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通信史上30年來唯一被中央紀委定性為個人嚴重違紀的副部級官員,張春江的落馬正在演變為一個“電信黑洞”
□ 記者 張婭
1月21日,媒體報道,中移動集團已經宣布了高層分工調整。原黨組書記、副總裁張春江所分管的人力資源部由黨組成員、紀檢組長、副總裁黃文林接管,黨群工作部由黨組成員、副總裁張曉鐵接管。此前的2009年12月26日,中央紀委負責人證實,張春江因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1月8日,上市公司中國移動(NYSE:CHL,00941.HK)發布公告稱,公司董事會已罷免張春江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之職。
自12月下旬張春江落馬的消息傳出,除“涉嫌嚴重經濟問題”的表述外,相關部門始終未透露張春江涉案緣由。剛開始有媒體指其與創業板上市公司神州泰岳(300002.SZ)獲得中移動飛信業務合同有關,但很快各方均認為“神州泰岳肉太小不值得下口”——這家公司固然以飛信為主要業務,據稱過去兩年間每年從中移動拿走8個億,但神州泰岳與中移動的合作關系可追溯到1998年,飛信業務也是2007年由神州泰岳創意并提交中移動從而持續合作下去的——彼時張春江還沒有調入中移動。
顯然,人們不相信這位中國電信行業的風云人物會在一家年盈利不過億元有余的“小河溝”里翻船。根據上市公司中國移動2008年6月宣布張春江獲任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時發布的公告,張月薪10萬港元,每年花紅18萬港元。而據《商務周刊》了解的信息,張春江在擔任原中國網通(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期間時,甚至主動放棄了價值千萬的中國網通(NYSE:CN,00906.HK)股權。
這顯然不是一個被金錢晃花了雙眼的人。此前張春江還一直被業界評價為“講政治”的代表。因此,人們等待的也不是行賄受賄這樣的“毛毛雨”。
“迅雷”手段
在2003年5月之前,張春江是年輕有為、一帆風順的政府官員。作為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大學生,1982年初從北京郵電大學畢業后,他先在遼寧省郵電管理局任職,1995年1月來到北京西單的郵電部大院,擔任移動通信局局長、電信總局副局長、辦公廳主任。2000年,未滿42歲的張春江升任負責電信監管的信息產業部副部長。
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席卷中國,國人或許會談論孟學農、張文康等人的任免,卻少人留意另一則人事變動:國家信產部副部長張春江接替原中國網通集團黨組書記、總經理奚國華的職務,奚國華返回信產部重新擔任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一場“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故事,也許就此拉開帷幕。
根據2001年國務院批準的電信“橫拆”方案,原中國電信一分為二,北方10省與小網通和吉通重組為中國網通集團公司。2002年2月,剛剛從上海貝爾董事長升任信產部副部長不足3個月的奚國華因有企業管理經驗而出任新網通籌備組組長。同年5月16日,新的網通集團正式掛牌,但由于“三家公司在股權結構、企業文化上均存在極大差異”,整合進程極為緩慢。2003年5月,時年45歲的張春江接過了擔綱網通的重任。
吉通是中國電信運營商的最早元老之一。1993年,國務院主持會議部署建設“三金工程”(金卡、金關、金橋工程),金橋網被確定為國家信息化骨干網,為國民經濟信息化建設提供基礎設施。1994年,專門負責金橋網的建設和運營的吉通正式成立,注冊資本為6000萬元。但后來吉通一直為資金所困,在發展中遠落后于其他運營商。
