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商界老莊

　　他是一個圓潤通達、謹慎務實的人，從政界到商界，曾經野蠻生長，始終理想豐滿

　　知道馮侖的人，未必知道萬通地產，正如知道任志強的人，未必知道華遠地產。

　　馮侖出了兩本書，第一本叫《野蠻生長》，第二本叫《理想豐滿》，寫盡中國民營資本的過去未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看了之后，說這是同類書中寫得最好的。

　　這更像是說書的文字記錄。每次他要講一個主題，就會在公司宣傳，誰愛聽誰報名，然后幾個人一碰頭，在書房里一坐，馮侖就開始哇啦哇啦地講。講完了錄音稿讓速記員整理出來給他，他改一遍就算確認了。有人說，他的書很口語化，就跟坐在對面一樣，那是因為這些內容就是他講出來的。

　　但他這些內容也不真是那么隨便講的。“他是一個對文字要求很高，有文字潔癖的人。”一位萬通內部人士告訴《財經》記者，所以他也不愿意讓別人代筆，他也看不上別人寫的發言稿，這跟他在中央黨校任教時對文字和語言有過專業訓練有關。

　　鏡頭面前的馮侖，大都戴副眼鏡，穿著西裝或夾克，像個大學老師。如果他著一襲中式服裝，還有幾分仙風道骨。他是最早一批體制內下海的官員，也是當年海南地產市場最早的弄潮兒。

　　馮侖是一個企業家，又被稱為NGO(非政府組織)專家、商業界的思想家，身上兼具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特質。他被譽為通曉官場的游戲規則，了解政治的底限，他知道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說，哪些可以說了不做，哪些則是既不能說也不能做的。

　　“資本家的工作崗位，無產階級的社會理想，流氓無產階級的生活習氣，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歡坐小車，看小姐，聽小曲；崇尚學先進，傍大款，走正道。”這是馮侖對自己的定義，通俗得略有粗俗的味道，但聽者往往覺得準確、生動。

　　他還解釋說，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四大理想：“起它一個號，坐它一乘轎，刻它一部稿，討它一個小。”一樣的通俗、火辣、酣暢，正是馮侖的語言風格。

　　王石說：“馮侖這個人，聰明絕頂，俠義肝腸。嬉笑怒罵皆文章，百計千心成萬通。”一位早年在海南一起創業的萬通六兄弟之一感嘆：身邊再無第二人能像馮侖那樣，與之聊天快樂而有趣。

　　他的影響并不僅限于商界和朋友之間，更深入大眾。馮侖的話，粉絲們愛稱為“侖語”。

　　11月下旬，萬通六兄弟之一的潘石屹[微博]過生日發微博：“我50歲了，馮侖送我50萬棵樹，種在阿拉善，由會長任志強負責監督實施。馮侖大包大攬說，今后我的悼詞他來寫。但他比我大3歲。”此時，離六人當年在海南創業，已經過去了20年，大家各自發展，境遇懸殊。

　　早期開發商

　　馮侖給外人的印象是愛說葷段子，談理想、談男女、談人生、談政治，無所不談，“但他在本質上還是一個生意人”，一位與馮侖有商業合作的人士稱，“而且還是個較真的生意人。”據說，馮侖私下為人謹慎，并不隨意開玩笑。

　　很多人都不知道，馮侖和萬通才是中國開發商的鼻祖，是經歷過上世紀90年代海南地產泡沫，并從滿地骸骨中爬出來的人，當時聚集到那兒的是全國各地最失意和最有夢想、最不安分的人。

　　1988年，馮侖原本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籌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此后人事變動、幾度輾轉，馮侖跟王功權、王啟富、劉軍、易小迪和潘石屹六個年輕人嘯聚海南，成立了萬通公司。“萬通”這名字是馮侖取的，取義“路路通”。

　　公司開張后，馮侖是大哥，負責排座次、定規矩、建立思想統一戰線，還牽頭完成了第一單別墅生意。很多個夜晚，在海風里、椰子樹下，長發飄飄、穿著大褲衩的馮侖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幫朋友邊侃大山邊在大排檔吃宵夜。

