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紀英
當比爾·蓋茨、李嘉誠這些世界級首富已經把慈善做到極致的時候,中國內地的“福建首富”陳發樹卻遭遇到了“做慈善”的煩惱。在紅色文明的起點上,企業家們為了獲得自己的財富需要冒險試探政策的底限,而在綠色文明時代的起點上,企業家們的慈善義舉先要試探公眾對其誠意的信任度,這應該是一種進步吧。
捐款驚詫
2009年10月20日下午,新華都慈善基金會成立,新華都集團董事長陳發樹宣布,捐出個人所持有、市值高達83億元人民幣的流通股股票。陳發樹闖蕩商業江湖20余載,甘愿捐出45%的個人資產投身慈善事業,其氣度驚人,官員、公眾、媒體一時驚詫不已。
但質疑聲壓倒了陳發樹期待中的“鮮花和掌聲”。一時間,“商業噱頭”、“洗刷原罪”、“逃避稅款”等猜疑如影隨形,連專家、媒體甚至政府官員都出面發難。“事情的發展的確有些出乎我們的意料”,公眾形象極佳的金牌職業經理人唐駿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是表示。
這與同年2月份曹德旺的遭遇如出一轍。2009年2月,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宣布,將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用來成立慈善基金,按照福耀玻璃彼時收盤價計算,這部分的股份將約達到43億元(曹氏家族共持有福耀玻璃10.8億股,其全部股票的70%有7.56億股)。福建慈善總會負責人表示,這種模式的基金會在國內尚無先例,一旦獲批,該基金會將成為國內首家以股份運作形式成立的慈善基金會。
作為福耀玻璃的控股股東,捐股做慈善必須獲得國家證監會批準。當然,也可以進行要約收購,但波及面太大。為使自己對福耀玻璃的實際控制權不變,曹德旺設定了一個“特殊條款”:要求受捐單位在持有公司股票期間及其今后大宗交易等涉及公司事務時,一律授權第二大股東(曹德旺自己)表決。
對曹德旺的質疑就此產生:股票捐出之后,他還能不能動用這筆錢?有很多人將其與蒙牛集團掌門人牛根生對比。2005年,牛根生捐出持有的蒙牛股份成立“老牛基金會”,然而,不但基金會一直“地下運行”,后來還把其中一部分抵押給國際投行摩根士丹利融資,如此“公益”,讓人無法信服。
面對媒體的緊追不舍,曹德旺將自己的處境形容為“身不由己、以身飼虎”。不過,他的“慘劇”沒有嚇退后來者,竟還有人自投虎口!
在陳發樹宣布捐股83億元之前,他正陷于“上市限售股減持是否需要征稅”的討論旋渦中。2009年4月27日,陳發樹減持一部分紫金礦業原始股份,用以購買青島啤酒股權,隨后又再度減持用以參股云南白藥,共套現27億元現金。公眾和媒體開始質疑他是否應該為套現的錢繳稅,最終因無法律明文規定,陳發樹套現是否應該繳稅的討論無疾而終。
無人知曉,陳發樹是否有意用83億的慈善額度給公眾和媒體一個交代—— 一個舍得如此花錢做慈善的人,根本無意逃稅。
但是否有意避稅呢?唐駿明確表示,新華都慈善基金會并沒有獲得任何稅收優惠政策。
雖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實施條例》第24條規定,個人將其所得用于公益事業的捐贈,捐贈額未超過納稅義務人申報的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可以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但按照規定,必須是捐贈給國家指定的公募型基金會,才能享有稅收優惠政策。
而陳發樹所捐贈的是一家非公募型慈善基金會,而且還是以股權而非現金的形式,股權既不屬于某項應稅所得,自然也談不上什么稅收優惠。
錯位的學習
在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看來,陳發樹所遭遇的“捐款難題”原因之一就在于,已經熟知了商業規則的企業家們對于公益事業還是相對陌生,他們太需要學習了。
實際上,比起大部分的企業家,受到質疑的陳發樹無疑先行了一步。在王振耀看來,大部分中國企業家在做公益方面,還是小學生。中國企業應該向跨國公司學習做公益,“很多公司做公益都把公益跟企業業務密切聯系起來。”
以美國最大的私有公司嘉吉集團為例,這家企業在2009年啟動了金鑰匙計劃,準備為50萬農民免費提供種植技術的培訓,而農民就是嘉吉的重要客戶和原料供應者,農民從嘉吉手里購買化肥等,同時把玉米等糧食賣給嘉吉。
“類似針對性強的公益非常好。”王振耀同時還舉到了家樂福的例子,后者同樣在搞農民公益培訓,而農民則會給家樂福提供農產品,“中國的企業不要把做公益簡單地理解為捐多少錢,而要從整個理念轉變,關注人的需求。”
王振耀認為,中國企業的公益之路還處于初步學習階段。王坦言,陳發樹做公益的熱情需要鼓勵和保護。“我們應該保護企業家的熱情,但是有一點,比如他們對中國的慈善制度并不了解,做基金會本來應該找民政部,他們之前從未跟我們交流過,所以我們也沒法發表意見,這說明我們企業家在做慈善方面還需要學習。”
在這之前,王振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建議陳發樹將新華都基金交由獨立第三方管理,實現捐贈與基金會和管理團體完全脫離關聯關系。而新華都方面,明顯不以為然。
這似乎很容易理解,蓋茨的老部下唐駿和他的老板已經下決心學習蓋茨基金會的運作模式。蓋茨基金會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慈善組織,它把慈善和基金分作兩塊來做,基金部分是通過專業的分析運作方式來做一些投資,讓基金不斷保值增值;慈善部分由規范的專業的慈善團隊來運作落實。
這顯然在挑戰公眾敏感的神經,商業的貪婪逐利和公益的無私奉獻兩個反義詞如何結合到一起?