1999年4月9日,為承擔“中國高速互聯網絡示范工程”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工作,由中國科學院牽頭,聯合鐵道部、廣電總局、上海市政府四方股東共同投資組建中國網絡通信有限公司(即小網通)。最初小網通獲得的是1.98億元人民幣資產,包括1.2億元現金和7800萬元固定資產。2001年2月,小網通通過海外私募,以香港公司12%股權從新聞集團、高盛等募集資金3.25億美元。
根據當時公開的數據,2001財年,吉通的收入為5億元,小網通為9億元;2002財年,吉通虧損超過7億元,小網通虧損14.7億元。可以對比的是,原中國電信北方10省2001財年的收入為600億元,2002財年利潤達到24.3億元。
履新之后,張春江以“迅雷”之勢拉開整合大幕。2003年6月11日,吉通重組進入“實施階段”,網通集團按實收資本1:1收購吉通4.819億元的國有股權,吉通公司原班人馬就地整編,與網通集團的屬地通信公司合并。
對于小網通,張春江采用了相對溫和的手段。2003年7月15日,網通集團北方融合重組工作全面實施,以當年12月31日前為過渡期,小網通北方10省分公司從網絡、業務、人員、資產各方面整建制融入當地通信公司,過渡期內作為各地通信公司的子公司進行管理;2003年11月6日,中國網通集團國際通信有限公司正式掛牌,這是一家由網通集團和小網通擁有的國際通信相關資產、網絡、業務和人員進行融合組建而成、專注經營國際電信業務的公司,原小網通總裁田溯寧擔任網通國際總裁;2004年1月8日和15日,網通北方公司和南方公司分別掛牌,后者是在網通集團在南方15省新成立的分公司和小網通南方21省原有分公司基礎上組建,總經理一職同樣由田溯寧擔任。2004年7月,為實現上市,上述三家分公司被注銷,其管理和運營職能一并由集團公司收回。
2004年11月16日,中國網通正式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第二天上午又在香港聯交所掛牌。張春江為網通海外IPO劃上了成功的句號。
整合之隙
記者獲得的一份《中國網通集團融合重組方案》顯示,在2004年注銷三家分公司時,原網通北方、網通國際的債權債務統一都由網通集團公司承接,對于南方各通信公司的債權債務,則是通過清算方式,先行由當地的清算組織清算和償還,不足部分統一由集團公司負責承接。由此可見,原來的吉通和小網通的所有債務都轉移給了網通集團,資產則被劃撥到網通后來成立的上市公司中。
中國網通上市之時,因為吉通屬于被收購,原始股東已經全部退出。而通過上市,新聞集團和高盛通過中國網通基金L.P。將原來持有的小網通香港公司12%股份轉為上市公司6.75%的股份,小網通原有的5家中資股東中國科學院、廣電局總局信息網絡中心、中鐵通信中心、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和山東國資委各自持有上市公司0.9%的股權。
事實上,先于中國網通在2000年上市的中國聯通(600050.SH,00762.HK),就不得不在上市前清理了股權“中中外”模式。而網通集團在BVI(英屬維京群島)注冊成立了中國網通集團(BVI)有限公司,借此持有上市公司70.5%的股權。通過香港IPO市場近5年來都沒有出現過“紅籌模式”,中國網通的外資股東避免了為上市而遭清退的命運。
對于給小網通的優待,當時做出的解釋是,小網通的國際業務屬于優質資產,極大增加了其在整合時的議價能力。但后來的財務數據顯示,事實并非如此。
2002年11月18日,小網通香港公司聯手新橋資本及軟銀亞洲基金,以8000萬美元收購亞洲環球電訊賬面價值約19億美元的泛亞洲網絡資產。2003年,上述三家公司在亞洲環球電訊的基礎上組建成立亞洲網通公司,其中小網通控股51%。2003年11月,網通國際成立。當年12月,網通集團又以6100萬美元現金從軟銀和新橋手中收購了亞洲網通剩下的49%股權。由此,網通國際和亞洲網通成為網通負責國際業務的兩大基石。
根據招股說明書,中國網通的資產為“6+2+2”,即北方的北京、天津、山東、河北、河南、遼寧六省市和南方的上海、廣東兩省市的電信資產,以及原網通國際和亞洲網通。這些被看作是網通電信資產中最精良的部分。按照當時的整合思路,南方兩地資產、網通國際和亞洲網通的主導者應屬小網通。
