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千頭萬緒，又沒有定律，研究美國也是如此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袁鐵成 馬鑫

　　錢復，身背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曾是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的英文翻譯，后擔任過臺灣當局駐華盛頓的代表，現為“臺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

　　75歲的錢復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說，他的半個世紀人生都花在了美國上。他說，“在美國各方面的朋友數不勝數”。提到美國各界當前的知名人物，錢復也能對他們并不為外人所知的底細如數家珍。

　　選擇影響路徑

　　錢復對美國政治和外交的運作，有自己一套認識。他在接受采訪時開口便說，他半生處理美國事務，但從來沒有指望說有一個捷徑。“要想對美國產生任何影響，不能單從政府一方面入手，否則你就會常常受到挫折。”他說，“我寫過兩本回憶錄，其中一本中有一章，我自己現在看我都想哭，就是我在美國和美國人談判經貿的事情。”

　　對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運作，錢復有這樣的描繪：美國的政策總是先從學者那里出現，然后，學者通過媒體公開表達出來，并進行討論，再引起國會議員的關注，再由國會聽證，進一步討論和研究，緊接著則是由國會向總統施加壓力，要求總統作出反應，隨之，美國行政當局的白宮、國務院、國防部、商務部等紛紛跟進。“總之，美國決策先從學界開始，再到媒體討論，再到國會注意，再到總統制定和執行。”

　　“要想影響它，你就要從根本著手。”錢復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對美國大學和智庫的教授和學者，都必須建立很好的關系，要讓他們懂得中國是怎樣的一個情形。

　　了解美國決策過程

　　錢復說，美國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般都要經過4個階段。

　　首先，教授學者階段。他說，美國學者往往提出問題、提出理論、提出見解，也提出政策意見。然后，他們會把這些理論、政策意見寫成文章或者寫成書在課堂上講授。上過課的學生都直接受他們的影響。

　　這些人畢業后，有的從政，有的從商，有的進入媒體。在任何一個時候，比如他們接觸到與中國匯率有關的問題，他們首先就會去找當初老師教給他們的內容。那時，老師的書就即刻洛陽紙貴，大家都來炒作，就會通過媒體影響到國會，再由美國的國會施壓政府去制定成政策。

　　上世紀80年代初，錢復曾代表臺灣當局與美國就煙酒開放問題談判。美國威脅說，如果臺灣不開放，就祭出“301條款”進行制裁。錢復說，美國跟臺灣當局談的是煙酒，但制裁的則是其他“最要害的”。“明明是黃狗吃屎，但遭殃的是黑狗。怎么辦？如果不接受，下次開出的條件更差。”

　　錢復說“天下沒有第二個國家的政府是如此蠻橫的”。同時，他也談到，美國的教授和學者比政府的人要講道理，“你只要真的能夠說服他們，他們就會把你的意見寫入他的作品，寫入他的專著，寫入他的講義。”

　　這樣做產生的影響力非常巨大，無論是學生，還是媒體，都受他們的影響。國會在討論這些問題時也看這些書籍。錢復說，假如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如果這些人眾口一辭，都說中國沒有操縱匯率，結果就完全不同了。說服專家學者的前提是，你說的這些話都要言之成理，否則，你沒有辦法和他們談，他們也不理你。

　　其次，媒體階段。20世紀70年代初，臺灣在哪里，很多美國人并不知道。錢復說，于是，臺灣就在美國花錢做廣告。美國人喜歡看這個，而且有效。當美國對臺灣的認知多了，就逐漸有人邀請你去演講。錢復說，他曾有5周時間，晝夜不停，清早6點起床，早上演講，晚上演講，中午演講拜會等等，大小城市都去。

　　再次，國會階段。錢復說，美國的國會議員是真忙，不是假忙。你要約見，他沒空，但你千萬不能灰心。“你就和他的助理講，到辦公室等，等他3個小時，他會感動。他心想，這個家伙一定把我看得很重。心誠則靈。這以后，你找他什么事，他都樂意接待。”

　　錢復說，“誠”的結果就是，你自己不必說話，自有一批批的國會議員會替你說。不過，錢復說，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和(美國)國會的關系就是靠點滴慢慢積累起來的。”錢復與美國眾議員議長吉姆·萊特的友好關系持續了20年。

　　最后，政府階段。按錢復的說法，從方法上看，做美國政府部門的工作，跟做智庫、媒體和國會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要“交朋友”，慢慢積累。他說，他知道美國政府里會有一批人將來做官有希望，于是就先跟他們交朋友，固定兩三個月舉行一次家宴，宴請美國政要或明日之星。他說，前不久剛剛再次訪華的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他在奧氏做學者時就與她建立了友誼。

　　沒有定律

　　一般認為，研究美國最有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以色列、俄羅斯、日本和臺灣地區等，但錢復認為，臺灣地區現在研究美國的水平還排不到世界前兩名，反而覺得大陸的對美研究排名應該很靠前。

　　4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際關系學院金燦榮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中國研究美國的水平目前在世界上是靠前的，有優勢的原因在于中國幾千年形成的思維與文化，不過，真正對美國最了解的還是英語國家里的幾個大國。

　　也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在對美研究上存在后發優勢，但也存在難處，特別是意識形態與制度上存在的差異，使得中國在一些層面上無法深入了解美國。錢復則認為，對外交往實際上是沒有學問但又是學問極高的東西，既千頭萬緒，又沒有定律，研究美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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