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學者評點2009諾貝爾經濟學獎

　　奧利弗·威廉森：“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

　　奧利弗·威廉森，被譽為重新發現“高斯定理(又譯科斯)”的人，“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 

　　有關評價認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傳功勞，才使高斯的交易費用學說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的一派，并匯聚了包括組織理論、法學、經濟學在內的大量學科交叉和學術創新，逐步發展成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 

　　該學派的啟蒙者高斯曾榮獲199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繼他之后，道格拉斯·諾思也戴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不僅肯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術地位，而且顯示了當代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交叉和融合的強大生命力。 

　　1932年，奧利弗·威廉森出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蘇必利爾鎮。1998年以來，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愛德華·F·凱澤”名譽企業管理學教授、經濟學教授和法學教授。曾任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學院院士(199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4年)；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83年)；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員，(1977年)。 

　　奧利弗·威廉森的代表著作有：《自由裁量行為的經濟學》(1964)，《公司控制與企業行為》(1970)，《市場與等級制》(1975)，《資本主義經濟制度》(1985)，《治理機制》(1996)等。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性獲得者

　　2009年10月12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女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獲得者。 

　　奧斯特羅姆是公共資源研究方面具有領先地位的學者。她的研究，強調人類和生態系統如何相互影響，從而提供可持續的長期使用資源的方式。奧斯特羅姆的研究顯示了幾千年以來人類如何創立不同的組織機構來管理自然資源，以防止生態系統崩潰。不過，奧斯特羅姆還表示，雖然人類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人類也應為無數個生態系統的崩潰負責。 

　　奧斯特羅姆的當前研究認為，人類和生態體系的相互影響是多層面的，不能用一概的方式來解決個別社會和生態系統的問題。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生于1933年，她是印地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政治學系阿瑟·本特利講座教授，該校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聯席所長。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組織理論、政治學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寫了多本著作。主要著作包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政策透視》、《規則、游戲與公共資源》、《理解制度多樣性》和論文《制度的語法》、《美國政治學評論》、《集體行動理性選擇理論的行為分析：1997年總統演說與美國政治學學會》等。

　　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制度應當成為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內生因素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奧利姆·威廉森獲獎，實際上是把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制度經濟學”。前者論證了除政府和市場以外的其他的創新組織，包括集體組織，可以更好地管理資源，并且深入地研究了公共管理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后者對科斯的交易成本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企業的邊界給予了論證。 

　　制度經濟學不同于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增長經濟學，包括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它們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內生因素來研究。 

　　經濟學不是哲學，它必須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對當前的經濟難題提供合理的解釋甚至解決的路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過去關于資產組合和資產定價等方面的復雜的經濟學理論，也曾經獲得過諾獎，但是它們被一些投資機構用來創造復雜的金融產品，而普通人對其學習的成本又很高，政府與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監督管理不到位，反而導致了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此次將諾獎頒給上述學者與他們的理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經濟學獎勵方向的調整。 

　　從新制度經濟學廣泛的意義講，在投資人與復雜的基金產品之間信息不對稱，并且投資人學習成本很高的情況下，如何設計一種監督管理風險的制度供給，來滿足金融機構信息透明化和政府替民眾監管，而減少信息了解及其學習成本，并有效防止金融機構及其高管們的道德行為最終變成金融災難的制度需要。 

　　本次諾獎經濟理論，對于中國的實踐指導，也是有普遍的參考和啟示意義。比如，如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形成第三方組織，對于生態環境、淡水、礦產等這樣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再比如，對種植和養殖等生產領域，其組織形式應當如何確定，其組織的規模多大，其經營體的邊界在哪里？它們需要結構較為復雜的大公司來管理嗎，它們需要人民公社式的集體組織方式嗎……如果組織的復雜性和成本大于其簡單的生產和收益時，組織肯定不能生存；而用一個簡單和小規模的組織方式，去應付復雜的生產經營局面時，如一個家庭組織去管理和經營一個或者多個特大型和現代化的鋼鐵廠時，企業內部組織的規模太小，太簡單，其也無法運行和生存。這就是企業的邊界。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

