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榮家百年歷史，此次榮智健只要不涉嫌刑事糾紛，日后東山再起，或有可期。

　　吳曉波

　　4月最大條的新聞是中信泰富董事長榮智健因對賭澳元巨虧而辭職，媒體一時有“榮家謝幕”之說，我則不以為然。因為回望榮家百年歷史，至少有三次險情比這一次要大得多，榮家也活了過來，百年家族豈是區區100多億元的虧損就能擊倒的。下面說說那三次危機。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1934年。當時，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陷入空前大蕭條，紡織業首當其沖。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榮智健是榮德生四子榮毅仁的獨子)的申新紗廠約占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廠規模占全國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已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而榮家事業的迅猛發展靠的是瘋狂的舉債擴張戰略，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轉眼間，市場突變，到1934年初，榮家面粉工廠全面停產，申新各廠也風雨飄搖。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他的好友陳光甫和宋漢章兩人在榮宅陪他一宿，溫言相勸，才算是沒有走上絕路。

　　6月28日，榮宗敬派人到無錫向弟弟求救，族內有人擔心，去救上海申新會把無錫的產業也拖進泥潭。榮德生執一茶壺在手說，“我與哥哥好比這個壺，一經破裂，雖持半壺在手，亦復何用。”他當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價證券全部收羅起來，第二天清晨就趕到上海，在陳光甫、宋漢章的斡旋下，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聯合借款220萬元，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區區200多萬元僅夠榮家多吸幾天的氧氣，1934年7月4日，申新公開登報宣告“擱淺”。榮宗敬只有向國民政府告救。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曾經想一口吃掉申新，他對榮宗敬說，“申新這樣困難，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開銷由我負擔。”

　　榮家那次逃生，靠的又是陳光甫仗義出手，申新與中國、上海兩銀行訂立“委托經營簽約書”，才保住了所有權。榮家兄弟如同兩個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撲騰，一直熬到一年多后市場轉暖，才終于熬出生天。

　　榮家第二次大危機發生在1938年，抗戰爆發后，日軍攻陷長三角。榮家經略了30多年的龐大產業聚集于上海和江蘇，全數都在日軍的炮火覆蓋之下。戰事中，無錫、上海兩地企業設備被毀紗錠18.7萬錠、布機2726臺、粉磨36部，榮家產業三去其二。在如此絕境之中，榮德生的女婿李國偉西遷內地，再度創業辦廠，總算保住一點血脈。八年抗戰勝利后，榮家再次復興。

　　榮家第三次傾家蕩產，則是在1956年。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毛澤東提出讓私人資本在中國“絕種”。

　　榮毅仁是當時國內最大的資本家。1954年，國家對私人企業施行“贖買定息”的政策，國家根據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發給私股股東固定的股息。全國拿定息的在職私營業主為71萬人，吃息代理人為10萬人，這81萬人就是殘存的資本家階層。其中，上海市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股為11.2億元，幾乎占總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五個大戶中，有四人屬于榮氏家族，第一名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三(他在香港)，占975萬元，榮毅仁則占第三位。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榮家在大陸的所有工廠在一日間全部公私合營，收歸國有。文革爆發后，榮毅仁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被徹底打倒。其獨子榮智健被下放到極其偏遠的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改造。直到1978年，鄧小平復出，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與鄧關系交好的榮毅仁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并獲準創辦中信集團，才又一次開始了財富生涯。

　　與上三次危機相比，此次榮智健辭去中信泰富董事長一職，其資產縮水33億美元，但是他仍然在中信泰富擁有超過11%的股份，只要不涉嫌刑事糾紛，日后的東山再起，或有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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