但有數據顯示,在網通國際成立之前,小網通的國際業務收入占公司總收入的20%—30%,利潤貢獻率卻只有3%-4%。時任網通國際總經理趙安建曾經對媒體承認,網通集團向其注入了包括國際接口局、衛星及海外業務等資產,使得公司營業額可望由2003年的11億元上升至2004年的20億元。這個數字僅占2004年網通集團800億收入的2.5%。而由于海纜市場的低迷,外界一直對亞洲網通的經營情況持懷疑態度。在招股說明書上,中國網通也未詳盡解釋亞洲網通的經營情況。有媒體報道稱,亞洲網通此時尚未實現盈利。2005年年報顯示,在中國網通全年872.32億元的收入中,以亞洲網通為代表的國際業務收入只占3.9%,實際虧損0.59億元。
2005年4月,中國網通以79億元港幣的價格,購入電訊盈科(00008.HK)20%股權,成為其第二大股東。此后,坊間傳言雙方的合作代價是“撤銷網通國際”,并與電訊盈科的國際業務重組。2005年7月20日,網通集團正式啟動撤銷網通國際的計劃。根據“屬地化”的原則,從當年8月1日起,網通國際的上海、廣東分支機構及人員整建制劃入當地省(市)分公司;海外POP點及香港業務部人員劃入亞洲網通管理。
但到了2006年6月,中國網通宣布以1.69億美元的價格,將旗下亞洲網通全部股份出售給國際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和Spinaker組成的投資集團。同時,網通集團也宣布以約2.33億美元的價格,將亞洲網通下屬海底光纜公司東亞網通100%的股權出售給上述兩位投資者。這兩筆交易的總售價合計為4.02億美元。業內認為,亞洲網通的出售,標志著田溯寧曾著力打造的網通海外業務已被網通集團徹底整合。
資產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網通整合小網通之時,小網通手中還握著一張業內公認的王牌,即寬帶業務。但比國際業務經營要好的網通寬帶公司并沒有進入到網通上市體系中。
資料顯示,2001年9月,小網通以3000萬元現金及7億元資產注冊成立網通寬帶公司。同年12月,網通寬帶又以18%的股份向聯想、寶鋼、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上海信投以及上海聯合投資公司募集5.2億元。此后,網通寬帶在杭州、寧波、揚州、青島、溫州、重慶等地成立了約10家具有本地寬帶城域網的寬帶全業務合資公司。
當時的媒體報道稱,2002年網通寬帶即走向“大規模盈利”。該財年小網通的利息、稅務、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為6371萬元,總銷售收入為29.4億元人民幣,而普華永道的一份報告中即顯示,當年網通寬帶共實現EBITDA 6700萬元,顯然小網通的業績很大程度上要靠網通寬帶的支撐。原本作為運營主體的小網通旗下公司當年僅帶來EBITDA 400萬元,從而直接拖累整個小網通稅后利潤為負。
隨后的兩年,又是中國寬帶的大發展時期。根據IDC的報告,2004年中國寬帶用戶數為2400萬,2005年為3700萬,增長速度高達52%。
蹊蹺的是,盡管如此賺錢而且前景大好,2006年3月2日,網通集團還是以3.18億元人民幣的價格,將網通寬帶的50%股份出售給電訊盈科間接全資附屬公司PCCW IMS China。2007年1月11日,該公司變更為外商投資企業。2008年8月,一家名叫中國寬帶產業基金的公司與電訊盈科共同出資,完成對網通寬帶的戰略重組。
網通與電訊盈科的協議顯示,電訊盈科入主網通寬帶之前,網通集團先要從其他小股東手中收購其余18.4%的股份。根據之前網通與小股東的約定,相關股份是以“每年8%的投資回報率”收購。以單利計,網通總支付價格應為6.864億元,以復利計算為7.07億元。
對此,記者查閱到的當時文獻相關解釋是,3.18億元的出售價格已考慮網通寬帶截至2005年12月31日的資產凈值(約人民幣6.10億元)以及中國寬帶服務市場的潛力。那么細核網通寬帶的資產就會發現:2001年9月成立時的資產總額為7.3億元;當年12月以18%的股份募集5.2億元,該次增資擴股的資產溢價接近3倍;之后就是“大規模盈利”和寬帶市場大發展,但2006年的出售價格相比凈資產也僅溢價4.3%。
這份協議還顯示,網通寬帶余下的50%股份由雙方都能接納的獨立第三方買下,“網通寬帶向獨立第三方收取應收款項人民幣1.9億元”——比電訊盈科的同比例收購價格還低40%。
