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動物最大的區(qū)別是反思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兼總裁

　　袁岳：人和動物最大的區(qū)別是反思，特別普通人反思的成效是有參照的。雖然李先生給我們講的時間有限，但是他給我們提出一個參照。儒學對于大部分人來說是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東西。下面我也想試圖超越生意人的角度，很重要的是根底哲學與企用哲學的東西。我們平常會買東西，找對象，選擇很多很多對象，包括看什么書，聽什么講座，你都會進

行很多選擇，這些選擇是隨機的，還是有原則的。在文革以前中國人都是有根底的，之后進行了根底的摧毀，跟儒學有關的。

　　進入現代化，社會變得非常開放、開明，使得很多東西可以向前推進，當然時間長了以后會產生負面的作用。一旦有根底，就有終結標準，有的事情能干，有的事情不能干。當沒有根底的時候，做事情就方便多了，所以很多人覺得我們很多不良的現象，包括中國消費者對品牌很低的忠誠度都跟我們的無根底很有關聯。

　　如果按照傳統的儒學，不按照李先生四期儒學來說，沒有太大關系。我們今年大部分公用之學都是西學，這時候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不需要根底？做生意很成功，只要成功就行，管它跟根底是否有關，不需要管根底，還是一定要找一個東方儒學理念的根底與之相關。所以我們平常做事要不要問問根底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多少人是有點根底的？這些根底能體現在你做生意的理念嗎？如果你相信儒學，儒學跟其他東西能夠兼容嗎？或者儒學作為一個根底，與其他信念的根底能兼容嗎？或者兼容不兼容沒關系，這個一套，那個一套，這個沒有關系嗎？

　　這兩個問題一個從實用角度提出，一個從根底提出。我聽完李先生的講話之后有兩個感受。李先生講的四期儒學跟三期儒學有區(qū)別，他不是講理論，而是方法論。如果按照李先生的說法，我覺得他跟西學的根底比較近，至少某些西學根底比較近。另外一方面他也能夠更激進，在經驗的基礎上，你具備創(chuàng)造或者你建造根底的能力，這是橋梁之學。

　　第二個李先生提出轉換性創(chuàng)造，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便利的路徑。今天大家談那么多自主創(chuàng)新，其實我們從最近30年中全世界創(chuàng)新來看，最成功的追趕模式都不是美國式的，而是日韓式的。日韓模式很重要的特點就是適應性創(chuàng)新，我先學你的，先模仿你的，由于我在模仿的時候，我有足夠大的平臺、足夠大的市場去操作、去改進，所以30年后跟我學的就很不一樣，他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反思、不斷再創(chuàng)造。至少我們看今天日本的創(chuàng)造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樣一種方法論。從這種角度來說，李先生講的儒學四期非常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一個嚴酷的現實是：不但中國的大學教育嚴重落后于發(fā)達國家，中小學教育也遠遠落在他們后面。

　　中國的青少年應該繼承全人類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還要勇敢推進人類文化。他們中要產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學技術文化最高峰的愛因斯坦、楊振寧、李政道、比爾·蓋茨、羅爾斯、德里達、海耶克；這類推動世界學術文化的巨人就是當代的孔孟老莊。目前愈演愈烈的讀經運動對不對，要在這個標竿下去衡量。在我看來，要中小學生讀經是作繭自縛的逆流。死記硬背、培養(yǎng)“乖孩子”，扼殺少年兒童的創(chuàng)造精神是中國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謂讀經運動在最好情況下，也許能培養(yǎng)一批循規(guī)蹈矩的小老頭，這與他們肩負的現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稱的。

　　1988年諾貝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利根川進(To Ne Gawa Susumu)獲獎后在日本的談話引人深思。當人們問他：為什么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國外工作時取得的？他直言不諱地說：東方文化不適應科學發(fā)展。因為在科學研究中要取得出類拔萃的成果必須“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而這與講究尊卑上下的東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規(guī)》、《三字經》這些前現代的蒙學教材，灌輸的正是講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虛無主義的帽子往我們頭上扣，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對他們說：你們錯了！我國現行的中小學教材，就包含了中國古代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經過慎重研究后適當調整就行了。事關數以億計的中小學生的事，他們目前的負擔已經夠重了，任何莽撞和嘩眾取寵的舉措都是錯誤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堅決反對狹隘民族主義。

　　中西文化論爭已經進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國人應該站在人類文明的制高點上，以最寬廣的胸懷，進行文化清理。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歷時之久，代價之巨，罕有其匹。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從源頭上清起，對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文化，漢唐時代的文化，我們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靜地分析。是則是，非則非，毫不寬假。這樣做有利于徹底消解狹隘民族主義，有利于中國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顛峰。

　　軸心時代幾個偉大的文明，每個文明都有它的貢獻，中華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國古代文化跟古希臘、古羅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國缺什么？缺科學，缺政治學，缺邏輯學，缺法治。西歐成為現代化的原發(fā)地不是偶然的。法國史學巨擘布羅代爾說得好：“歐洲的命運在各個地方都由特別自由(libertes)的頑強的成長來決定。所謂特別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團——這些集團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權(franchises)或特權。”“自由與穩(wěn)定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們率先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原來是少數人的公民權或自由，終于發(fā)展為全民的自由。而傳統中國的宗法專制統治從中央到鄉(xiāng)村一以貫之，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政府固然是專制，鄉(xiāng)村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族規(guī)也逃不脫宗法專制。

