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一個月，所謂的中國經濟學圈子，鬧得最火熱的一件事情，是財經作家吳曉波寫的新書《吳敬璉傳》(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被人批評。吳老當年的助理柳紅女士在《經濟觀察報》撰文，對吳曉波的作品逐條逐句甚至是逐字地挑毛病，一大堆問題白紙黑字寫在新聞紙上，據說經濟學圈子一片嘩然。

　　不屬于任何圈子，所以剛開始我看這件事相對就比較簡單。一方面，我覺得柳紅女士的批評有道理，這些年我們都有這樣的毛病，就是寫作速度太快，材料來源不嚴謹，現在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為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我也認為，對于商業化的寫作，學界不必求全責備，我是支持吳曉波拓展商業寫作領域的，多年來中國的所謂讀書人以為在象牙塔里固守清高就可以出成果，結果是成果全無，而讀書人最后的一點財務自由和精神自由隨之也被瓦解，在這樣的角度上，吳曉波靠寫作贏得市場，贏得自己獨立思考的權利，就值得鼓勵。如此，我認為柳紅與吳曉波不應該彼此刻薄，大家各取所長，兼聽則明，豈不更好？

　　不過，后來的局面顯然見證了我的幼稚與我的不在場。因為最近我才發現，那些靠經濟學在中國混飯吃的諸多經濟學家們，已經把討論的戰火燒到了吳敬璉老先生的身上，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是吳敬璉借80歲生日，抬高自己的學術地位，打壓其他經濟學家的地位。這個時候，吳曉波的寫法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其他老資歷的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門生們終于借這本書的錯誤，開始堂堂正正攻擊吳敬璉了。

　　這一刻我真的恍然大悟啊。多年以來我都不認為中國會有幾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但現在各路經濟學家都出來了，而且我才發現，原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是有派別的，他們彼此不買賬，彼此看不上，所謂的文人相輕，在經濟學圈子里，簡直就是地位和金錢的較量。比如現在我就知道了薛暮橋的經濟學派別，于光遠的經濟學派別，馬國光的經濟學派別，董輔礽的經濟學派別，厲以寧的經濟學派別。劃分這些派別的人，他們的意思其實是想告訴我，在這么多老一代經濟學家里，吳敬璉的價值的確一般，犯不著給自己樹碑立傳。

　　看來，各路經濟學食客們的意圖昭然若揭，他們就是要貶損吳敬璉的價值。這樣的格局，我相信不僅吳曉波沒有想到，批評吳曉波的柳紅沒有想到，連吳敬璉先生本人也沒有想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是江湖，中國的經濟學江湖一直以來水平相對較低，但這樣的江湖，竟然是如此兇險的利益格斗場。

　　不過話說回來，這些年我一直是很感激吳敬璉先生的，雖然我和他沒有交情，但先生晚年的經濟學走向，卻一直深深在帶領我思考。我當然知道，像吳老這個年紀的人，主要的學習時代和生活時代，都在1949年之后。比如大家都認為他對自由市場和個人權利的堅守，這些年一直是老而彌堅。

　　今天的吳敬璉老人，當然是一個勇于懺悔的學者。他不回避當年年輕的錯誤，事實上他拿出自己的錯誤給眾人看，是希望人們牢記教訓。1960年到1964年，吳敬璉寫出了他40歲之前最重要的論文，《社會主義的過渡性質》。他試圖在經典理論的敘述框架中消解所有的思想沖突和爭論，他提出的“過渡理論”，甚至當年的計劃經濟團隊提供了靈活的理論工具。

　　1929年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當美國的股票市場崩盤，銀行體系崩潰，整個30年代出現經濟大簫條。失業率超過25%，以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而美國總統胡佛的政府刺激政策，以及后來羅斯福的新政，更是強化了政府計劃表面的合理性。與此同時，作為社會主義陣營龍頭的蘇聯，卻在1928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歷史的吊詭就在這里，1928年-1937年，美國和歐洲的市場經濟一片楚歌，但蘇聯人的計劃經濟卻一路高歌。1929年，蘇聯人大規模實施的農業合作化，工業化，其增長速度是過去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沒有過的，人們似乎覺得一種新的，更加優越的發展模式正在誕生。

　　毫無疑問，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范式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的人相信蘇聯人找到了真理，連英國人羅素、法國人羅曼·羅蘭、中國人胡適之也曾經短時期內認同這樣的局面。但是爭論還存在，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和以阿斯卡·蘭格 (OskarLange)為代表的計劃經濟學派展開了長達幾十年的論戰。爭論的焦點正是計劃經濟是否可行這樣的重大問題。

　　只有在這樣的背景里，我們才不會誤讀吳敬璉，既不過度責備吳敬璉年輕的錯誤，也不過度高估吳敬璉的經濟學理論。事實上，吳老自己也多次言說自己的遺憾，他分外推崇、羨慕年輕一代諸如錢穎一、陳志武等經濟學家的知識體系。他知道自己的經濟學建構在什么地方，知道自己力有不逮，可敬的吳敬璉先生，他終于是一個謙虛、敬畏、懺悔、德高望重、堅守真理的老人。

　　我還想說的是，如吳敬璉老，他們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學術生活恓惶如此，作為后學，如果我們的理解缺乏歷史語境，豈不是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