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風雷：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丁偉
一個中國式的投資家的故事。資本“馬前卒”一直挺立在潮流之上，但他聲稱自己只是被時代推動的“小人物”。 但他從來都是中國投資界繞不過的一個人物，是江湖上傳說的那個“老大哥”。在西方同行眼中，方就是一個典型的“造雨人”(Rainmaker)，人如其名“風與雷”
2009年底，京城的一個頂級商界俱樂部內部Party上，當牛根生和寧高寧擁抱在一起，以“婚禮”的形式演繹半年之前蒙牛與中糧那場聯姻時，該起投資案的第三位主角、厚樸投資創辦人方風雷坐在臺下，看著他的伙伴們歡樂調侃，平素沉默如海的臉上也掠過了一道笑容，又轉瞬即逝。
把自己的表情和內心隱沒于人群之中，是方風雷最大的風格。但他從來都是中國投資界繞不過的一個人物，是江湖上傳說的那個“老大哥”。在西方同行眼中，方就是一個典型的“造雨人”(Rainmaker)，人如其名“風與雷”——他開創了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資銀行，撮合了很多大型國企海外上市和收購的交易，他極具特色，在中國他有很多政商朋友，在海外，也是四海之內多兄弟。
方風雷臉龐方正，天庭飽滿，敦厚的身體里蘊藏著非同小可的能量。
2009年，這個自謂“打工的人”所創立的厚樸投資(HOPU Investment)，成了中國PE界最矚目的角色。厚樸是國內第一個融資超過100億人民幣(25億美元)的私募股權基金，擁有國內PE中年齡最大的合伙人團隊：方風雷57歲，原畢馬威大中華區主席何潮輝58歲，原高盛亞洲投資銀行部聯席主管王忠信43歲——方風雷“PE軍規”之一：投資團隊就像紅酒，越老越吃香。
“元老隊”在2009年集中爆發，從外資手中接盤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的股份，動用資金八十多億美元，甚至超出了厚樸自身的基金規模。老方還撮合中糧、蒙牛聯姻，牽手國家主權基金(中投7億美元入股蒙古國龍銘鐵礦)。這都不是尋常PE所能做的事。
據接近他的人透露，方風雷最欣賞一句話：“做好這份工”。他還引用另一句話來掩飾自己做了那么多重量級交易的動機：“目的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這可是德國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的名言。
Anyway，Party依舊，“運動”仍將繼續。
第一個婚禮：中原大地初試身手
時間：1988年6月8日
地點：河南
主題：中原集團成立
方風雷角色：準新郎
2009年，《中國企業家》記者至少見到方風雷三次，他一如既往地婉拒采訪。他誠懇地說，“大人物可以創造時代，我們這種小人物都是時代的產物。我們這代人是崇拜英雄，但跟你自己想成為英雄那是兩回事。”
事實上，在方風雷成為金融江湖的“大人物”之前，他就是偏安一偶、闖勁十足。
河南是方風雷的轉折點。
在鄭州，方風雷的多年好友、建業地產董事長胡葆森指著不遠處的高新區對我們說，那就是當年他們一起戰斗過的地方。“方總是胸中有大格局的人，他的智慧和能量絕對不亞于現在那些大國企的董事長。”
1983年，胡葆森認識方風雷，認識的機緣很有意思。方于1982年自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至外經貿部，1983年作為“欽差大臣”，隨工作組去河南外經貿系統調查。那時候胡葆森在河南駐港機構工作，等于是被他調查的對象，他到深圳把胡從香港叫回來。
一年后，調查結束，胡并無問題，他們也就成了朋友。因受領導賞識，方風雷和當時到河南做改革顧問的“京城四君子”學者當中的黃江南、朱嘉明一起留了下來。
1984年底，32歲的文學青年方風雷調至河南省經貿廳，當過河南省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之后受命整合河南省外貿總公司(后來改名為中原國際經濟貿易公司，簡稱中原國貿)，那是當時外貿改革的試點之一。他還是外貿體制改革小組成員，參與了中國第一個期貨交易所鄭州商品交易所的方案設計和早期籌備。
