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老俞北大教師出身，躋身三流文人，由三流文人用痞子精神創立的小型學校，不見得遜色于森嚴體制下的巍峨‘大’學“

　　文/本刊記者 李國柱

　　在北京海淀區中關村、五道口和學院路上，至今還有很多人記得很多年前的這樣的場景：新東方學校的廣告晚上被撕得干干凈凈，第二天早上又出現在了小區的張貼板、信箱、拐角的墻上，甚至電線桿上。沒有人會想到，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培訓機構，在很多年后竟然走出了國門，搖身一變成為了中國教育行業中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而當年全程參與這種地毯式廣告轟炸的人群有這樣一個人——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上市后他搖身一變成為了中國最有錢的“老師”。

　　用“踏實”和“堅持”來形容俞敏洪的奮斗歷程是最恰當的兩個詞匯。俞敏洪給學生上課最常舉的例子之一就是雄鷹與蝸牛的故事。能夠到達金字塔頂端的只有兩種動物，一是雄鷹，靠自己的天賦和翅膀飛上去。而另外一種動物也能到達金字塔的頂端，那就是蝸牛。“蝸牛肯定能爬上去，這可能要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兩年，而且蝸牛絕對不會一帆風順地爬上去，一定會掉下來、再爬，掉下來、再爬。”事實上，這也是俞敏洪經歷的生動寫照。他生在農村，連續高考三年不理想之后才走進了北京大學的校門，在北大因為得肺結核病休學一年，畢業后聯系出國三年未成，因辦班被北大處分遭遇羞辱，嘔心瀝血創立了新東方，又面臨了公司內部的分裂。正是這一次次面對失敗和疾病的抗爭，讓他變得越來越堅毅，直到如今取得的一切。但俞敏洪認為自己還需要向上爬，“一直在爬，因為還沒有爬到金字塔的頂端。”

　　俞敏洪的堅持也許至關重要，但另一“巧妙”之處也為他的成功打開了另一扇窗。他作為一個教師，把自己奮斗的故事帶給了更多的新東方學生，在課堂上宣揚這種勵志教育。學生來到新東方的初衷，都是為了英語考試或者語言能力提升，但一旦走進新東方教室，就能夠收獲一種激情、一種奮進、一種熱愛生命的態度。這種勵志教育加能力提升加雄厚資金支持的嶄新辦學模式有鮮明的新東方特色，也是其他教育機構所不可企及的。

　　盡管常常把自己的奮斗故事掛在嘴上，盡管已經榮譽滿身，但俞敏洪卻很少談及自己的成功。過去的十五年，在他看來，已經既沒有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也沒有輝煌不想錯過的感嘆，它們都已經成為一種恬淡的回憶。對于未來，他也坦蕩的像一池清水。用他的話說，“很多人都以為我雄才大略、胸有成竹，而實際上我常常是捉襟見肘，十分狼狽。新東方從過去走到現在，一直是順其自然發展而已，我從來沒有設計過她的未來，更加沒有五年計劃之類的東西。商業世界瞬息萬變，我覺得制定了計劃也不一定管用。”這種答案可能遠遠超出了一直關注著新東方的投資者們和大眾的邏輯。

　　但這就是新東方，這就是俞敏洪領導下最真實的新東方。一個自己都不知道明天會怎樣的新東方能讓投資者和大眾擁有信心的也許只是俞敏洪許諾的兩個字——專注。“新東方永遠不會做教育之外的東西，如果說得直白點就是別的東西我不懂，所以也不愿意去碰。”不管是語言培訓，還是遠程教育、圖書出版、基礎教育，還是學前教育和職業教育，新東方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過教育這個行業。用俞敏洪的話說，“新東方可見的未來，一定是在教育領域里風雨兼程，勇往直前。至于說最后會有一個什么樣的結局，已經不在我們應該擔心的范圍之內。”

　　沒有計劃，并不代表沒有理想。武漢新東方校長李杜這樣評價俞敏洪和他的這份事業，“老俞北大教師出身，躋身三流文人，由三流文人用痞子精神創立的小型學校，不見得遜色于森嚴體制下的巍峨‘大’學。那里的‘大’僅僅指代校園、教學樓、擴招人數，與兼容并蓄、自由廣博完全無涉。”

　　俞敏洪對新東方的期望充滿浪漫的“文人”色彩。他希望新東方是一個不平凡的地方，一個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燦爛的地方，一個讓人們的心靈變得更加充實的地方，一個讓人們變得更加自信和坦然的地方，一個讓人們更加懂得人性、懂得愛、懂得珍惜的地方。

　　與俞敏洪的對話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因為在與他交談的字字句句都找不到哪怕一絲絲的做作或者虛掩。在他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企業家的灑脫，更聽到了一個企業家對“活出自我，活出真性情，活出真本色”的吶喊。

　　◎對話俞敏洪

　　抹不去的書生氣

　　《當代經理人》：你既是從事教育行業的老師又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怎樣處理二者間的關系？