顯然,唐駿和陳發樹學習蓋茨基金會的運作模式時,并未認真考慮中國的特殊國情,與蓋茨基金會所在的美國不同,中國企業家做慈善,需要面臨更多的體制之困。
打磨中國的慈善法則
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副會長、企業公民委員會常務副會長劉京認為,陳發樹的美好愿望之所以在中國遭遇如此之多的障礙,原因在于體制不完善,其實,商業并非不能和慈善完美結合。蓋茨用的是慈善信托機制;香港賽馬會也是采用慈善信托機制來解決善款增值保值的工作,在這兩個組織里,商業化運作與慈善化目標形成了完美的統一。
企業家做公益,除了效法陳發樹自己成立公益組織,也可以直接捐款給慈善機構,不過,企業家們不得不面臨的一個現實是,中國真正成熟運營的慈善機構數量并不多。這樣看來,兩個道路都不是坦途。
劉京分析說,如果陳發樹按照約定全部做了股權轉移,再參照《基金會管理條例》中每年不低于8%的支出比例,也許會面臨售賣股票等問題,這樣,反而不利于將慈善資源配置最大化的原則。在財政部、民政部等相關部委的推動下,盡管已經下發了可以變更股權的規定,但是對變更過程中的稅務問題并沒有提出方案。更為關鍵的是,目前慈善的信托機制在國內相關的制度和工作模式尚不健全。
不過,環境也許正在改善。民政部的官員透露,《慈善法》草案已經上報國務院,“我對《慈善法》寄予很高的希望。”王振耀說。
如今,盡管唐駿認為中國的“慈善環境很不好”,但是新華都慈善基金會正在有序進行,他們仍然堅持移植蓋茨基金會的道路。
按照唐駿的的說法,這種模式似乎運行得不錯。他告訴記者,“新華都慈善基金會與其他基金會不同的是,既做慈善,又做基金,通過保值增值,用更多資金投入慈善事業;基金會主要通過二級資本市場投資,由于投資理念比較穩健,目前投資回報相當不錯,至少是優于大盤。”
讓企業家和公眾翹首以待的《慈善法》正待掀開最后的紅蓋頭。但是王振耀提議說,別對一部法律期待更高,最重要的是公眾對于慈善的態度。
我們見證
慈善的一個目的是為了安排好退休后的大股東人選
2009年2月23日,《中國經營報》金牌欄目《與老板對話》刊登對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的專訪。彼時,曹德旺計劃將捐出70%股權做慈善的消息剛剛傳出,引發各方爭議。
《中國經營報》通過對當事人曹德旺的深度專訪,向公眾準確、細致地傳達了曹德旺的真實想法,這位企業家做慈善還更多的是從企業經營的角度考慮,有其深謀遠慮之處,但受限于政策的限制,目前還無法實現。
企業慈善“破冰”
2009年12月28日,《中國經營報》年終特刊刊發文章《企業慈善“破冰”》,對“行善卻要被質疑動機,這是2009年中國慈善環境的一道風景”,做了分析點評。
文章提出,目前不成熟的輿論環境、滯后的政策環境、青澀的企業慈善,以及對國外慈善行為、模式的盲目追捧、模仿,都是造成慈善尷尬的原因。
文章還給中國企業家的慈善能力打了分,百分制打44分。指出,之所以距離100分還差56分,是因為企業缺乏公益戰略部署,缺少系統、固定的公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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