院趙玉敏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