“方總個人比較低調，做的事都是大事。”
在組建中原國貿的過程中，胡葆森從香港調回來當方風雷的助手，兩人分別任總經理、副總經理，“我們倆算創始人，朝夕相處了8年，歷歷在目的8年”。他記得，1985年中原國貿成立，很快在河南名聲大振。這是一個綜合性的貿易公司，有進口、出口、投資業務，還有跟蘇聯、東歐的易貨貿易，做得風生水起。其他的外貿公司雖然很嫉妒，但是我們在創新上很有一套。
1988年，中原國貿和河南國際信托等三家公司合并成中原集團，在6月8日舉行的成立儀式上，方風雷和胡葆森意氣風發。中原集團董事長由河南副省長兼任，方是常務副總經理。“這實際也是方總一手給弄成的。從中原國貿到中原集團用了三年時間，他兩年前就已經開始創意了。你看他總是兩三年來一個大變化，他實際上不停地想新事。”
2009年底，胡葆森這樣對《中國企業家》說：“方總一直站在很高的點上來思考問題，他腦子里信息量很大，知道國家需要什么，知道全世界的經濟格局怎么在變化。他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具有巨大的創新動力和創新能量。”
我們見胡葆森的前一天，他其實就和方風雷在一起，隔一天方和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等人一起去了柬埔寨……“方總做的都是國家戰略級別的事，他始終沒有離開那個大格局，不像咱們民營企業老算投資2千萬美元要賺多少錢這種賬。”
當然，做大事的方風雷也跟民營企業打交道。在中糧成為蒙牛第一大股東的背后，有他運籌帷幄的身影。建業地產上市前引入戰略投資者凱德置地，也是他一手促成，他親自陪著胡葆森去新加坡，對方當場就簽了協議。據說他本來還想拯救當年破產的鄭州亞細亞……
“沒有聽他話的人最后都敗下來了。”
1991年，胡葆森和方風雷先后離開了河南，胡下海去做地產，方先去美國讀書，不久后回國，1992年蟄伏海南，跟建行合作搞酒店、證券等營生——海南給方風雷留下了一個重要的伏筆：12年后，他重組海南證券，與高盛成立合資投資銀行高盛高華。
很快，改變方個人歷史和中國投行史的時刻到來了。
第二個婚禮：關于合資婚姻，中金的那些傳言都是真的
時間：1995年6月25日
地點：北京
主題：中金成立
方風雷角色：準新郎
關于中金，方風雷回憶說，“當時沒想那么多，中金的目標就是為中國那些想成為世界級的企業提供最好的金融服務，為中國投資銀行樹立一個樣板。這個就是最大的理想了，能夠為它們服務就是最高標準了。當時想的就是這個。你還能想什么？一個行業、一個公司救中國？那絕對不可能的。”
關于15年前由建設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合資成立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留下了三個公認的史實：
1，中金是中國金融改革中里程碑的一步，其“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精神遙指100年前的洋務運動；2，副總裁方風雷是中金事實上的管家，而他的老板和導師是時任建行行長、中金第一任董事長王岐山。3，這是一場“同床異夢”的婚姻，夫妻雙方摩擦不斷，直到2009年底，摩根士丹利仍未售出其持有的中金34%股份，而方風雷與“情人”高盛的關系一直持續到了后來的高盛高華及厚樸投資。
這一段輝煌往事在方風雷口中只成了一句：“我們都是讓時代推著走的……中金就是那個階段的產物。”
不止一個資深人士向《中國企業家》確認，雖然中金的由來有三四條線索：摩根士丹利投行家Jack Wadsworth、世界銀行北京首代林重庚、香港紡織商查懋聲、經濟學家劉國光等，他們都最早提出了合資投行的想法并通過不同的渠道向高層領導人建議，但真正把這幾條線攏在一起的是王岐山，具體執行的是方風雷。一本金融雜志的主編記得，方風雷跟她講述過一個細節：1992年冬天，他去美國參加弟弟的婚禮時見到劉國光，提起合資投行這事。之后，劉安排方與林重庚見面。“我們倆在華盛頓國家動物園散步，踩著白雪吱吱作響，望著前面的大熊貓，商談如何在中國成立一家合資投行為國企改制服務……”