　　那時候正值海南地產水漲船高，開發商“天天過年、夜夜結婚”，萬通的業務發展也很快。

　　于是從1995年開始，萬通施行多元化戰略，迅速把業務分散到北京、上海和長春，馮侖參與創建了中國民生銀行并出任創業董事，完成了對陜西省證券公司、武漢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東北華聯等企業的收購及重組，1994年甚至在美國投資了網絡公司亞信。

　　萬通在幾年內總資產增至30億元以上，一時間風光無二。馮侖回憶說，男人很享受這種東奔西突的感覺，很像半夜急行軍時被前呼后擁，感覺最好。

　　但業務整合問題隨之而來，萬通的家底根本駕馭不了如此龐大而復雜的業務，1995年公司負債3億元，六兄弟對未來的發展出現嚴重分歧，馮侖威信受到挑戰，這也為后來分家埋下伏筆。

　　在一番痛苦磨折之后，萬通決定“自我革命”，按照“舍”字進行瘦身，將非地產主業一概剝離。

　　此后十數年，萬通在馮侖的主導下一路嘗試了“美國模式”和“嘉德模式”，從紐約世貿中心到臺北2011大廈，施行了綠色戰略和立體城市等新概念。然而從本世紀初至現在，萬通在開發商的隊伍中僅排中等，在業務規模上已經退出了第一梯隊。

　　馮侖在被媒體問及此事時，顯得不以為意：“我現在不拼刺刀，那是因為我拼過刺刀。”

　　從海南地產泡沫中脫身，盲目擴大戰線幾乎翻車對他此后20年從商做人影響很深，他一直記著成千上萬家開發商一夜之間消失的場景。一度，他在書里濃墨重彩描述中國民營企業的各種死法，感嘆社會變革的摩擦期充滿風險。

　　他一直推崇企業采取反周期的措施，“別人辦喪事的時候你辦喜事，別人辦喜事的時候，你居安思危，做好離婚準備。”

　　他也推崇“商業模式的變革”，認為傳統房地產業的特點是“五高”，即高負債、高存貨、高資產、高風險、高回報，是沒有前景的，開發商的出路應該是走美國模式，向價值鏈的上游走，做社區型商業中心，做CBD商業中心，變身為服務業、金融業。

　　事實證明，雖然萬通所倡導的模式的確是成熟市場的主流模式，但是至少中國在現階段還是品牌、品質導向下的快速周轉為王，而對比萬通的保守，中海、龍湖和恒大這樣的新興力量卻趁機狂飆突進，后來居上。

　　一般來說，住宅公司的銷售額是凈資產的兩倍三倍比較合適。而四年前恒大上市時負債率是780%，綠城上市前負債200%，龍湖上市前負債230%，如果在資本市場的小陽春中沒上市，有些公司可能就沒了。

　　萬通成立20年，正步入低風險、中速度、高回報的成熟期，而這些地產小輩成立六七年，正值敢于做風險決策、一心想做大的青春期。

　　幸運的是，他們趕上了好時候。“這些年來地產市場的確很火爆，可以說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 一位業內人士對《財經》記者分析，萬通上市之后只融了一次資，沒有資本就沒有速度和規模。

　　“老馮溫和，因為他沒有賭性，王健林則是最有勇氣、最有執行力、最勤奮的老板。”他表示，馮是教師出身，王是軍人出身，前者沒有后者這樣強的執行力，在一個市場還存在很多機會的時候，就不會爆發性發展。

　　“哥競爭的不是規模，是寂寞。”馮侖調侃說。

　　根正苗紅

　　7月18日，馮侖在FT中文網發表“再談社會變革期的企業家選擇”一文，對柳傳志“在商言商”表態進行評論，他對政商關系的表述，比起王石的“鐵肩擔道義”要溫和，比起柳傳志“在商言商”又更積極。

　　“馮侖是溫和的人，會拿捏分寸，拿捏到大家都覺得合適愉快的分寸。”上述萬通內部人士告訴《財經》記者。

　　更重要的是，馮侖是從體制內走出來的商人。他是“文革”后的第二屆大學生，15歲入團，20歲入黨，1984年畢業于中央黨校，此后在中央黨校、中宣部、國家體改委和武漢市經委任職。

　　當時海南農業高技術公司的主管部門領導稱他為“紅色資本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共產黨隊伍里的致富標兵”。

　　他主編過《中國國情報告》，著述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等，譯著包括《狂飆突進——馬克思的心路歷程》。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表示，在他的靈魂里，三分之二是馬克思主義。

