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 秋風

　　6月29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2006亞洲太平洋地區人類發展報告》，從就業的角度，對東亞模式提出了挑戰，東亞正在經歷一個“無就業增長”時期。

　　所謂無就業增長并不等于沒有就業增長，而是說經濟高增長沒有帶來高就業。報告說，上世紀80年代，亞洲國家創造了3.37億個工作崗位，但90年代卻只到這個水平的一半：1.76億。結果，經濟在增長，但失業率卻在上升。這種情形在中國、新加坡等國最嚴重。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無就業增長？問題主要出在東亞的制造業部門。90年代，制造業產量增長了180%，但其所創造的就業崗位卻只增長3%。這主要是因為，該地區制造業正在從服裝等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電子等高技術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企業持續地投資于節約勞動力的設備。

　　對于該報告，國內學者似乎急于對這個非議中國增長方式的結論表示保留態度，但最終也都不得不承認，

中國經濟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確實在下降。事實上，亞洲開發銀行幾個月前在一份報告中也警告，亞洲可能出現“就業崗位危機”，中國這樣的出口機器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已經下降。20年前，中國GDP每增長3個百分點，就業增加1個百分點，現在，則需要GDP增長8個百分點，才能讓就業增加1個百分點。國內有關部門也曾經進行過測算，揭示了同樣的趨勢：20世紀80年代，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創造240萬個崗位；90年代以來，由于資本、技術對勞動的替代，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已明顯減弱，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只能創造70萬個崗位。

　　經濟學家的解釋是，這是產業結構變化的結果，新增企業大多數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都會經歷這樣一個階段。但是，經濟增長沒有帶來足夠的就業機會，讓人懷疑，這種產業升級是否太快了？產業升級過程是否存在嚴重的扭曲？

　　與印度進行一下比較，也許會有一些啟發意義。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說，南亞，主要就是印度，經濟增長與就業的格局跟中國完全不同。這里的經濟增長速度盡管稍慢一些，但就業卻在持續增長。

　　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曾在一篇文章中更詳盡地比較過中印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從產業結構看，中國主要靠制造業推動增長，印度則依靠服務業。過去15年，工業在中國GDP中的比例從42%上升到47%，印度遠遠落后，同期制造業產值比重維持在28%。但是，服務業在印度GDP中的比例從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中國服務業則要落后得多，從1990年的31%增長到40%。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為印度新興的中產階級提供了就業崗位，這個中產階級是印度的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基礎。結果，私人消費目前占印度GDP的61%，遠遠超出中國的比例。

　　當然，印度領導人正在為其制造業所占比例過小而擔心，但從中國的角度看，重要的教訓也許是：高增長卻不能帶來高就業，則這種增長確實沒有太大意義。經濟增長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只有通過就業這一環節，經濟增長所創造的財富才能為人們所分享。但從增長與就業的關系來看，中印兩種經濟增長模式，究竟哪一個更可取，實在需要理性權衡。

　　應當說，保持高增長本身也正是為了保證一定的就業崗位供應量。在中國，為達到維持社會穩定所需之失業率的增長下限一直比較高，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圈里多年來形成的共識是：只有當經濟增長率高于7%時，失業率才不至于上升。在美國，則只需2%~3%。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向來較低。這與中國按照趕超戰略設計其工業結構直接相關，這個產業結構強調重

化工業，而這種產業結構是排斥勞動力的。因而，80年代之前，城市現代工業體系甚至不能為其自然增長的人口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更不要說吸納鄉村人口了，“上山下鄉”就是城市無法解決就業問題的轉嫁政策。

　　80年代，這種局面有所改變，工業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但到了90年代，就業崗位創造能力持續衰減。這肯定是90年代以來政府主導、出口導向、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直接后果。地方政府之間進行了激烈的政績競爭，誘導地方為了增長而增長。很可能，無就業的增長是最為有效的短期內實現政績最大化的增長模式，而為各級政府所青睞。由此形成的產業結構，對于等待就業機會的龐大人口來說，過于超前了。

　　可以說，中國面臨的失業問題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不僅涉及經濟結構，更涉及社會政治結構。在這種結構改變之前，將持續目前的無就業增長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