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國退民進、民營企業弱勢生存，是近年備受關注的話題。但由“新財富500富人榜”上榜者掌握的首富型民企，雖然在遭遇調控時會首當其沖受到影響，但其調動資源的能量、博弈政府的籌碼，某種程度上與地方性國企已不遑多讓。11年來，“新財富500富人榜”TOP100富人的財富增長速度，絕大部分年份都高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幅，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幅。這顯示，相比業務無禁區的國企，民營資本生存空間固然受到限制，難以介入金融、電信、石油、電力等壟斷、半壟斷領域，但真正在貸款、市場競爭等各方面處于弱勢的，是數量巨大的中小型草根型民企。

　　不過，首富型民企也脫胎于草根，一般而言，它們在打拼成為地方性行業龍頭之后，境遇才會改變；在上市之后，才會獲得穩定的資本支持。做大與上市，是民企成長的兩大臨界點。“新財富500富人榜”上榜者中，最易跌出榜單的正是每年的后100位富人。而那些在商業模式、產業地位、創新能力上具有不可替代優勢的企業，則有可能逆襲壟斷型國企。無論以微信挑戰電信運營商的騰訊，還是秒殺國有銀行支付業務的阿里巴巴，都在此列。創新，無疑是民企挑戰壟斷最得力的DNA。

　　民企仍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與成長性的一部分，要激活經濟復蘇進程，政府有必要通過改進產權登記制度、放松生產要素流動限制、稅收優惠、金融支持、擴大民企準入等措施讓利民企，不過，相關政策的落點應當更精準地對草根民企與首富型民企區別對待。而以富人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家群體同樣需要反思，如何凈化商業環境、重塑商業倫理。真正的中國夢，不僅需要達成物質上的富有，同樣意味著優良的創業和財富保障環境。

　　今年，“新財富500富人榜”第十一度推出。在過去十年的排名中，《新財富》一直專注于對富人的創富模式、其商業行為所揭示的商業方向進行研究。但是近年，伴隨金融危機帶來的凱恩斯主義回潮，在全球范圍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日漸增多，在投資與資源調配上更加強勢，富人階層也遭受來自公眾的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在中國，民企的創富活動同樣被認為受到制度設計與社會思潮的緊約束。

　　民營企業一直是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一分子，此時，檢討富人乃至整個民營企業家群體生存環境的變化，聚焦中國創富機制遭遇的問題及改進措施，無疑有助于進一步釋放生產力。在中國政治新十年的開始，我們相信，這樣的討論有助于引導中國經濟通過更積極的創新、創富活動重回快車道。

　　民營企業弱勢生存？

　　2004年以來，國進民退一直是中國經濟領域備受爭議的話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在需求萎縮、成本增加之下，長三角、珠三角陸續有中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出現倒閉潮，民企弱勢生存問題更受關注。

　　與此同時，被視為拉動內需主角的國企，成為4萬億刺激計劃與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大贏家，獲得貸款、稅收、政策、注資等多方傾斜。

　　兩種景象，形成強烈反差。在《人民論壇》雜志的一份調查中，近七成受訪者認為存在國進民退現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教授許小年[微博]等學者亦直指，國企做大擠壓民企生存空間。地方國企山東鋼鐵重組杜雙華的日照鋼鐵、央企中糧集團收購牛根生掌舵的蒙牛乳業[微博]等民企“賣身”事件，以及近年的富人移民潮，都被當作國進民退、民企營商環境惡化的佐證。

　　那么，國進民退是否如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所指，是個偽命題？“新財富500富人榜”的上榜者，是否遭遇國進民退的困擾，在與國企的競爭中處于劣勢？

　　中國企業的階層分析

　　要考量民營企業家及其中翹楚—新財富500富人的處境，首先需要為他們精確定位。

　　經過30余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形成了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境外資本三足鼎立的格局。而按照其中國內資本的經濟能量，可以大致將其縱向分為央企、地方國企、首富型民企、草根型民企四個層次。

　　央企由于跟中央政府的天然紐帶關系，能夠盡享政策與資源優勢，其“勢力范圍”基本聚集在產業上游、資源性領域，而且呈現出壟斷或半壟斷態勢，民營資本“非請莫入”。

　　地方國企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但并不能如央企一樣享受政策壟斷“紅利”，在生存空間的爭奪方面需要上與央企博弈、下與民企爭食，因而經過一番大浪淘沙，存活下來的主要是一些具有競爭意識、相對優質的企業。地方性國企類型相對多元化，既有上游資源壟斷性企業，也有下游市場競爭型企業。

　　相比業務無禁區的國企，民營資本生存空間則受到限制，不僅金融、電信、石油、電力等壟斷部門基本難以染指，在冶金、煤炭、航空等領域，少數民企即使介入，也基本處于弱勢。在貸款、拿地、稅收、政策優惠等方面，民企更難與國企匹敵。