　　“剛開始做生意那幾年，我睡在地鋪上，有很多人進來打量后說，怎么這么困難，需不需要幫助？但接下來就會說：黨培養你這么多年，你不去做科研，變成個體戶了。”

　　這樣的出身，造就了他的政治敏感度和對政商關系的獨到拿捏。

　　馮侖從來不諱言中國的政商關系。他曾在《野蠻生長》中說中國的民營資本附著在國家資本之下，仰官員之鼻息又拉官員下水，巧取豪奪卻又進退失據，最終招致“嚴打”和“清理整頓”，企業破產，老板鋃鐺入獄。

　　他贊賞榮毅仁的人生智慧，說他一生為共產黨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錢又出力，個人謹慎處事，生活節儉，低調為人，結果獲得黨和政府的“報之以李”。

　　他更贊賞王石的“不行賄”，說這些是守正出奇、陽光經營的價值觀，是成熟的專業管理團隊應對市場競爭與政府管理體制的成功對接。

　　一個政府里的人曾經對馮侖說：我觀察你們這個公司這么多年，發現你們老在河邊站著，卻從沒濕過鞋，拐個彎又回去了，是不是政策水平比較高？馮侖答說，只是聽黨的話而已。

　　臺灣知名企業家辜振甫一直講一句話：人生就是個舞臺(他喜歡唱京劇)，最重要的不是上臺亮相，而是下臺的時候背影要優雅。馮侖的說法是，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沒有尊嚴。

　　像馮侖和陳東升、郭凡生、田源、王功權等人被稱作“92派”，這些企業家多是體制內精英，在南巡講話的影響下，選擇了“下海”。和草根企業家、互聯網新秀相比，這代人思考得更多、更遠，更多是一種知識分子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

　　“他是一個風險偏好不高的人。”上述業內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也許是出身原因，也許是年齡原因，也許是經歷使然，馮侖跟現在奉行狼文化的很多民營老板不同，他相信只有好人和聰明人能活下來，絕不做那些容易犯錯誤的事情，過分取巧、過分投機、過分變通、過分違規的事，都不做。

　　王石曾說過，到現在為止，萬通的人不管是離開的還是留在公司的，沒有一個是因為錢被抓起來的。

　　2004年4月，萬通地產自成立十年來首次擴充資本，泰達集團全額認購萬通地產增發的3.08億股，成為萬通地產最大的股東。這是一家國有資本。

　　與同政府打交道相比，馮侖更喜歡做一些NGO和公益的社會活動，萬通主張理性慈善，即通過公益組織，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業持續地捐款——每年上市公司捐利潤的0.5%，非上市公司捐1%。馮侖個人參加了包括阿拉善公益機構和世界未來基金等組織。

　　“總體來說，公益和慈善對企業而言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個保健品，不是吃了就起死回生，但是經常吃蟲草、燕窩，對身體一定有幫助。”馮侖如是總結。在運作慈善的過程中，他也得以結識和結交各界人士，擴大社會話語權，獲得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近幾年，馮侖儼然變成了“公益布道者”。他說：“公益讓我往純潔的方向靠，讓我覺得人活著很有意思，我比活在新聞聯播里還幸福。”

　　商界思想者

　　馮侖新出的第二本書《理想豐滿》原名叫做《建設新中國》。

　　他在書里提及，追求物質上的幸福也很重要，但這是普通人的幸福，是個小幸福，而在精神上探索未知世界的快樂，才是最主要的快樂，也是大幸福。他常對身邊人說，“財富的增加多一個零，感覺好像得到奧運會的冠軍，而我現在想做的是破紀錄。”

　　1989年在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工作的伍繼延，在新書《在商言商？——湘商文化與現代商會》里描述，他覺得萬通六個人中，馮侖本質上是個社會賢達，而潘石屹骨子里是個商人。

　　潘石屹在“江湖”沙龍欄目中談到侖時說：“他就是我面前的一座山，永遠越不過去。”

　　1959年馮侖生于陜西西安。因為他的父親是企業工會負責人，馮侖得以在“文革”期間閱讀了不少內部出版的“灰皮書”，比如《張國燾回憶錄》《尼赫魯傳》等，這對他的思想形成影響不小。

