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燈烘烤下的中國民企(上)

　　最近接連推出的三張“富豪榜單”———2005胡潤百富榜、福布斯富豪榜和南方周末中國內地人物創富榜，再次將中國富豪們的資產積累路徑引領到社會的聚光燈下，接受公眾的目光與爭議。

　　在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時期，出現了部分有著相似人生軌跡的富豪：他們發家速度極快，壯大歷程隱晦低調，在各個融資機構間復雜“運作”。而在他們逐漸進入

公眾視野之后,隨著一些消息曝光,監管力量隨即介入，其中不少或因資金鏈斷裂、或因東窗事發黯然收場。可以說，民企積累財富的路徑是不同的，但是，一些民企“倒下”的路徑，卻有著驚人的相似。

　　他們倒下之后，人們對其稱謂由“企業家”改口為“資本玩家”。也許是因為完成原始積累時所經歷的融資煎熬，他們后來對資本的渴求與掌控欲望變得超乎尋常，他們的賬面資產也隨著所謂的資本“運作”迅速增加，但是這些卻未必就是他們真實的財富。

　　顧雛軍滑落軌跡：從原罪到資本渴求欲

　　在民企發展的過程中，肯定有一些人走過了頭，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甚至是中期的時候，很多民企跟政府有資產或者是資金方面的關系，原罪屬于灰色和黑色都有，黑色是屬于犯罪，灰色則是說不清楚的

　　人們將民營企業在資本初始階段因為種種市場與政策上的不規范或是不足,采用了一些當時不合法的手段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稱之為所謂的原罪。

　　中國社科院金融發展研究室主任易憲容向記者表示，一些民營企業之所以能夠短期內擴張與發展，有的確實是在違法違規的基礎上達成的：它們或造假，以欺詐性的方式騙取社會資本；或是通過違規違法的資本運作，套取民眾及銀行資金。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曾表示，在民企發展的過程中，肯定有一些人走過了頭，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甚至是中期的時候，很多民企跟政府有資產或者是資金方面的關系，“原罪”屬于灰色和黑色都有，黑色是屬于犯罪，灰色則是說不清楚的。

　　不過，易憲容認為，不能因此下定義為“所有的民企都有問題”，但對于那些的確有違法違規行為的企業，不管是誰、不管做多大，都應根據法律實事求是處理，差多少補多少，否則有些人可能會依然在投機或是違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說起沿著“原罪”軌跡滑落的顧雛軍，沒人不知道。2001年收購科龍電器可以稱得上他的一個時間節點：之前，是其在海外孤身發家的秘史；之后，是他在廣東、江西、合肥、揚州，采用同樣的手法、翻云覆雨般復制相同資本故事的速成史。

　　1994年底，顧雛軍在天津創辦格林柯爾制冷劑(中國)有限公司，此前，他已經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VI)注冊了十余家以格林柯爾(GreenCool)開頭的公司。

　　1998年，顧在北京、深圳兩地成立了格林柯爾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次年，又在海南、湖北成立了格林柯爾環保工程有限公司。這四家格林柯爾公司，最終于2000年被注入在開曼群島注冊的格林柯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于當年7月在香港創業板上市，籌資5億港元。2001年，格林柯爾科技控股發布的2000年年報，令人驚訝：公司總收入3.64億元人民幣，是1998年收入的3300倍！

　　隨后，帶著來歷不明的第一桶金，顧在內地展開

　　“顧雛軍從來就沒完成對我們的收購，我們的關系頂多稱得上‘托管’，目前工廠屬性仍是國有。”在調查中，該廠一位人士向記者披露，“他從沒拿來過真金白銀，也沒對工廠進行革新改造。”

　　“他卻四處宣揚，收購了我們。”該人士表示，“這對我們整個銷售網絡的正常經營帶來惡劣影響，齊洛瓦在全國市場的維修網點也因此近乎癱瘓。”公開資料顯示，顧雛軍在2002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吹噓，一旦江西齊洛瓦和吉林吉諾爾冰箱廠全線投產，科龍電器的冰箱年產量將達到500萬臺，這個數字約占全球電冰箱年產總量的25%。

　　記者獲悉，當時齊洛瓦的情況是：年產10多萬臺冰箱，雖然資金困難、但沒什么大窟窿。

　　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顧雛軍在表示收購齊洛瓦的態度上，也是前后反反復復、花招百出。“一開始看了工廠之后，表示要收購，后來又以廠房所在地不符合產業化流程為由表示不收購……但當齊洛瓦著手改制上市時，他又提出重組齊洛瓦。”

　　“但后一次遭到原來工廠高層反對，他隨后就撇開工廠與地方政府談。”該人士表示。

　　對于顧雛軍一心要拿下齊洛瓦的原因，另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分析，其中無外乎兩個好處：一是該廠歷史債務少、而土地值錢，另一則是該廠的生產線可以直接注入江西科龍工業園，那也算是實現一部分對當地的投資承諾。

　　按照顧雛軍拿下江西工業園區2378畝土地時曾向當地的許諾：科龍工業園于2003年建成投產，當年生產空調150萬臺，銷售收入42億元；2004年生產空調160萬臺，銷售收入44.8億元；至2009年，年產空調300萬臺，銷售收入84億元。此外，顧還許諾為當地提供1萬個就業機會，這一度號稱江西省引進的最大外商投資項目。

　　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對顧雛軍來說，如果在完成收購后將齊洛瓦的生產線注入江西科龍工業園，壓根連搬動生產線的勁都不用費，因為該廠幾乎就在江西格林柯爾隔壁，5分鐘的路程。但對于顧遲遲不拿出錢未完成收購，記者了解的原因是：顧雛軍要“先處理好齊洛瓦的債務問題”。