　　尤其是數量巨大的中小型草根型民企，它們雖是創造就業的主力軍，卻往往處于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其生存環境相對惡劣、社會地位較為卑微。它們不僅在政策上很難得到扶持，往往還會在政府部門遭遇辦事難。在融資方面，它們要么被拒于銀行大門之外，要么只能通過民間借高利貸。一旦宏觀環境發生變化，它們便首當其沖受到影響。

　　相對草根型民企，“新財富500富人榜”上榜富豪所掌控的首富型民企，因其體量與影響力的龐大，享有截然不同的話語權。富人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的收益，亦超乎平均水平。

　　首富型民企：“二等公民”的塔尖群體

　　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大大高于GDP增幅的現象備受矚目，有些年份的財政收入甚至數倍于GDP增幅，而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幅則一直低于GDP增幅，輿論對此沒少抱怨。那么，一眾富豪們的財富增長又是怎樣的呢？

　　根據《新財富》歷年的統計數據，“新財富500富人榜”TOP100富人的財富增長速度，絕大部分年份都高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幅，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幅(附圖)。

　　如果將民營企業形容為“二等公民”，那么，上榜富豪則稱得上是這一階層中的塔尖群體。他們基本都是各地市排名靠前的首富級人物，其麾下的企業已經成為當地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在當前的GDP考核體制下，這些能夠通過投資拉動地方GDP的富豪們，時常成為各地方政府的座上賓。因此，其調動資源的能力、對當地經濟的影響力，以及獲得地方政策傾斜的力度，時常可與地方性國企龍頭平分秋色。比如何享健家族控制的美的電器，2010年40億元的凈利潤中，有25億元來自政府補貼，而這類案例比比皆是。

　　另一個典型是彭小峰的江西賽維。在2012年7月江西新余市政府以“賽維LDK穩定發展基金”的名義，為陷入債務危機的賽維兜底墊付5億元到期貸款后，當年10月，新余政府旗下資產管理公司擁有40%股權的Heng Rui Xin Energy又宣布收購賽維LDK約16.59%的股權，成為其第二大股東。

　　在某種程度上，如賽維這樣的民企不僅能以項目前景“綁架”銀行，也能以GDP、就業等指標“綁架”地方政府。因此，首富型民企在經濟運行中的話語權，絕非一般的草根型民企可同日而語，二者應該被視作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物種”。

　　民企的成長臨界點與逆襲資本

　　事實上，首富型民企一樣脫胎于草根民企，在初生之時、成長之中，它們同樣處于弱勢地位，經歷過種種考驗。梁穩根的三一集團，1993年因產品積壓、銀根緊縮，幾乎山窮水盡。張近東的蘇寧，在創辦的第三年就遭遇南京當地八大商場聯合降價、斷貨的圍剿。馬云[微博]在創辦阿里巴巴[微博]之前，遭遇過中國黃頁的創業失敗。許家印的恒大地產在上市之前，遭遇過資金鏈近乎斷裂的危機。福耀玻璃的曹德旺也曾表示：“創業初期非常艱難，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坎。”

　　只不過如今，伴隨中國各產業領域的成熟，既有市場往往已被占領，市場縫隙日益縮小，創業機會較當年大大減少。加之不同政府機構擴張自身利益帶來的行政審批、監管等收緊，令生產要素流動受限，即使這些首富級人馬從頭再來，其成功概率、企業重置成本也與從前大不相同。由此不難理解，何以當下公務員國考熱替代了從前的下海潮。

　　一般而言，當草根民企打拼成為地方性行業龍頭之后，才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垂青，境遇開始改變；而在上市之后，才會獲得穩定的資本支持。可以說，做大與上市，是民企成長的兩大臨界點。

　　不過，即使過了這兩個臨界點的規模民企，仍會面臨成長風險，尤其是周期性行業、制造業的富人更易被震出局。2012年，施正榮的無錫尚德、倪開祿家族的超日太陽等光伏巨頭紛紛倒下，森馬的邱光和、美邦服飾的周成建[微博]等一眾服裝業巨頭財富下滑，李寧、中國動向的陳義紅更跌出榜外，即是例證。但綜合而言，規模愈大的民企抗風險能力愈強，在“新財富500富人榜”的上榜者中，最易跌出榜單的正是每年排名靠后的100位富人。而11年來持續上榜的84位富人中，73%的人在2003年《新財富》排名之初即位居前200名富人之列，他們多來自綜合、房地產、日用消費品、IT等行業。

　　而那些在商業模式、產業地位、創新能力上具有不可替代優勢的企業，則有可能逆襲壟斷型國企。無論以微信業務挑戰電信運營商的騰訊，還是以互聯網支付先行優勢秒殺國有銀行的阿里巴巴，都在此列。可見，對于民企而言，要真正立于不敗之地，不僅需要做大規模，更需通過創新贏得競爭力。在產業升級的當下，傳統產業的民企更需創新力。