　　國人拿諾貝爾經濟學獎還要20年

　　實際上，從1991年科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作為“重新發現‘科斯定理’的人”，威廉森就已經廣泛為人關注，被認為遲早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和創始人之一，奧利弗·威廉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名至實歸。 

　　對另一位獲獎的女經濟學家不是很了解。不過，她既然也是因為制度經濟學方面的成就獲獎，充分說明了制度經濟學在此次評委心中的分量。 

　　制度經濟學學者在此次諾獎評選中脫穎而出，說明了社會對這一經濟學科的充分認可，雖然也有研究金融、環境經濟學甚至行為經濟學的學者被看作獲選熱門，但是相較來說，對經濟制度的研究更加重要，它決定經濟的根本走向。 

　　西方的經濟學是在市場已經成型的背景下產生的，所以開始時西方經濟學者并不了解什么是計劃經濟。尤其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放棄了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所以當時“新制度經濟學”得到了廣泛關注，人們想了解為什么這些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市場經濟暴露了它的缺陷，一些計劃經濟手段卻被認為對緩解危機有效，于是“新制度經濟學”再一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為什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占多數？茅于軾表示，做學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要有財力，二是要思想自由。這兩個條件美國都充分具備，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多出在美國。 

　　與之相較，中國雖然現在有了些財力，但是思想方面還欠缺創新性，所以獲得諾獎“至少還要20年。”茅于軾說，中國的應試教育，中國的經濟學者缺少創新性思維是中國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原因。中國目前的科研環境還不

　　利于培養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要想培養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首先要從教育抓起，改革原來的應試教育，從模仿式改變為創造式，舍棄灌輸式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思維，讓教育也百花齊放，才能解決根本問題，讓世界更加認可我們的經濟學者。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黃桂田：

　　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

　　黃桂田重點從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作用這一角度進行了點評。 

　　他說，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形成的以哈佛學派為代表的產業組織理論影響下，二戰以后，西方國家在電力、鐵路等自然壟斷性行業及公用事業等行業加強了政府管制，但管制的本身也帶來了低效，即“管制失靈”。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在這些自然壟斷行業和公共事業開始對管制進行改革，此次獲獎的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經濟學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奧利姆·威廉森所從事的新的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以及關于公共事業的規制等政策性的研究，對政府的產業組織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新制度經濟學在80年代被引入了中國，隨即形成了研究的高潮，它為中國企業的改革、所有制結構的改革、體制轉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框架。中國國內的一大批經濟學家也在其影響下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取得的成果產生了重要影響，像林毅夫、周其仁、劉偉、張維迎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此次將諾獎頒給這兩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她)們在新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與政策及政府規制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有影響的成果，也許目的就在于引導經濟學家們針對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的問題加強制度的研究，重新反思和定位市場與政府間的關系。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對諾獎不宜看得過重

　　威廉森的貢獻非常大，影響了一代人的研究和他們的思維。他長期以來，認定一個經濟體的表現不僅僅是價格，不僅僅是政策，基本的制度非常重要。于是他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通過案例，通過計量研究和模型來反復論證這樣的觀點，在制度的含義、企業的性質、組織的性質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另一位獲獎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由于她的主要研究成果在政治領域，李稻葵不太了解。不過李稻葵說，公眾選擇學派的出發點是認為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由一位高度的有理智的領導人決定的，政府的決策是由大量的利益沖突的個體，包括企業，包括各種組織，還有一些個人，互相交融，互相沖突，最后產生了這么一個公共政策，帶有一種非常西方化的一個視角，對公眾選擇的一個視角，這非常符合現代西方社會政策過程的學派。1986年，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之一詹姆斯·布坎南同樣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說明這一領域早就獲得了學界廣泛的關注。 

　　為什么這兩位學者獲獎？李稻葵認為：“比較難解釋，因為在任何一個年份，應該得到，可以得到這個獎的人非常多。如果說有什么時代背景，也許歐洲評選人認為，當前這場金融危機跟制度有關系，當前金融領域里面的不恰當的過分的放松監管跟利益集團的游說和沖突有關系。可能和我們常說的監管捕捉有關系，監管者被被監管者束縛了，捕捉了，貓被老鼠給抓住了。” 