由此可以計算出,即使不算2001年對網通寬帶的原始投資,僅為了將這頭在寬帶市場快速成長的背景下大有發展前途的“現金牛”,100%、全部、徹底的“處理”給電訊盈科和某個“雙方都能接納的獨立第三方”,網通就先拿出7億元左右的真金白銀從小股東手中贖身,然后只賣出了總共5.08億元的“跳樓處理價”。這次出售,使網通集團從100%控股網通寬帶變為間接持有其10%股份。
這個“雙方都能接納的獨立第三方”在兩年多后浮出水面,即2006年5月17日田溯寧辭去中國網通CEO職務后成立的新公司中國寬帶產業基金。田溯寧目前還是網通寬帶的法人。
對于2006年為什么要“賤價出售”網通寬帶,記者目前能獲得唯一解釋是,因為網通寬帶成立時與小網通簽訂有同業禁止合同。
相關資料顯示,網通寬帶目前是中國唯一由外資持股的全國性因特網接入服務與信息服務提供商。此后的兩年間,網通寬帶通過并購,市場覆蓋到幾十個城市,其業務范圍也擴大到互聯網視頻的出版、分銷以及相應的本土服務上。
事實上,不管是國際業務還是寬帶業務,早在2005年就和奧運戰略一起位列中國網通最重要的三大戰略。2004年8月網通寬帶從網通體系中剝離出去后不久,網通又在2005年4月啟動了“CNC MAX——寬帶我世界”寬帶業務品牌,這也是網通集團重組融合之后的第一個業務品牌。2006年5月,網通正式成立了專營寬帶內容的全資子公司——中國網通集團寬帶在線有限公司,同時開通中國首家全視頻門戶網站。2006年7月,接替田溯寧擔任上市公司中國網通CEO的網通集團總裁左迅生在接受《中國電信業》采訪時,重申了中國網通向“寬帶通信和多媒體服務提供商”轉型的戰略目標,并指出三大戰略是互相聯系、互相支撐、相輔相成的,寬帶發展理念貫穿其中,是三大戰略的基礎和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網通南方的上海、廣東業務也曾經被寄予厚望。但上市之后,上海網通和廣東網通兩地的投資額遠高于營業收入,被認為直接影響了中國網通的業績表現。2007年,為了不拖累上市公司的業績,“活雷鋒”網通集團花35億元人民幣從中國網通買走了廣東和上海的電信資產、債務和業務。
2008年1月21日,中國網通公告顯示,中科院、鐵道部、國家廣電總局和上海聯合投資公司將所持股份出售給西班牙電信(Telefonica) ,涉資約3.09億歐元。由此,原小網通四大創始股東退出中國網通。
債務包袱
盡管原來屬于小網通的資產在上市之后與網通集團漸行漸遠,但其留下的債務包袱卻給其帶來了持續影響。
網通在并購進入吉通之后調查發現,吉通負債是28.4億元。而小網通的債務負擔遠高于吉通。2001年底的媒體數據是,小網通固定資產總額為77億元。另有電信從業人員透露,在2002年合并至網通集團時,小網通的主要財務數字是銀行貸款150億人民幣,公司賬面現金連貸款利息都無法支付,并且連續虧損近每年10億元。“算上當初股東的投資,銀行本金加利息,小網通已經花掉了近300億人民幣。”
為了實現資產重組,2003年,網通曾經獲得過國家開發銀行550億元人民幣的綜合授信,并由中國建設銀行提供無條件不可撤消的連帶責任擔保發行總額為5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債券。《商務周刊》獲得的數據是,網通一共花了380億元人民幣用于整合,其中有40億用于吉通,340億用于小網通。
中國網通上市之前,為了獲得資本市場的青睞,相關債務大部分由集團公司承擔。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網通的債務超過700 億元,凈負債對股本比率達到147%,利息支出上升6.3%至30億元,但由于部分債務已由母公司接收,使得中國網通2004年利息開支下降7億元。為成功上市,2003 年中國網通還核銷了價值人民幣257.78億元的固定資產,由此當年虧損111.1億元。
截至2004年6月30日,為進一步改善中國網通的資產負債情況,網通集團再度接手部分債務,使得中國網通的債務下降到580億元,比2003年12月減少了119億元,降幅達17%。
2004年底上市之后,中國網通發行的美國存托憑證(ADR)每股價格為21.82美元,香港IPO價格為每股8.48港元,共計籌資11.4億美元。其招股說明書顯示,網通將把IPO的50%資金用于網絡擴容和更新,30%用于償還債務,10%用于新業務的研發,剩下的10%則作為一般性用途使用。