中金的成立過程及內部沖突，《華爾街日報》前中國社長麥健陸(James Mcgregor)在《十億消費者》一書里有過詳盡描述，“這個故事講的是在中國新興的金融行業，一些最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如何與一家美國最龐雜的投資銀行聯合，提供這個國家迫切需要的資金和金融行業知識”。最有趣的是，方風雷起初被外方誤以為是“不修邊幅的司機”，但他的“創業精神和創造力讓他成為公司業務的關鍵推動者。中金的海歸銀行家們在驚愕和沮喪之中甘唯方風雷是從。他們當中很多人曾一度看不起方風雷，認為他就是一個對金融交易和資本市場一竅不通的鄉巴佬。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明白其實他是精通中國商業作風的大師……”2009年底，麥健陸跟本刊記者說到方風雷時仍推崇有加，豎了一下大拇指。
就這樣，在90年代末的中國金融大事記上，載入了至少兩個與方風雷有關的日子：1995年6月25日，中金正式掛牌營業；1997年10月22、23日，中國電信(香港)——即后來的中國移動在紐約和香港上市，融資42.2億美元。
“老方在中金有兩大貢獻，第一個是籌備成立，另一個中金起步實際上是他弄起來的，一開始大家都是瞎撞，沒有什么項目，通過中國移動上市這一件事，公司就立起來了，找到路子了。”一直追隨方風雷的投行人士查向陽說。隨后，中金成就斐然，幾乎壟斷了電信、能源、保險等海外IPO項目。
這也許是方風雷本人第一次“解密”中金的真實版本：過去15年，那些國有公司上市基本上都是融資的歷史。很簡單，就是朱老板說，你們去國際市場上給我拿錢回來。那個時候要應對的是外匯短缺的問題，當時所有的政策，包括H股的設置，都是為了吸引外資；國內市場容量小、機構不成熟、監管不到位，這都是事實，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條——拿外匯。
方風雷說，金融改革像整個30年改革開放一樣，帶有一點“倒逼”的性質，“你不去資本市場，國家解決不了這么多的資本金，國企改革完成不了……所以要一步一步地推動上市，這是倒逼回來的。然后按照朱總理講的‘投其所好’，推動國企的財務體制改革、公司治理結構改革……”
用電影《十月圍城》的臺詞來說，“這是國家大事啊！”但一個“小人物”怎么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呢？為什么是方風雷而不是別人呢？他的遠見、判斷和執行力從何而來？方風雷可以復制嗎？他對這些問題大搖其頭，“這個東西沒意義了……能不能復制肯定是胡說的……有些人(比如高盛前CEO、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當過我的老板，一直是朋友，但我沒想過那么偉大的事情，也成為不了什么大人物。我跟你說了，目的是沒有的，運動就是一切。很簡單一件事，就是把領導交你的活兒干好，我們這些人沒想得那么復雜和高尚。”
他并不否認中金所為已被記入歷史，但仍然掩飾說：做金融和做官員一樣的，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你做100件事，99件對了，如果有一件錯了，就可以把99件事毀了，歷史記住的實際上就是最后的這件事。所以你說能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嗎？你做得成功的沒有人記得……
方風雷帶出來的干將、高華CEO章星說，“老方有很強烈的歷史文化情懷，在這一點上，他不是典型的商人。。”2009年厚樸接盤中行、建行，“他把資源聯結得非常巧妙，做得天衣無縫，而且政治上得分，商業上也獲利，大家都信服他。”