　　俞敏洪：兩個我都喜歡。作為老師，要增加自己的知識功底，不斷在學識上取得進步，這是有很大的成長空間的。新東方做大了，我才不得不中斷了老師的角色。做管理層，我學到了很多社會智慧，對社會的理解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另外一種智慧。我未來希望在學識的基礎上，與社會經驗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有社會經驗的老師。

　　《當代經理人》：作為一個教育集團的創始人，你在用人問題上有怎樣的標準？

　　俞敏洪：有多種標準。首先，這個人本身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要比較明確；第二，比較有激情，比較熱愛生命，想干好一份工作；第三，讀書量有多少，是不是還在讀書，愛不愛讀書。這些不管是老師還是管理者都是必須的。

　　《當代經理人》：你曾說過，當把身邊所有東西都拿走了，你馬上會創造一個新的目標。如果這真的成為了現實，你會怎么做？

　　俞敏洪：只要我的家庭還在，我會選擇我的家庭生活，這也是一種生存目標。家庭非常重要，她是我愿意把生意做下去、愿意苦下去、愿意忍辱負重的重要來源。如果就我自身來說，我可能會選擇流浪的生活，我也可以像弘一法師那樣脫離紅塵，研究佛法。這可能也是好的選擇。

　　專注事業看淡成功

　　《當代經理人》：教育行業上市的企業并不多見，新東方什么時候有上市的想法的？

　　俞敏洪：早在新東方改革時就有一個朦朧的意識，這種意識還不是一個想法。我是把它作為推動新東方改革以及凝聚新東方向心力的一個工具。當時新東方內部打架打得半死不活，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未來在什么地方，我發現如果用“上市”——也就是財富放大這個概念，因為上市就意味著個人財富放大，這樣這個團隊就不會散了。從2001年有這個朦朧的想法到2006年最終在美國上市中間隔了六年。和股票投資一樣，很多人是等不了六年的，但等下來的人都發了財。

　　《當代經理人》：回憶起這么多年的創業歷程，低谷和高峰都經歷了不少，有什么樣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俞敏洪：對于過去，其實也沒有什么有深刻印象的事，也沒有太多的成就感。因為事情都是一步步做起來的，做到了這一步就走向下一步，這是一個循序漸進而且必然的過程。有的時候不得不往前走，像新東方上市這樣的行為其實就是不得不往前走的行為。因為原因在于你不走它就會倒退，甚至會帶來更多的危險。這樣一步一步往前走，盡管走成功了，但實際上對個人來說會產生更大的壓力。

　　《當代經理人》：但你前陣子對外發表的言論似乎對當初的上市存有悔意？

　　俞敏洪：這我不想多談，我當時的說法有點偏頗。上市圈錢應該是每個企業的夢想，能上市當然最好了，我鼓勵企業要多上市。上市對企業來說可以站得更高、望得更遠。

　　民企亟待國家放權

　　《當代經理人》：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在這次經濟大蕭條的時刻，你對于政府有著怎樣的期望？

　　俞敏洪：到現在為止，中國的大政方針依然沒有放開手讓民間來做生意。我發現美國的金融危機中，國家力量拼命介入是因為美國把民間力量百分之百用盡以后，一點辦法沒有了。而中國的國家力量用得非常多，我們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年，包括現在四萬億人民幣的投向都是以國家為主的，民間力量大概只有10%。我覺得自己是處在一個國家比較鼓勵的行業，剛好進入了國家公辦教育拾遺補漏的狀態。但我發現自己的力量也最多投入了30%左右，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導致我不愿意把我的全部力量投盡。我也知道有很多因素導致中國的老百姓不能真正的解放生產力和解放思想，能夠大張旗鼓的做生意。

　　希望政府能夠在未來的三十年給民營企業和民間力量以更大的信任。由于某種感覺上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已經造成了中國潛在的巨大損失，因為大量的資產轉移和大量的人做事情只是當前心態，而沒有未來十年、二十年的心態，這也直接導致很多企業做不大，民營企業家的心態穩定是中國能夠抓住這次經濟危機機會的重要一環。企業生生死死都是很常見的事情，不管什么民營企業死掉都沒關系。但是由此我們必須讓更多的生出來，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當代經理人》：中國企業家應該怎樣贏得未來？

　　俞敏洪：中國企業家贏得未來只要抓住以下幾點：第一，要抓住國家的大政方針。因為中國是一個國家政策強勢國家，如果你不理解國家方針，自己亂做，一定會出事情。第二，我們希望國家本身保持政治環境的穩定。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維持政策環境的穩定，使中國老百姓有一個長久發展的安定的心態。第三，企業家本身必須面向未來，擁有眼光。我發現很多企業家現在把自己企業的股份賣掉以后，拿出錢買所謂抄底的股票。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專注于企業做法的行為，也是一個不值得提倡的行為。第四，一定要謙虛的向世界和其他的企業學習。第五，一定要把保護地球、保護環境、防止全球變暖的全球意識、人類生存意識放在自己頭腦中間。如果能做到這五點，我相信中國包括中國的任何一個企業家都能夠戰勝金融危機，取得長久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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