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表示企業創新也要長期積累常規化

　　 張維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過去二十五、六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配置效率提升后的增長，由于中國的資源價格、要素價格非常低，所以走上了一條資源耗竭型增長的道路。

　　現在，我們要從資源耗竭型增長轉向資源節約型增長，從過去簡單發揮中國勞動力價

格便宜的優勢轉向創造優勢，從體制創新轉向技術創新。體制創新仍然是我們國家面臨的重要任務，但體制創新只是給我們參與全球競提供“入場券”，不決定我們的勝負，技術創新才是未來增長非常重要的動力。

　　創新方式的三種必要轉變

　　首先，要從政府主導的創新轉向企業主導的創新。過去，許多科研費用的支配都是由政府通過各種渠道來控制，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其技術不斷創新，而技術的創新也主要來自產業界。

　　其次，要從模仿性創新轉向原創性創新。陳東升董事長說模仿就是創新(見下文)，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模仿只是創新的一個初級階段，會模仿的人比會創新的人多得多，你可以模仿，別人也可以模仿，所以你不可能有真正的

　　過去25年，許多產業就是通過模仿建立起來的，但這樣的時代已經慢慢過去，因為原來人家在國外你在國內，你模仿成功就成了老大，但現在全球化了，競爭對手已來到中國，再模仿已沒有意義。

　　再次，要從由企業家個人化的創新轉向公司化的創新。市場經濟中，創新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公司行為。它不是偶然事件，不是一部分聰明人突然有一個好的想法然后推出一個產品，而是一個常規化的工作，企業決策里要有這一部分。

　　創新社會的五要素

　　一個民族要變成創新的民族，首先必須有自由的思維方式，如果不改變我們基礎教育的方式，要變成一個創新的民族不是那么樂觀。

　　創新不只是現在的研發投入問題，它從人們小時候就已開始。從上小學起，孩子一直都被告訴什么是標準答案，很難想像他們大了能有很好的創新。同樣，我們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再怎么創新，也不可能超越固定的思維方式。

　　第二，一個民族要有創新，就必須形成一些核心的價值觀念，即對企業家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的認同。如果一個社會對企業家不尊重，如果一個社會企業家的才能不能得到很好的發揮，我們很難想像它會成為一個創新的社會。

　　2005年，美國兩位經濟學家研究發現，人們有關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觀念，決定了收入的分配。比如現在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個人的努力、才能、選擇造成，還是由于外部的運氣、腐敗或者關系造成，不同國家對此問題的回答不同。

　　美國65％的人說由于個人的才能、貢獻等等造成的，而歐洲一些國家60％的人回答由關系、腐敗、運氣造成。如果認為收入差距來自于人的努力與能力，這樣對其征收的稅就相對較低，企業家精神可以充分發揮出來；如果認為收入差距是關系、腐敗造成的，最后沒有人會努力去創新，創造財富。

　　第三，一個社會如果產權特別是

　　美國經濟學家最新一項研究表明，知識產權包括專利的保護不僅影響創新的速度，而且影響創新的方向。當一個國家知識產權不能在法律上得到有效保護時，人們就把資源和精力花在有替代性保護手段的領域。比如現在在中國開飯館比做軟件要賺錢。我有一個學生投資飯館，光

　　再次，一個社會企業不能自由競爭，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如果中國的汽車工業20年前就放開，允許民族自有資金進入，中國汽車業的創新程度要比現在發達得多。為什么中國在家電行業創新相對多很多？因為這個領域很早就放開，可以自由進入、自由競爭，這是我們企業創新非常重要的動力。

　　另外，經濟學家有一個結論，最有利于創新的結構是寡頭競爭的市場結構，一個行業不能只有一家，要有三五家競爭非常激烈，創新才最快。現在中國企業的集中度太低，在這么多小企業占據產業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創新的，因為小企業沒有財力，沒有資金可以創新。

　　企業要做“棗樹”

　　只有持續的經濟發展，才能有一個和諧的社會；也只有常規化、公司化的創新，才能可持續發展。IBM、GE、日立、佳能這些公司，在1968年到1984年間，每年申報的專利都有幾百項。它們的創新不是偶然的行為，而是有很好的計劃，經過了長期積累。中國企業家不能太著急，創新不是一朝一夕的行為，而是持續的演變過程，關鍵是要不斷積累。

　　最后用我老家的一句話告誡大家：“棗樹3年不算死，桃樹4年不算活。”希望中國的企業都變成“棗樹”。像愛立信，前幾年很困難，但現在又活得很好了，就因為它是“棗樹”，根扎得很深。只要點進一個籽就能種出桃樹，但棗樹卻是用根鋪出來的。希望中國有更多的企業像棗樹一樣，而不是像桃樹活幾年就死了。本文根據張維迎教授在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六屆年會上的演講整理，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