但中金的蜜月很快就結束了，方風雷看似春風得意，卻也有著很多“沮喪或者挫折的時刻”：國貿A股上市證監會質疑中金資質，中移動上市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唱衰香港股市(1997年10月，香港回歸之后，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更不要說內部復雜的公司政治了。“老方哪有什么尚方寶劍啊？很多項目做不成，中金那個階段很多人說壞話，還特別不被人理解。”查向陽回憶說。
在新世紀到來的時候，方風雷當了“落跑新郎”。2000年春，方風雷離開中金。查向陽說，“沒有摩根不行，但完全由他們管也不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老方總說這話，其實矛盾的根源也在此。”章星嘆了口氣，“中金的合資故事都是真的，老方不頂著，中金早成摩根的分支機構了……”
中金之后，方一沉寂就是三年，直到2003年“非典”之后的高盛高華。從那以后，他就是自己命運的主角了。
第三個婚禮：高盛高華意興闌珊
時間：2004年12月2日
地點：北京
主題：高盛高華成立
方風雷角色：新郎
方風雷解釋他為什么搞高盛高華：“我在國內隨便搞一個投行很輕松，但是沒有必要。我為什么搞高盛高華？形式服從于內容——要從大格局來理解。。”
查向陽跟著方風雷一起經歷了離開中金之后在中銀國際、工商東亞的浮沉，他感慨地說，“老方挺曲折的……(紅頂商人？)他沒有頂。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他也不是一個普通的投行家，我覺得他是中國金融發展中的一個領軍人物，他做的事情比別人早，制度的價值有時候大于項目的價值。”
2000年，方風雷最大的代表作是在中銀國際幫助“小超人”李澤楷收購香港電訊；2000年鳳凰衛視、同仁堂等香港創業板上市，中銀國際都是保薦人和主承銷商。他也埋下了與海南證券有關的另外一個伏筆——2001年2月27、28 日，中銀國際為中海油任主承銷商，后者在紐約和香港上市，董事長衛留成后來擔任海南代省長。
之后，方風雷又去了美國讀書，在金融舞臺上消失了一段時間。2002年初回國，出任工商東亞總裁。但這段經歷也算灰色，之前工商東亞承銷的歐亞農業上市后出事了，比亞迪上市項目也被法國百富勤奪走。查向陽說，“人也有運氣趕得不好的時候，老方的能力是做大項目，但是在工商東亞小的都做不了……我們很沮喪，但他從來不受這種打擊。”文革時，方被下放到內蒙古農村，“我們這代人吃的苦是歷史上沒有的。”
2003年前后，方風雷受命解決海南證券債務危機。2003年6月的一天，“非典”過后沒多久，高盛CEO亨利？保爾森就飛來北京，跟老朋友方風雷共進晚餐。一項非凡的交易由此產生：高盛將用合資公司的方式正式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向海南證券“捐款”6700萬美元，并向方風雷等6個自然人提供1億美元貸款(這是發改委首次批準中國個人借用國際商業貸款)；2004年8月，方風雷等自然人再聯合聯想控股，組建北京高華證券；2004年12月，高盛與高華證券成立高盛高華(分別持股33%、67%)。
高盛高華并不想做成另一個中金。在一次私下交流時，方風雷坦承：“有人說我搞重復的事，我不管別人怎么說我怎么看我，‘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斯大林送給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我在國內隨便搞一個投行很輕松，但是沒有必要。我為什么搞高盛高華？形式服從于內容——要從大格局來理解。”
是的，他考慮的又是“國家大事”：“我們是工業大國、金融小國。強國戰略，資本市場很重要，最好的企業都是在國際市場上拼殺出來的。我們投行的上市招股等技術差不多了，問題在于市場：制度建設、交易系統、投資者文化等還差很遠，二級市場還很差……高盛高華要盡可能地吸收國際經驗，把并購、投資、交易技術引進來。”
高盛高華是一樁完美婚姻嗎？歷史將給出答案。
第四個婚禮：厚樸長袖善舞
時間：2008年6月20日
地點：北京
主題：厚樸投資募集25億美元
方風雷角色：新郎