2005年,由于收購黑龍江、吉林、內蒙及山西四省份資產,中國網通的負債上升27.1%,其資產負債率高達68.9%,同期中國移動的資產負債率為35.1%,中國電信為56.1%,中國聯通為48.5%。2006年,中國網通的資產負債率為47.4%,再度在四大運營商中高居榜首,而其直接競爭對手中國電信的該項數據已經降為30.2%。
2007年,中國網通財務壓力依然沉重,需要償還的合約現金債務為417.64億元,未來兩年需償還的合約現金債務分別為69.95億元和98.29億元,短期債務占總債務的63.2%。
2008年5月24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深化電信體制改革的通告》,聯通集團攜G網與網通集團組成新聯通,原網通董事長張春江調任新的中國移動擔任黨組書記、副總經理。2008年10月15日,中國聯通和中國網通兩家上市公司合并。2009年1月,中國聯通集團和中國網通集團兩大母公司也正式合并,原聯通和網通的全部債權債務,均將由新的聯通集團繼承。
張春江被調查之后,中金公司在1月21日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我們不認為張春江的嚴重違紀會導致聯通的資產計提(即使有相關資產也應該早已經折舊或計提完畢),也不認為公司業績會因此大幅縮水(公司已經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中基本消化了一些不實在的收入和利潤)。”
特定關系人
事實上,網通的整合上市,張春江面對的困難可想而知。有人回憶說,在信產部當副部長時的張春江體重超標,進網通不到一年,“人瘦得讓人不敢相信”。但從1998年開始中國電信業十年歷經四次重組,總是“摸著石頭過河”。如同中國其他行業的國企改革一樣,過程中往往會產生灰色地帶。同時,中國電信行業30年來的高速發展,又創造了不少尋租空間。從目前情況來看,作為中國通信史上30年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張春江案正在演變為一個“電信黑洞”。
有消息靈通人士向《商務周刊》透露,早在2009年12月初,張春江的大學同學宋世存和原網通集團財務共享中心副總王暉已先后被查。聞知此消息后,本來就身患糖尿病的張春江隨后住進醫院,出院后很快被相關部門帶走調查。
1958年出生的張春江是山東煙臺人,為恢復高考后北京郵電大學第一屆大學生,先是在大連市郵電局工作,1995年1月上調郵電部后歷任多職。在其擔任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時,王暉即為其下屬。張春江到網通之后,王暉也被安排到網通的財務部門,直至成為財務共享中心副總,由于被提拔得較快,曾經在公司引發爭議。
宋世存更是對張春江仕途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在張春江就讀北京郵電大學載波7711班時,宋擔任班長,1984年成為時任郵電部副部長吳基傳的首任秘書。吳基傳上任后首次到大連考察時,在大連市郵電局下屬電信中心局當局長的張春江被安排一同接機,得以與吳基傳見面。隨后的考察過程中,張春江以突出的業務能力受到吳基傳賞識,仕途由此一帆風順。而張春江與宋世存一直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系。
坊間有傳言,王暉與宋世存進入相關部門視線,可能是源于房產問題。該消息源稱,2008年4月,張春江與妻子離婚,隨后分別以前妻和王暉的名義購買了三套總共800平米的房子,共價值2000多萬元,引起相關部門注意。而購買三套房子的款項與宋世存的賬戶有關。
《商務周刊》調查發現,1995年,宋世存下海成立北京銥鏑電訊技術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50萬元。其中,宋世存與古錚各持有50%的股份,宋世存任公司法人。但該公司的經營情況并不好。記者從工商部門獲得的數據顯示,2000年,該公司資產總額為64.93萬元,營業額為3萬元,稅后利潤僅2.81萬元;2001年,公司資產總額為72.42萬元,營業額為7.85萬元,稅后利潤7.15萬元;2002年,公司資產總額為76.1萬元,營業額為4.16萬元,稅后利潤又降到3.91萬元;2003年,公司資產總額終于突破100萬元,稅后利潤39.77萬元。但到了2008年,公司因為“無經營項目”,資產總額又驟降至11.54萬元,負債8.08萬元。