　　不過，盡管顧雛軍沒掏出一分錢，他還是有“能耐”改了齊洛瓦的工裝與模具，為科龍做代工，這也幾乎是當時顧雛軍在江西惟一的生產活動。但之前的承諾最終沒能兌現。

　　江西科龍與江西格林柯爾同于2002年6月24日成立。知情人士告訴記者，目前該工業園僅建起了2萬多平米的鋼結構廠房，總成本不過400萬-500萬元。與之形成對比的卻是：自2002年起，江西科龍賬上已有大量銷售貨款收入，這些貨款來自科龍電器在華東地區的分公司。

　　“顧雛軍其實是把其他地方的銷售單據拉到江西，利用工業園所給予的政策，達到避稅目的。”上述人士稱。

　　此前媒體獲得的財務數據與工商資料證實了這個說法。2002年，江西科龍對華東六省一市的銷售額達4700余萬元；2003年，江西科龍主營業務收入達15.7億元，其中對科龍電器華東六省一市各分公司的銷售收入達13億元；2004年，公司主營業務收入進一步增至20.6億元。而自2002年至2004年3年間，江西科龍的“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一欄卻為空白。

　　顧雛軍的運作中，江西當地政府所給予的優惠政策顯然成為被其利用達到“合理”避稅目的的工具，而江西南昌科龍工業園的2000多畝土地則成為他的一個融資平臺。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以前這類企業對土地的一套融資套路是：先向政府承諾一定的投資，然后低價拿土地，交一部分土地出讓金后，再拿土地去銀行抵押融資。

　　而據此前媒體披露，2002年6月，格林柯爾籌備組接連走訪了江西省建行、中行、工行和南昌市商業銀行，最終，江西格林柯爾和江西科龍在建行江西省分行簽署銀企合作協議，開設結算賬戶，建行承諾在協議生效第一年內為江西科龍提供2億—2.5億元貸款；此后，南昌市商業銀行，也向江西科龍授信1.9億元。

　　隨后，顧雛軍也將其在江西模式搬到合肥、揚州等其他地方，雖然最終表現形式和發展程度不同，但事后人們發現：其套路大多如出一轍。

　　“顧雛軍企圖心太大，如果他安心做科龍電器產業，也不會落得如今下場。”4年前第一個提出為人民和企業減稅的美籍著名金融專家、華東政法學院商學院名譽院長汪康懋認為。

　　江蘇一位知名企業家向記者表達了類似看法，“客觀地說，其實顧雛軍有些項目都還不錯，但他就是沒有稱好自己的份量，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而他卻對資本的膨脹欲與控制欲太強。”

　　民企：做資本家還是企業家？

　　在中國現階段，企業做實業的根基尚未打穩，過分追逐金融的模式，很容易最終發展成大量公司丑聞生成的土壤，并且民企在早期積累階段所曾經經歷的融資難，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之后產生對資金的強烈渴求欲望

　　不過，在顧雛軍之前，這樣的人有：唐氏兄弟、周正毅、早些時候的中國二號富豪楊斌……而在他身后，類似的人物還在陸續涌現。“他們愿做資本家而不愿做企業家的主要原因是，覺得這種模式財富增長得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華民教授向記者表示。“但是，由于這其中有很多人本身就不懂金融，再加上動機不對造成的貪心、資金鏈緊張，這些都是大風險。”

　　一位曾有過投資金融機構想法的企業家則告訴記者，據其了解這其中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手邊有錢，但找不到更好的項目，就以為金融業是個“避風港”，但到后來通常會發現：這個行業的利潤空間并非是想象中的那回事；二是有目的虛榮心導致，其實壓根沒什么錢，投資金融是為了給外界一個“有實力”的假象；第三種比較常見，自身資金鏈緊張，為了獲得更多的資金、撬動更多的資本，只有在不同的金融機構間和資本市場上反復“運作”。

　　“曾有專家問了我兩個問題：你是為了更多融資呢？還是為了獲取更大利潤空間？如果為了得到更多資金，可以投。”上述企業家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做投資決定時的一段經歷。

　　在中國

　　“從民營企業的角度來說,其經歷的歷史背景,使得他們有明顯強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業的直接掌控金融資源的沖動，就是希望構筑起產業與金融相互支撐的一體化集團。”另一位分析人士向記者表示，“當時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其實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不過，這其中有個非常顯著的區別，當時西方國家的產業經濟發展到了極至，已產生了與金融資本融合的需求與基礎，在國際上，金融資本是市場經濟的最高形態。”汪康懋認為，但在中國現階段，企業做實業的根基尚未打穩，過分追逐金融的模式，很容易最終發展成大量公司丑聞生成的土壤，并且民企在早期積累階段所曾經經歷的融資難，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之后產生對資金的強烈渴求欲望。

　　華民告訴記者，在日本和德國也曾出現過為“快速圖成”的現象，雖然與中國目前個人行為不同的是，德國與日本是公司與銀行之間，但后來這種模式被證明風險巨大，今天的日本銀行系統已全面垮掉。

　　而汪康懋則頗為惋惜地向記者舉例，江浙一帶的民營企業做金融或收購上市公司的，都是失敗居多。一旦名聲在外后，這些老板從穩健變為盲目擴張、到處收購公司或“殼”；企業開始進行范圍很廣的多元化投資，這些投資效益都不好，導致現金流十分緊張。出現這些問題后，他們就急著找各種社會渠道融資，利息高達15%，新的金融黑洞也因此不斷出現。

　　本報記者 吳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