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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衛(wèi)鋒 鄭華玲
《紅樓夢》里，榮國府的二老爺賈政一心想成就清官之名，一來家里有錢，鐘鳴鼎食，犯不著為五斗米折腰；二來有這個世襲的爵位，不愿為小利壞了大局。可是，他底下的吏們卻不樂意了，聯(lián)合起來收拾這位清天大老爺，搞得他事事不爽，樣樣不利。賈政想出趟門，沒人打鼓、沒人抬轎、沒人吹吹打打，寸步難行。賈政沒辦法，只好向這幫吏的頭子李十
兒打聽，李十兒告訴他：“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那個不想發(fā)財？俱要養(yǎng)家活口。”說來說去，要想把這個官當(dāng)?shù)檬娣荒苣S這幫吏貪污受賄。賈政只能撂下一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得到這般默許之后，群吏開始無法無天，終于弄到不可收拾的爛局，把賈政給害了。
要解決這個“吏克官”的“賈政難題”，必須先弄清楚什么是官，什么是吏。通俗地講，官，是管人的人，管更小的官、管下面的吏。吏，是衙門里的辦事者，直接管事。老百姓平時見不著官，與他們打交道的往往是吏。現(xiàn)官不如現(xiàn)管，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漢朝的時候，每個部門只有老大是官，其他的全是吏。大官常常由吏而來，甚至宰相從吏員升上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元朝的蒙古人馬上得天下，他們不讀書，只以武力為尊。漢族的讀書人，被堵住了科舉做官的路，只好進政府當(dāng)書記、文案，吏成了一條無可奈何的出路。從此官吏分流，遺禍千年。明成祖朱棣在位時，定了一條更絕的政策：吏不能當(dāng)御史、不能考進士，徹底斷送了吏在官場的前途。他們既被人看不起，也沒有正式的俸祿，索性自認(rèn)流品卑污，自暴自棄，撈錢使壞。
明清的官員，別看才子名臣輩出，其實都不是從吏磨煉出來，基本沒有地方基層的行政經(jīng)驗。這些人十年寒窗，進翰林院，天天讀圣賢書，到了三十來歲出來做官，對于實際的事務(wù)，幾乎一無所知，只能任由吏們擺布。大小衙門基層的公務(wù)，只有書吏才熟悉，這一點就是他們的“本錢”，這些公務(wù)的真實情況，以及關(guān)鍵、訣竅，均為不傳之秘，所以書辦雖無“世襲”的明文，但無形中父子相傳，幾乎形成了世襲的慣例。最典型的是戶房書辦，簡你“戶書”，征收錢糧地丁，戶部只問總數(shù)，不問細(xì)節(jié)，當(dāng)?shù)卣l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等級如何，只有戶書才一清二楚。他們所憑借的就是祖?zhèn)鞯囊槐久貎裕Q為“魚鱗冊”，沒有這本冊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錢糧。有了這本冊子，不但公事可以順利，戶書本人也可以大發(fā)其財。
在某一個原點上，歷史總會驚人的相似。當(dāng)前的中國企業(yè)仍然無法規(guī)避“賈政難題”，企業(yè)內(nèi)部官吏分流，管人的官不懂事務(wù)、管事的吏不顧大局。不解決這個“賈政難題”，高談什么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思想理念都是徒勞。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問題出在吏上，索性將其省去，實行省吏主義，化吏為民。這是遭遇“賈政難題”時的本能反應(yīng)，也是第一藥方。最激進的“省吏主義者”是亨利•福特。福特創(chuàng)造的流水線，絕不僅僅是采用通用零件、標(biāo)準(zhǔn)化裝配而已，它更大的意義在于，把企業(yè)中的吏變得無足輕重了。一切都是標(biāo)準(zhǔn)的，吏的自由裁量權(quán)被壓到最小程度，討價還價、上下其手的機會大大減少。可是由于對吏階層的過度擠壓，福特逐漸從目空一切的老大地位上滑落。福特二世只能引進麥克納馬拉等“藍(lán)血十杰”，改弦更張。沒多久，福特又成了吏的安樂窩，“賈政難題”卷土重來。
還有一招，就是重吏主義，化吏為官，讓他們主動從“官”的角度考慮問題，所謂的激勵機制，就是這一套。美國的投資銀行業(yè)，在過年幾百年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都實行合伙制。在這些投資銀行里面，有本事的人，都是老板，都是“官”。麥肯錫的馬文•鮑爾當(dāng)年強行將自己的持股稀釋，擴大麥肯錫的合伙人的“沾光”范圍。蒙牛的牛根生，創(chuàng)業(yè)之初就吸取了伊利的教訓(xùn)，除了他本人外，其他人如鄧九強、侯江斌、孫玉斌等都持有股份。這些重吏主義者，都得到了回報。
然而，激勵機制有個悖論。它的覆蓋范圍越廣，攤到每個人頭上的份額越少，激勵的效果就越弱。激勵機制的極致，就是當(dāng)年國有企業(yè)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結(jié)果成了“大鍋飯、大家拿”。賈政當(dāng)年何嘗不為這個問題苦惱？
化吏為民、化吏為官都不行，那就試試以毒攻毒，以吏克吏。通用汽車斯隆的辦法是，在部門上面設(shè)置委員會，在委員會上再設(shè)置委員會。這一招管用了幾十年，現(xiàn)在也不靈了。拯救日產(chǎn)的卡洛斯•戈恩，他的拿手好戲CFT(Cross Function Team)，即跨功能小組，其實就是吏吏相克。戈恩說：“單憑部門內(nèi)部有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部門與部門之間，職務(wù)與職務(wù)之間隱藏著一種未知的力量，它總是會使問題擱淺或隱藏起來。”
然而，戈恩創(chuàng)建的CFT，從長期來看并不樂觀，絕非一勞永逸的靈丹妙藥。它本身也是一個官僚機構(gòu)，也需要由吏來操作，只是在戈恩超人的熱情和能力之下，許多問題被掩蓋、延遲了。戈恩式的強人并不多見，可遇不可求，因此，CFT遲早也會淪為被吏把玩的工具，到時候恐怕又要設(shè)置CFT的CFT。
只要有吏，“賈政難題”就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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