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燕青 馮迪凡

　　從1997~1998年不愉快的記憶中走出，日益舉足輕重的亞洲正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立新的關系(Engagement)。

　　7月中旬，IMF在韓國大田舉辦了一場高調的“亞洲峰會”，應邀而來的亞洲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雖對過往記憶不敢忘懷，卻也對亞洲參與全球治理的未來懷有殷殷期待。而活躍于臺上臺下的IMF總裁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一再真誠地表示：“我正在洗耳恭聽�！�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施特勞斯-卡恩令人意外地宣稱，“IMF是亞洲的第二個家”；另一方面，當IMF對亞洲提出以內需作為“第二經濟增長引擎”的期許時，一些敏感的亞洲政策制定者卻回應曰，“很難減少出口”。

　　在重返亞洲之際，IMF與亞洲的傾聽與溝通之旅就這樣展開了。會議期間，施特勞斯-卡恩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

　　匯率不是全球失衡的所有原因

　　第一財經日報：在美國失業率有所抬頭，中國經濟增速減緩情況下，你怎么看待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

　　施特勞斯-卡恩：目前的情況意味著危機還沒有結束，經濟復蘇需要時間，目前還很脆弱。雖然風險或多或少都存在，但是我們的基線預期是，全球經濟不會二次探底。因為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情況比較好，我們最近調高了2010年的數據，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是不會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也不會回到危機時期那樣，因此，不會有二次探底。

　　日報：你如何評價IMF和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尤其是在雙邊合作和共識達成等方面？對于今年的年度磋商，你有怎樣的期待？

　　施特勞斯-卡恩：我認為中國在經濟刺激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這不僅是源于經濟刺激計劃的規模，也源于其意義本身，中國經濟需要從外貿導向型向內需拉動型轉變。當然，這樣的轉型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因為中國經濟規模很大，過程會有所艱難，我為中國當局作出轉向內需的戰略決定而深感高興。

　　IMF和各國的雙邊監督定位于宏觀政策和金融領域。今年，中國首次同意IMF對中國進行“金融部門評估計劃(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該評估今年也首次在美國進行。到今年年底，我們會完成對中國金融領域全方位的深度評估。

　　日報：中國自2007年以來一直沒有公開刊登IMF“第四條款磋商”的報告，你會說服中國政府今年公開刊登嗎？

　　施特勞斯-卡恩：作為主權國家，中國政府有自主決定的權力。我們的設想是“第四條款磋商”報告會被公開發表，但這也取決于各成員是否愿意發布。

　　日報：匯率應當是該報告的一部分。

　　施特勞斯-卡恩：在匯率問題上，我們還是認為，人民幣被相當(Substantially)低估。中國政府最近在人民幣問題上采取的行動方向是正確的，更重要的是匯率改革和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是一致的。重估人民幣需要時間，不會一夜間發生，我對此表示理解。但如果你想增加國民收入，又要抵抗通脹壓力，最好有一個更高價值的貨幣。所以我看不到不這么做的理由。當然，這需要時間。更重要的是，全球需要解決失衡這個問題。IMF并不認為，全球失衡都是由匯率造成的，中國需要重估人民幣，但全球經濟失衡還有更多其他原因，其他國家也不應該將自己藏身于匯率問題之后，從而逃避面對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其他成因。

　　中國政府的行動方向是正確的。正如IMF為二十國集團會議所作的評估報告所認為的那樣，人民幣幣值重估對于全球經濟是有利之舉。

　　全球金融架構的未來

　　日報：為什么IMF拒絕成為“全球央行”，要知道這是全球金融架構中所急缺的？

　　施特勞斯-卡恩：我們不是央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的選擇是：不需要一個全球央行。也許在未來的金融架構中，會逐漸形成全球央行的多邊性共識，但是我不覺得這會很快發生。目前，也出現了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一些提議，例如由非主權貨幣來扮演國際儲備貨幣，這些提議當然有可能成為現實，但需要相當長時間。美元在相當時間內還會保持最重要的貨幣地位，雖然美元會面臨歐元和日元的挑戰，也有可能在未來受到人民幣的挑戰。

　　在改革過程中，SDR(特別提款權)會扮演更重要角色，人民幣可以被包括在SDR的一籃子貨幣之中。不過，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人民幣更具靈活性，中國如果越來越愿意扮演全球的領導者角色，那么中國也需要遵循同樣的規則，那就是與市場價格更加接近。

　　日報：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SDR可以作為全球匯率體系的貨幣基準，可以作為人民幣參考的基準。你對此怎么看？