　　前一段時間，當楊振寧教授提出《易經》不利于現代科學發(fā)展，很多人出來反對，但是從學術角度看，他講的完全是大實話。這不是他首先發(fā)現的。400年前，1601年利瑪竇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達澳門，到北京這條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過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國雜記》，里面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人不講邏輯。很多人攻擊這個論點說，誰講話不講邏輯。有人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中國人講話當然有邏輯，但是中國沒有邏輯學。我們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們沒有文法學，我們使用文字的時候知道這樣寫，但沒有語法理論。這完全是事實。到明清以后，我們科舉考試都是考四書五經，但是西方中世紀的年輕人學什么？他學七門課程：1.文法學。2.修辭學，包括法律基礎知識。3.邏輯，不但要學基本知識，還要經過至少一年的辯論訓練。4.音樂。5.算術。6.幾何。7.天文。這七門課通常要學4年。然后學哲學、醫(yī)學、法學和神學等專門課程。利瑪竇那時候還發(fā)現，中國不獎勵、不鼓勵研究科學，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響。因為在中國，學四書五經前途無量，可以作為上升的階梯。但是如果研究科學技術，沒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學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國學術根本發(fā)展不起來。

　　漢唐時代跟羅馬時代比一比怎么樣？明顯有一條，它有法治，我們沒有。中華法系是一個根本弱點，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為一個統治工具，是保障統治者權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統治者跟民眾之間的契約。所以當西方，英國1215年有《大憲章》的時候，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他們慢慢培植出法治的傳統，我們這套傳統是沒有的。一個偉大的民族要敢于正視自己的弱點，敢于正視自己的缺點。恩格斯就說過，一個偉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

　　我們再看19世紀、20世紀是什么情況。我們不愿意打開國門。利瑪竇到中國以后，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爭論。他帶進很多新東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為羅馬教庭讓中國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規(guī)，不許拜祖先，不許尊孔。康熙皇帝下令除了朝廷里為皇上服務的傳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國。這是歷史上很有名的“禮儀之爭”，中國跟外國文化上的連接基本斷了。到了鴉片戰(zhàn)爭，西方文化再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已經完全落后了。

　　為什么我們有七次鄭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業(yè)還那么不發(fā)達？哥倫布探險比鄭和晚幾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鄭和的航海事業(yè)卻中斷了，原因在于鄭和是宣揚國威，為此耗資巨大，難以為繼。哥倫布是海盜式的，他要尋找金錢，尋找寶物，逐利的行動帶來成功。

　　19世紀的具體歷史不用講，中國那時跟外國打了5次大仗，每次都打敗了。甲午戰(zhàn)爭打敗后，1895年有兩個人出來講了兩段話，那是19世紀中國最好的總結。一個是順天府尹胡燏棻給皇帝的奏章，他說：“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之術。” 這是一個主張。第二個，嚴復。嚴復是19世紀70年代

　　20世紀我們同樣走得很坎坷。開頭有一個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時候民族工礦業(yè)，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財政收入從19世紀末七八千萬兩到辛亥革命前達到三億兩。后來不但是辛亥革命，還有國民革命。每一次革命下來，中國的面貌當然有些變化，但是沒有根本上的變化。中國的巨大變化靠什么呢？這里面要講到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我想他推動197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是很偉大的歷史功勛。他1992年的南巡講話，提出不要計較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切有利于中國發(fā)展的都拿來為我們所用，這是最好的總結。

　　到這個時候，我們假如不記住這樣一些歷史經驗，我們就是太對不起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鄧小平的思想，我國政府毅然參加WTO。進入WTO的意味著什么？要按照現代人類文明規(guī)則來改造中國的計劃經濟，主要是經濟制度要跟國際接軌，特別是政府的行為要規(guī)范。因為WTO規(guī)則主要規(guī)范政府行為的，不但要市場經濟，而且要法治。這是一個。第二個，1997年、1998年中國相繼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上簽字，一個是社會權利公約，一個是政治權利公約。這是社會發(fā)展的必須，體現我們應該達到的道德標準、文明的標準。

　　自從有這樣一個選擇以后，歷時四百年的東西文化的論爭已經有結論了，你不必再費精力去爭論了；還是努力為制度層面跟國際接軌做點實事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來談儒家、儒學。

　　第三，用什么方式回饋社會？

　　應該毫不含糊地說：商人發(fā)展好自己的企業(yè)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假如你有余力，去做文化事業(yè)，社會福利事業(yè)，那當然很好。究竟怎樣做文化事業(yè)？很重要一條，就是對中國

　　第四，提倡東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我們現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時候都有很腐敗的東西，我們現在道德水準比起文革來講大大提高，首先要肯定這條。

　　現在我們應該怎么建設道德呢？我認為，對中國最適合的就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仁義禮智信，這是最好的。現代道德的出發(fā)點是珍惜生命，熱愛自由，維護尊嚴。人們期望中國傳統文化在提高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上能發(fā)揮重要作用。儒學和儒者能否不負眾望，關鍵是不要沉迷于復古，而要勇敢地承認個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價值。以此為基礎，經過時代洗禮的中國傳統的道德規(guī)范必然會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