方風雷再一次站到了潮流的前沿。這15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國民財富的積累，現在情況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國家有錢了，企業有錢了，個人有錢了，就出現了一個新的行業。這不是說誰的決定，而是時候到了。
從英藍大廈17、18層到2層，坐電梯只是一段很短的距離，對方風雷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轉折：2007年底，他作別高盛高華，籌建私募股權基金厚樸，從而最終奠定了“終極交易撮合者”的角色。
從沙發到門口是十步，從門口到沙發是十步，很多人在厚樸的這間小會議室里等待過，方風雷也曾經很多次在別人的會議室里等待過，對交易人(Dealmaker)來說，韌性和意志是跟創造力、談判技巧一樣重要的東西。這間普通的會議室，墻上掛著一幅東山魁夷的畫，其風格一如公司前臺繁體字篆刻的“厚樸”LOGO，質樸而典雅，唯有桌子上擺著一尊中華創業投資協會(CVC)頒發的“2008年最佳PE新銳獎”杯，提醒了厚樸的新近變化。
但老方自稱“是PE新人也是老人”——其PE夢想自2003年就開始醞釀，工商東亞、高盛高華只不過是這條路上的兜兜轉轉，厚樸這個名字甚至在2003年就已經起好了。查向陽記得，“當時我們從中銀國際出來以后就想做PE， 2003年也是一個好的時機。”
在高盛高華籌備的過程中，方風雷團隊就正兒八經地談過可能的PE基金，“那幾家外資都愿意投資，但后來聽說你們都跟高盛合資了，還搞什么PE啊？”也是在籌備高盛高華的時候，方成立了北京厚樸投資公司，但后來把這個公司注銷了，高華證券的參股方包括聯想控股及方的三家公司：北京厚豐、高望、德尚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如果歷史可以假設，厚樸投資差一點2003年就做成了，那樣的話，方風雷不僅會聯手本土PE老大鼎暉(創始合伙人吳尚志是方風雷任中金直接投資委員會主席時的部下)，還將一舉改寫國內PE行業的游戲規則。
2007年，PE已經在中國熱錢洶涌，連復星、杉杉這樣的實業家們都轉型做PE了，但上10億美元級別的交易尚未出現，國外PE像TPG、凱雷等紛紛受挫，而政府開始推動本土人民幣PE的發展，這時候，方風雷出手了——“我覺得他是順勢，不是造的這個勢，他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者，他知道怎么去做，怎么能夠迅速做成，怎么樣利用各種重要的資源。”章星說。
2007年9月，方風雷和蘇州創業集團共同籌備首期規模為100億元人民幣的中新高科技產業投資基金。2008年6月20日，厚樸投資突破原計劃的20億美元募集到25億美元，其中淡馬錫投資8億美元、高盛投資3億美元，其他LP(有限合伙人)還包括加拿大公務員退休基金、殼牌、日本中央農林金庫、大和證券等海外機構投資者。
那之后的故事都知道了，厚樸一出手就不凡：2009年1月底，斥資6.5億美元接盤蘇格蘭皇家銀行所持有的中國銀行約30%股份；5月，厚樸財團以73億美元買下美國銀行減持的建設銀行5.78%股份，創下了香港市場的歷史紀錄；7月，中糧和厚樸以61億港元獲得蒙牛20%股權，成為其第一大股東，這是迄今中國食品行業最大一宗交易案；9月，中投與厚樸談判入股龍銘鐵礦石項目，早在2008年4月厚樸成立之初，它就聯合淡馬錫以3億美元購買龍銘的三年期可轉債，原本龍銘計劃2009年到香港上市，那將成為民企融資額最大的IPO，但因金融危機被迫推遲。
“你看，他干的全是這種事，全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那種事。”胡葆森透露說，“那個龍銘鐵礦，正好是方總在中國跟澳洲爭吵鐵礦石的背景下找到的，這符合國家能源戰略，所以領導人都支持。鐵礦石不是運不出來嗎？好，跟蒙古國總理一說(還得俄羅斯同意才行)，修了條鐵路，一年運送幾百萬噸鐵礦石，一下子就把死礦變成活礦了……他的交往都在這個層面。”
