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華中科技大學終身成就獎”教授，2011年11月23日逝世，享年98歲

　　不久前，我們還期待著，再過一段時間后為張先生過百歲華誕。可來不及等來那一天，先生就走了。

　　先生懷有深厚的報國情結，同時又是一位舉止可愛、言談風趣的長者，常能從日常生活細節中尋著大智慧。

　　1988年我親耳聽他講過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寧向陽湖農場勞動改造時，他一人放四頭大牯牛，別人喂的牛瘦弱不堪，他喂的這四頭卻肚皮滾圓。數次放牛的經歷，使他領悟到大牯牛深陷泥坑時，只抓牛鼻無法助其擺脫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來“牛肚子理論”成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論基礎，也構成新發展經濟學的內容。

　　1913年7月10日，先生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縣一個農民家庭。舊時中國農民貧苦、愚昧的生活給先生留下極深的印象。在那個時期，他便立志，要終生為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后面貌、改變農民貧窮的境遇而不懈努力。

　　23年前我有幸成為先生的入室弟子，當他了解到我也出身農民家庭、而且從計算機專業本科畢業后轉向經濟學研究生，曾鼓勵我說，“你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大國，要富強起來，應從發展農業經濟入手，這也是我當年下定決心攻讀經濟學科的原因。”

　　先生正是帶著發展農業經濟、振興祖國的理想，進入了武漢大學經濟系讀本科。當他在1934年大學畢業后，以最優成績被選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當時，社會科學研究所由著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特別強調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受此環境熏陶，先生在中研院的六年中，不辭辛勞進行田野調查，足跡遍及河北、浙江、廣西、湖北等地的鄉村。在此期間，他相繼撰寫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食糧問題》《浙江省食糧之運銷》《中國糧食經濟》等著作，發表論文40余篇。

　　1941年，先生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帶著理想，負笈哈佛，并在那里埋頭讀書，立志學成后報效祖國。在哈佛的生活快樂而清貧，他唯一的“奢侈”消費就是在每個周日，去波士頓城市音樂廳欣賞一場古典音樂，因為周日上午可以買到學生半價票。他偶爾喜歡吃一頓美式快餐，并將這一喜好保持了一生，晚年時仍不改每周去麥當勞(微博)吃一個漢堡的習慣。

　　他在哈佛學習工商管理一年多之后，轉入農業經濟與經濟史研究，接受熊彼特、張伯倫等大師的熏陶與引領，從此如魚得水。經數年刻苦鉆研，他完成了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這篇論文獲得哈佛大學1946年－1947年度經濟學專業最佳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他是迄今為止獲得該獎的唯一華人學者。在經濟學界與他一樣或先或后獲得威爾士獎的學者，有許多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如薩謬爾森、索羅、斯賓塞等。該論文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國際上第一本試圖從歷史上和理論上比較系統地探討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學術專著。其理論成為后來在西方興起并蓬勃發展的新興學科“發展經濟學”的主題內容，讀書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

　　學術上剛剛嶄露頭角，前途無量之際，先生選擇了返回祖國。記得十年前，當我聽說得過威爾士獎的斯賓塞榮獲諾貝爾獎時，曾問過先生，“如果再讓您做一次選擇，還會回來嗎？”先生毫不猶豫，“會的，出國就是為了報效祖國。”

　　1949年，他擔任武漢大學經濟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被調往組建中的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負責建校的基建工作，后又在政治運動中遭遇沖擊，使他數十載遠離研究工作。改革開放初期，先生得以重返闊別30年之久的學術界，盡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奮蹄”的精神，和一些學界同仁率先將西方經濟理論引進到中國，他自己也完成了《新發展經濟學》。

　　先生為人還有一事足令眾人嘆服。但凡他認準的事情，總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花費數十載上下求索。“文革”后，他開始向有關部門提出設立博士點的申請，并堅持了20年，終于在1998年，以85歲高齡成為當時中國最年長的博士生導師。

　　多年教書育人，先生桃李滿天下，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中流砥柱，如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董輔、李京文、何煉成等。

　　先生學識淵博，卻不古板，始終保持著一顆童心。20多年前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盛行時，先生本本必看。他說，在這里可以找到正義和俠氣，還可以換個角度看歷史演變和社會變遷，興許會找到一些創新的靈感。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對人真誠豁達，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在學術上，他嚴于律己，從不馬虎；生活上艱苦樸素，最喜歡吃紅薯稀飯。他曾用一副對聯表達自己的人生態度：“認真，但不能太認真，應適時而止；看透，豈可以全看透，須有所作為！”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張培剛發展研究院院長、張培剛先生的博士生

　　【作者：張建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