　　李稻葵認為，兩位得獎者都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存在必然性。因為“客觀講到目前為止，美國是經濟學研究和教科的重鎮，這個并不夸張，因為美國經濟主導世界的經濟，占世界領先地位的時間也最長，美國的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人數是世界最多的。曾經英國也是政治經濟學的重鎮，道理基本上是一致的。” 

　　對于國人的諾獎情結，李稻葵說：“我覺得請大家一定要用平和和超脫的心態看這個東西。所有的獎都是人評的。評獎最好的情況是內行評內行，讓外行看熱鬧。最壞的情況變成了外行評內行讓內行笑話。諾獎介于這兩者之間，不要看這么重。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包括這次的和平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是非常搞笑的獎，此人還沒有取得任何成績，就可以得獎，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的話，我們中國人最應該得獎，我們最和平了，所以這個不能看太重，何況經濟學獎和物理、生物學獎又有本質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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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經濟學

　　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正如科斯所說，就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經濟學。迄今為止，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初具規模，已形成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委托—代理理論、公共選擇理論、新經濟史學等幾個支流。 

　　制度，指人際交往中的規則及社會組織的結構和機制。制度經濟學是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研究制度對于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 

　　制度經濟學派已從原來的非主流學派發展為現在的“顯學”，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制度學派可以分為舊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二者的區別僅在于20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的區別，對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制度”的重視，是二者的共同點。 

　　制度經濟學起源于19世紀末的德國歷史學派，強調經濟發展中的歷史性和過程性，強調從整體的角度來分析經濟現象，強調經濟發展過程的演進性。這與從勞動、土地和資本等要素角度對經濟活動進行靜態分析的主流經濟學派有本質的不同。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始于科斯(羅納德科斯)“企業之性質”，科斯的貢獻在于的將交易成本這一概念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中并指出企業和市場在經濟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森、德姆塞茨等人對于這個新興學科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近30年，新制度經濟學是蓬勃發展的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20世紀60年代以來，經濟學最為令人矚目的發展之一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一起，共同構成了當代經濟學的完整體系。新制度經濟學從新的視角來解釋制度并檢查它的結果，21世紀將是新制度經濟學繁榮發達的時代，它將對越來越多的引導經濟事務的具體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并且為改變這些安排以增強經濟效率提供理論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派是在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對經濟現象喪失解釋力之后興起的。 

　　新制度經濟學產生的標志：1937年科斯的論文———《企業的性質》發表。

　　不同的聲音：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敗筆？

　　□實習記者王婧 

　　2009年10月12日，隨著2009年諾貝爾獎最后一項———經濟學獎名單的出爐，本年度諾貝爾獎的所有懸念都已解開。 

　　很快，法新社、美聯社和路透社等國外媒體紛紛在第一時間發表消息公布獲獎者名單。顯然這一消息令人振奮。法新社題為《美國雙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現首位女性獲獎者》的報道援引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評價：“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奧利弗·威廉森的研究成果表明，經濟分析可以為大多數類型的社會組織提供指導。”路透社題為《一個諾貝爾獎的第一誕生：首位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出現》也援引了評審委員會的評論：“在過去三十年中，這些巨大的研究貢獻已經將經濟管理研究從邊緣推向了科學研究的前沿。” 

　　在兩位美國科學家喜獲殊榮之時，卻也有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路透專欄撰稿人克里斯多佛·斯萬近日發表文章表示，經濟學獎是諾貝爾獎項中的最大敗筆。他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常常會頒給一些無用、錯誤甚至危險的學說。過去20年中，經濟學家沒能預測準美國任何一次重大的經濟轉折，授予諾貝爾獎甚至等于是認可了一些事實上可能非常有害的經濟理論。他還舉例說明，有的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理論恰恰是導致數次市場崩潰的元兇之一。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為本報記者方燁、本報實習記者吳黎華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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