方風雷曾經把自己的理念概念為一個“高位蓄水理論”，他的老友、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何小鋒將其解釋為六個“高”：高舉高打、拜高人為師、領高才之軍、做高檔之事、育高尚修養、高強度工作。何給《中國企業家》撰文說：“與其說方的經驗是‘高位蓄水’，不如說是‘厚積薄發’；不盯著眼前利益，培養政治覺悟和大局觀，長期堅持發展戰略，設立高級的發展目標并長期耕耘以至達到‘不問收獲’、如癡如醉的境界，最終，總會獲得‘柳暗花明’的驚人成就。”
方風雷再一次站到了潮流的前沿。他說，“這15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國民財富的積累，之前我們就是做上市做融資，現在情況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國家有錢了，企業有錢了，個人有錢了，就出現了一個新的行業。要建設創新性國家，就得發展風險投資；要解決中小企業問題，就得發展成長型基金；要提高企業競爭力，就得發展并購重組基金；要促使社會儲蓄向社會資本轉變，就必須發展資產管理。這不是說誰的決定，而是時候到了。”
厚樸甚至走向海外。2009年厚樸還從華潤手中接過印度尼西亞地產及醫院開發商Lippo Karawaci的股份，未來將在越南、馬來西亞等新興市場伺機出手。
2010年及之后厚樸還將有哪些長袖善舞之舉——厚樸投資的投資期為五年，存續期為十年——方風雷又打起了馬虎，“我最多就想到明年了，太遠了想不著。我想我現在的項目怎么辦，已經投的項目怎么管理好，下一步怎么退出，正在做的項目怎么投……我們都是具體的活兒。我們這都叫活兒了。你以為我們是什么呀？像什么某種宗教，哪有那么偉大呀？每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你要賺那筆錢容易嗎？你必須在限期之內把錢投出去，投出去以后也有壓力，怎么去管理這個公司，管理這些老板，達到最低的投資回報門檻，完了之后你才能去分紅，那都是遙遠的事情了。”
他歇了一口氣，接著說，“這就是道，這對我來講就是大道——因為人家信任你，把錢交給你，對我來講還有什么比這更重要的嗎？我每天就是把開門七件事想好，把人家交給你的錢管好，這就是最大的事了。”
追求無我，并不意味著方風雷忘了他曾經真實表露的雄心：“我們這個公司，是中國市場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小小的一頁紙，但是我們要建立有效的成熟的資本市場，還有long way to go(很長的路要走)。”
一個葬禮：半部《論語》定天下
有一個未經確認的八卦——老方老年得子(之前有個女兒)，所以性情大變，此后變得溫和、平易近人多了。
與工作上的光芒相比，2009年方風雷在個人生活上悲欣交集。8月，他的大哥因病去世。葬禮上來了很多重量級的人。
胡葆森說，“方總對朋友特別好，也特別重視，他幫過很多人。他比較重義氣，朋友生病都會親自去看望，實在沒時間也會讓秘書去送花。”
方風雷對葬禮并不陌生。1998年5月，還在中金的時候，摩根士丹利派來的投行家Austin Koenen在當了6個月CEO后，在北京死于心臟病，享年56歲。很多年過去了，方風雷依然會給Koenen的墓前送上鮮花，表達對逝者的尊敬。“是他的心，而不是他的頭腦；不是他的技術能力，而是他的管理風格。他尊重我們。”
方風雷的個人魅力這些年也有很大的變化。中金一些人說，以前他們都很怕老方，他有個階段是典型的雷厲風行，嚴厲，粗暴，“他屬于執行力很強那種，壓力又很大，做事情一定要像行軍打仗一樣”。他的老部下徐婕說，老方以前的確比較多家長制的方式，“他現在平和、從容好多了。以前自信心不太夠的時候火氣就很大，別人可能不這么認為，但我是這么看的。”
有一個未經確認的八卦——老方老年得子(之前有個女兒)，所以性情大變，此后變得溫和、平易近人多了。
老方自己描述自己的性格是“還算平和”，并透露自己的愛好是讀《論語》。“我幾十年就一個習慣，喜歡讀《論語》。”讀的是生存智慧還是人生哲理？“什么都有。《論語》就是中國人的圣經，不能不讀的，讀了就知道怎么樣做人。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我讓孩子也讀《論語》的。”