　　施特勞斯-卡恩：SDR可以作為基準，但是我不認為這在短期內會改變美元的角色。如果一籃子貨幣包括人民幣，那么SDR的作用會更大一些。

　　日報：IMF對銀行征稅的提議遭到了一些國家的反對，你認為這是失敗嗎？

　　施特勞斯-卡恩：歐洲、英國和美國表示接受銀行稅，但有些國家不想這么做，這取決于不同國家金融領域的狀況。但是如果最終美、英和歐元區將實施某種意義上的銀行稅，這就意味著主要金融中心的三個國家、地區都將行動，那么這個提議就不會失敗。

　　日報：但是新興經濟體拒絕這一提議。

　　施特勞斯-卡恩：因為這些經濟體的銀行業沒有在此輪危機中受到直接危害，但新興經濟體國家如果認為它們對金融危機可以免疫，那么這種想法未免有點天真：這一次沒問題，不意味著下一次就不會得病。

　　日報：IMF正在和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一起開發一套“早期預警演練(Early Warning Exercise)”系統，用以觀測系統性影響和風險。正如一些批評家認為的，IMF并沒有成功地防止當下這場金融危機，如何讓這個“早期預警演練”系統做到真正有效呢？

　　施特勞斯-卡恩：首先，要公平地講，在此輪金融危機中，還沒有哪個機構成功地預警了經濟風險。其次，如果你看2006~2007年IMF的報告，其中確實有美國次貸市場上存在風險的內容。預測危機就像預測地震一樣，很難精確。不過你說的也是正確的，我們的確需要進一步發展早期預警演練系統，我們正在努力，目前我們的預警已經變得更加精確，這倒不是說我們能找到危機發生的確切時間點，而是尋找不同的情景可能，看哪些問題會擴散和蔓延。我們已經將這種辦法應用于中歐國家，看危機是否會擴散到其他國家。這種早期預警比“綠燈”、“紅燈”等預警方法有效多了，重要的是觀測全球經濟中的聯動現象，例如中國銀行領域的問題是否會擴展到其他領域，以及其他國家的經濟，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早期預警系統。

　　IMF和亞洲

　　日報：人們在這次危機中發現，系統問題是風險的核心。IMF計劃以中國、歐元區、日本、英國和美國五個國家和地區作為開端，推出一個基于系統性風險的《溢出報告》(Spillover Report)，能否介紹一下？

　　施特勞斯-卡恩：從傳統意義上而言，IMF工作的方式是雙邊性質的，但是這次危機使人們認識到，危機的發展并不基于雙邊，其結果是危機在國家間傳導，而這種溢出效應需要被加以研究。例如美國的貨幣政策，就不僅影響到美國經濟，還影響到世界上其他國家。我們認為，中國、美國、日本、英國和歐元區對于全球經濟具有系統重要性，因此將在未來推出這個報告。這項研究和IMF的全球經濟展望(WEO)、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FSR)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日報：IMF與區域性倡議例如《清邁倡議》將如何合作，協同建構區域金融池，與之構成互補關系，而不是成為競爭者？

　　施特勞斯-卡恩：我覺得這還是比較簡單的，我們非常歡迎類似于《清邁倡議》的合作。我們最近和歐盟也有類似合作。歐盟花了一段時間在內部解決問題，最后還是選擇了IMF的專業技能加以協助，所以我認為，我們一方面歡迎區域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類似于IMF這樣的機構，這其中需要協調和一致性。

　　日報：有趣的是，歐洲最開始排斥IMF，后來又不得不歡迎IMF。你認為亞洲是否在做法上會有不同？

　　施特勞斯-卡恩：我覺得亞洲可以在IMF這一歐洲案例上汲取經驗，我們也樂于和《清邁倡議》涉及的國家來討論如何在危機到來之前，建立合作框架；如果歐洲當時能這樣做，就可能爭取到一個月的寶貴時間，同時可以節省大量資金。我能理解區域組織不想IMF介入而希望獨立解決問題，但這可能不太有效率。有了歐洲的經驗和教訓，我相信其他區域和IMF合作得會更好。

　　日報：你說過IMF的角色就如同一個“冷酷的事實陳述者”和“值得信賴的政策建議者”。IMF如何作為，才能在亞洲重新樹立“值得信賴的政策建議者”的形象，在“冷酷”的同時得到亞洲的信任？

　　施特勞斯-卡恩：我們是值得信賴的政策建議者，不少亞洲國家也聽從了我們的建議。雖然在過去亞洲有些不好的記憶，但根據我們和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合作的經驗，我認為講真話同時給好建議是有可能的。

　　眾多亞洲財長和央行行長都參加了此次亞洲會議，我認為重新賦予IMF與亞洲關系的活力不是問題。同時，在通往全球經濟領導地位的道路上，IMF對于亞洲而言也有很大助益。我提出的建議是IMF可以成為亞洲的第二個家，在未來，亞洲將增強在IMF中的份額和角色，不僅亞洲將傾聽IMF所言， 亞洲也將影響IMF所為。(本文為IMF“21世紀亞洲：引領未來之路”系列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