　　馮侖說自己十幾歲的時候曾經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夢想成為一個思想家，于是天天看書、琢磨；家長有時不讓通宵達旦地看書，他就在臺燈上面罩著報紙偷偷看，有一次困得睡著了，報紙差點兒被點著了；十三四歲那會兒不懂文言文，但會逼著自己硬著頭皮往下啃。

　　1978年，馮侖考上西北大學經濟系。畢業后他考上中央黨校碩士，22歲，是黨校最年輕的學員。馮侖回憶，當時滿腦子是正面教育留下來的痕跡，好人壞人恪守一定規則，涇渭分明。但后來他變了。

　　中央黨校有一個黨刊室，可以看到各種內參材料，反映的多是社會陰暗面和問題。馮侖說，在那里，他顛覆了以前對是非的認識，發現人們看到的偉大未必真有那么偉大，而真實的東西一定在偉大的背面。

　　他開始關注偉大的另一面，發現了很多讓人失望的偉大、讓人輕蔑的偉大、讓人不崇敬的偉大、讓人不愿追隨的偉大以及讓人不再敬仰的偉大。“所以偉大又是一個增魅和神化的過程。”他說。

　　有一次馮侖和柳傳志出去爬山，他開玩笑說，一個偉大的人就像站在山上，陽光照著他，他看著我們，我們所有人都以為他是從陽面上去的，但實際上他是從陰坡爬上來的，但是一個偉大的人，并不因為他從陰坡上去就見不到陽光。

　　在他眼里，從現實通向理想的過程中，最重要是避免死亡，規避體制性摩擦，當體制轉換、政策轉換時，決不能生磕死扛。要聽黨的話，按政府要求辦，這不是唱高調，這都是保命的話，“因為這樣才能從現在的拖拉機的土路開到未來的高速公路上去”。

　　私下里，他不愿意看表面強悍的書(如《四書》、《五經》)，愛看終極強悍的書(如《老子》《莊子》)，他是一個圓潤通達、謹慎務實的人。

　　事實上，他一直在企業經營和為人處世中身體力行這套思想和價值觀，并在各種活動上廣為布道，一方面用“葷段子”的語言吸引眼球，擴大社會影響力，另一方面也用溫和的方式為政府建言獻策，這是屬于他們那一代人的家國情懷。

　　2006年8月，以馮侖為主打形象的《風馬牛》電子雜志創刊，它集視頻、音頻、動畫等多媒體表現形式于一體，以馮侖為核心，從商業、行業、企業、生活等多方面，展現了他身邊的大千世界和商道感悟，訂閱量超百萬。

　　他無所顧忌地談臺灣，說臺灣官不聊生，人民安居，禮義廉恥，身體力行，文化是完整的，不像大陸的文化不斷在撕扯，價值觀很破碎、很斷裂。

　　2011年4月，萬通成為第一家進入臺灣地區的大陸開發商，推出了“萬通臺北2011”項目。在陽明山上建設度假公寓276套，底下有溫泉，邊上有高爾夫球場，出門可以上山看淡水河，看瓊瑤寫的淡水夕陽，買房人70%都是來自大陸。

　　2009年4月，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簽署租約，成為紐約最高建筑新世貿中心一號樓(自由塔)的“一號租戶”。建設美國中心的時候，著名美籍華人靳羽西說，在美國被拉登強拆的地方蓋一座最高的樓，在里面建中國中心，這讓美國人精神上、價值觀上受不了。馮侖說，我就想在這上面做(項目)。數年過去了，每年中國中心都主持中美商業領袖圓桌會議，很多投資機構過來談合作。

　　為了做美國房地產項目，他十年里跑了50趟紐約，為了做臺灣市場，他五年內跑了30趟臺灣。

　　馮侖說中國社會處于急劇轉型期，要做到“公平”兩個字很難，我們要理解這兩個字背后的各種制度沖突、心理沖突，我們應該怎樣努力以持久的微小變革，逐步接近相對公平。而用革命的手段去追求短暫的絕對公平，那對社會和國家百害而無一利。

　　馮侖將人生比喻成一壇咸菜，他說，“不同的鹵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時間，最后浸漬到菜里，你的味兒就變了，不用刀刮還看不出原來的本色。”

　　曾書生意氣，患得患失的馮侖，已被生活摔打得一往無前，無所畏懼。

　　【作者：《財經》記者 胡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