據了解他的人說，老方其實是個非常浪漫的人，吟詩、作詞，他的古詩詞和現代漢語功底都很深厚。他做過的每個大交易，都會留下“令人嘆為觀止的文案”，他對標點符號都會修改。胡葆森經常收到他的短信，轉發他的一些學習心得。方的大學專業是中文系，做金融純粹是半路出家。他對此很得意：“實際上你看國內外最好的這些銀行家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的，某種程度這是一個規律，就是毛主席講的外行領導內行。領導是一門藝術，國外CEO講leadership一大套，說了半天就是毛主席說的三句話，出主意、用干部、抓重點。所有的行業都一樣，最好的都是半路出家，就一條——領導能力。”
宋代宰相趙普說自己“半部《論語》定天下”，方風雷卻拿它來做大交易和體悟人生。“我不懂技術，我也不會做模型，財務報表我也看不懂，就是計算機我也不會用，細節的東西我都不管的，說不管，其實是不懂。總的來說我的工作就是跟人聊天，看大勢、算大賬就可以了。”
他給人一致的印象是“智商過人，聰明過人，精力旺盛”，有時候半夜12點、凌晨1 點給人打電話。胡葆森認為，老方這種狀態還會持續很長時間，“他的這種創造力、創造能量、影響力，至少10幾年沒有什么問題，我看可以到70歲。他做的這些事，越老積攢的勁越大，他在資本圈里的影響越老越值錢。”
這么多年，方風雷最讓胡葆森難忘的其實是一些小事：“他在小事上是極不守時的人，平時他腦子里的事太多了，比方他約了我吃飯，但忘了同時也約了其他人，最后買單的時候三四撥人都坐在一起。你說他不拘小節也不對，他有些事又非常非常細，他對這種不需要太在意的事就非常不在意。”
1988年，胡葆森跟方風雷一起從鄭州坐火車去北京，“我記得特別清楚，火車晚上7點38發車，我吃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等我吃完去接他已經7點20了，從國際飯店到火車站怎么著也得15分鐘，他還說要回家拿行李……最后一路怎么趕都不說了，等我們跳上火車，車門還沒關呢，車已經開動了。火車開到下一站，我的心臟還一直怦怦直跳。”
終于，方風雷松了一口氣。
方氏投資定律
1，我們所有的投資有一個核心，就是中國，我們從來沒做過任何一個跟中國主題無關的項目。
2，你看巴非特所有的投資原則，其實有一句話大家都沒聽懂，聽懂了也沒人做到，就是不熟不做。他投資可口可樂、刮胡刀，就是他熟悉這個行業，熟悉這個公司，熟悉這個人。
3，我們這次做中行、建行，有一條跟別人相比確實不同：對股價有自己的判斷，中行1.7港元，建行4.2港元，我們分析了半年，所有的數據表明不止這個錢。
4，好的投資其實都沒什么人競爭。
5，PE的精神就是private，LP和GP私下協商好了，沒有人限制厚樸只有25億美金，卻要運作80億美元的項目。也沒有人說PE不可以投上市公司，我們跟蘇格蘭銀行、美國銀行都是一對一談判的。
6，我作為北京PE協會的會長，希望這個行業健康發展，需要做一些制度上的建設，但是就厚樸來講，就是把投資者的錢管好，讓他能賺錢，就是這么簡單。
7，我們當初沒想那么多，愿景目標就是能夠為世界級的企業提供最好的金融服務。當時想的就是這個。你還能想什么？一個行業、一個公司救中國？那絕對不可能的。
8，中國現在有四五十家PE，百花齊放，最后市場肯定還是大小并存的。美國有幾千家PE，但大的也就十幾家。
9，我們各念各的經。老柳弘毅做的中聯重科，說實話叫我們做覺得挺難的。業內要說投資民營企業就是弄不過鼎暉，對制造業的把握就不如弘毅，對高科技企業的把握就不如閻炎的賽富。
10，現在還不到總結經驗的時候，15年這點事兒有什么值得說的？還在小心翼翼積累的過程當中，根本沒功夫、再說也沒資格去想那些身后事。為什么我說做金融跟做官一樣，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你管著人家錢呢！而掙錢是世界上最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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