　　國企/民企，相生？相克？

　　當然，再強大的民企，面對政策制定者也顯弱勢。騰訊的OTT業務是否收費，最終取決于工信部的決斷。支付寶[微博]第三方支付、基金支付業務的支點，在于獲得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頒發的牌照，而其能否進軍券商保證金托管等新領域，也在于監管機構是否繼續發牌。2012年，山東首富張士平的魏橋創業所建電廠以低于國家電網[微博]1/3的價格銷售電力被媒體曝出一個月后，電廠關停。因此，盡管一些首富型民企調動資源的能量、博弈地方政府的籌碼，某種程度上與地方性國企已不遑多讓，但一旦遭遇政策調控之手，又會劣勢盡顯，顯示其仍屬企業中的“二等公民”。

　　在鋼鐵、鋁業等重化工業領域，每遇周期性的過剩產能，民企必首當其沖被調控，劉永行的東方希望旗下鋁業項目就曾因此被發改委叫停或瘦身，而已經倒下的典型則有戴國芳的江蘇鐵本；煤炭領域，山西省在2008-2012年間對煤礦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并購重組，2200多家煤炭企業被整合至130家，70%的煤炭產能實現國有控股，不少煤老板被迫套現退出；航空領域，南方航空[微博]等國企虧損時可以獲政府輸血，均瑤集團王均金的奧凱航空、蘭世立的東星航空卻因資金鏈等問題先后折翼，現存的民營航空公司也主要分布在利潤微弱的支線航空領域，由此帶來的是，除王正華[微博]的春秋航空之外，民營航空公司近乎全局性虧損。

　　即使首富型民企，盈利能力也難望壟斷領域國企之項背。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2年全國500強企業榜單中，前40位無一例外皆為壟斷性國企。而根據全國工商聯的數據，2011年全國民企500強的利潤總額4387.31億元，甚至還不及工、建、中、農、交5家國有銀行利潤總額6808.49億元的70%。民企頭羊與壟斷國企的超額利潤反差之大，可見一斑。

　　或許正因種種差別待遇，民營企業家群體也不諱言國進民退。

　　不過，對于“國進民退”說，官方往往給予反駁。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即表示，從企業數量、工業總產值、資產、利潤總額、稅金總額、從業人數等幾大指標看，國企的份額都逐年下降，而民營經濟的份額在節節攀升，“我們感覺到從統計數據來講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趨勢”。

　　來自于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也印證了這種說法。根據該局發布的《十七大以來全國內資企業發展分析》所披露的數據，從 2007 年 6 月底到 2012 年 6 月底，私營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比重，從 59.4%增長到 78.4%，私營企業注冊資本占全國企業注冊資本總額的比重，從 25.1%增長到 36.9%，反映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明顯提高(附表)。全國工商聯的數據也表明，2012年，民營經濟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超過60%。

　　為何官方的數據與公眾的感知出現巨大的落差呢？這需要進行理性的辨析。

　　官方數據所顯示的民企經濟比重提升，或許更應歸因于民企天然的活躍性，以及它們因機制靈活保持了更強的競爭力。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前10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0.5%，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同比下降9.2%，集體企業同比增長8.1%，股份制企業同比增長2%，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同比下降9.2%，唯有私營企業獨領風騷，利潤同比增長17%。因此，民企指標上行，并不意味著國企在讓利，更不能將國退民進證偽。

　　事實上，公眾對于國進民退的感受，更多來自于近年國企不斷做大與民企受挫所產生的心理反差。

　　1998年金融危機前后，國企曾大面積破產，此后，經過股權、治理結構、經營模式等一系列改革，國企競爭力顯著提升。部分國企尤其是央企，在原本壟斷領域獲得豐厚回報之后，開始產生“資本溢出”效應—挾巨額的資金優勢，向本由民企主導的競爭性領域進軍。最典型的便是房地產市場央企的身影越來越多，各個城市的“地王”紀錄頻頻被央企下轄的地產公司刷新。

　　資金雄厚的國企向競爭性領域的溢出，使得勢單力薄的民企日益承壓；同時，民企卻難以向國企所處的壟斷性行業擴張。此外，同受金融危機擠壓之下，草根民企因資金緊張收縮戰線，國企卻因獲貸款、政策支持而持續擴張。國進民退的感受，由此而生。

　　或正基于這一原因，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認為，國企變大不能怪國企，對國進民退要慎下結論。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云也表示，國進民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企近幾年的學習能力遠遠超過了民企。

　　基于以上分析來看，民企仍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與成長性的一部分，要重新激活中國經濟，政府有必要通過減稅、金融支持、擴大民企準入等措施讓利民企，帶動就業與創新。不過，在相關宏觀政策的討論中，前兩類政策的落點或更應著眼于草根民企，而首富型民企無疑更受益于后一類政策。

　　對于富人而言，固然需要為擴張自身的生存空間據理力爭，但也有必要如馬云一樣，反思國企成長之道。而從更深遠的層面看，他們或許同樣需要反思自己的社會責任與歷史角色，畢竟，營商環境的凈化，亦需商人階層自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