但由于此前的人脈背景,宋世存在電信行業還是擁有相當能力。1999年,他聯合四通集團成立安通汽車衛星定位通訊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人民幣,四通集團出資800萬占80%股份,銥鏑公司出資200萬占20%股份。1999年9月,安通公司被信產部批準在北京、上海等5個城市開展定位信息服務業務的商用試驗,2001年11月試驗范圍擴大到全國20個重點城市。2001年,四通集團將其所持有的80%股權以127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普天東方通信集團,宋世存依然擔任公司總經理。該年11月5日,安通公司還在北京宣武區成立“安通汽車衛星定位通訊有限公司網絡技術服務中心”,其經營范圍包括利用現有移動通信網絡為汽車及其他活動物體提供導航的網絡技術服務。但該服務中心一直沒有正式開業,于2007年因未接受2005年度企業年檢而被吊銷營業執照。
2002年8月21日,安通公司成為聯通CDMA網絡位置服務平臺中的信息服務提供商,負責在開展定位信息服務業務的城市和地區建設位置服務平臺(LIC)。但就在這一年,公司因“管理不善”,虧損171.12萬元。2003年,公司再度虧損551.85萬元。2004年,普天東方通信又以1000萬的價格將股權轉讓給億陽集團。2005年,公司虧損減少到168.31萬元,凈資產總額為-64.28萬元。2006年,安通負債高達879.95萬元,2007年,因“經營不善,項目失敗,導致開發項目幾無收入”,安通公司遭清算注銷。
上述人士認為,宋世存并不擅長做實業,其主要收入來源還是利用人脈協助一些電信行業企業“打單”。事實上,記者獲得的一份銥鏑公司1999年資產負債表顯示,截止當年6月30日,銥鏑公司的資產總計為460多萬元,其中流動的貨幣資金達到了400多萬元,占比非常高。
記者獲得的進一步消息顯示,因為涉及張春江案,北京瑞致通信技術咨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張銳也被“協助調查”。
北京人張銳據說年輕時經歷復雜,很有個性,不參加1978年高考,卻帶著從同學中籌集的17元盤纏演繹過一段晉察冀流浪傳奇。1980年代,張銳從校辦工廠起步,后下海創辦通訊公司,主要推銷小交換機,由此認識當時在大連市郵電局工作的張春江。1999年,張銳還獲得過法國時尚品牌讓·路易·雪萊(Jean-Louis Scherrer)的中國代理權。2005年關掉北京國貿中心專賣店后,他轉投藝術收藏行業,旗下包括有更閣餐廳和北京現在畫廊,被稱為“時尚藝術產業的經營者、收藏家”。此時以“張皓銘”名字出現的張銳不改高調個性,住在1700平米“古根海姆”式家庭博物館,經常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有好事者曾經對其手中800余件中國當地藝術品予以估價,據說市值高達4億元。
目前,做電信生意發家的張銳名下只有瑞致通信一個電信相關企業。該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冊資本400萬,經營范圍包括數據通信技術、計算機技術、有線電視傳輸技術的咨詢與服務、商務信息咨詢,以及銷售通信器材、計算機軟硬件。
值得一提的是,張銳的妻子楊蕊寧是北京陽光加信廣告公司董事長。讓該公司在業內聲譽鵲起的正是對網通的廣告代理業務。2004年3月,該公司獲得中國網通企業形象的全權代理,其創意的“中國網,寬天下”廣告詞家喻戶曉。此后,該公司就一直負責網通總部及多家地方分公司的廣告業務。
一位電信從業人士分析認為,同樣作為張春江的“特定關系人”,張銳有可能涉及電信腐敗洗錢。“利用第三方公司實現資產轉移,是電信腐敗路徑之一。”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