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俱樂部的合伙人

　　在那些把學界看得重于業界的人看來，1993年的黃奇輔無疑是做了一個不正確的選擇。

　　當年，正處于學術研究黃金時代的黃奇輔離開了現代金融學研究的重鎮——麻省理工，轉投了現代金融業的重鎮——位于全球金融核心地帶的世界金融巨頭——高盛公司(GoldmanSachs Group,Inc.)。

　　從學界進入業界，這本來是他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但命運就是這樣，在不經意之間，改變你的人生航向。

　　當時，黃奇輔已在華爾街多家公司任顧問，他在斯坦福時期就已開始研究的，那些當時認為是沒有現實意義的課題，以及所建立起的一個個數理模型，也越來越現實起來，并滲透和影響到華爾街。

　　為什么世界會突然被改變呢？主要原因有兩條。一是現代金融市場開始發達，以數理模型來解釋和把握市場的理論及方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也逐漸成型與完善，并被運用到了現實經濟中。二是計算機技術的發達，為完成這些數理模型創造了巨大的便利條件。比如，一個以前需要幾個人用幾個小時，甚至幾個星期才能計算的數理模型，現在在計算機的幫助下，由一個人在幾分鐘，甚至更短時間內就能完成了。這兩個條件結合在一起，推動了數理模型在金融市場中的廣泛運用，也讓先前發展緩慢的金融衍生品市場飛躍式地向前發展。

　　一個新的市場也快速成長起來。一些相關的金融企業自然誰也不甘落后。一場新的競賽在華爾街開始了。斯科爾斯、莫頓、黃奇輔等以前被認為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學者們，則成了被競爭的對象。因為，解鈴還需系鈴人，游戲是他們發明的，游戲的奧秘也只掌握在他們手里，這個游戲自然應由他們來主導，才最為合適。

　　“衍生性產品的背后都有一個數學模型，沒有數學模型就沒辦法做業務。數學模型不好也要虧本，因為價格都是被算出來的。但那時，真正懂得用數學模型去做事情的人很少。”黃奇輔解釋說。

　　包括黃奇輔在內的一些金融學者的命運也因此被改變。

　　黃奇輔是在1992年接到了高盛公司的委婉邀請。“他們給我打電話，讓我去訪問一個暑假，但我當時興趣不大，而且工作比較忙，所以拒絕了他們的好意。”雖然此前，黃奇輔從未與高盛有過接觸，但高盛似乎深深地愛上他了。一年后，他們再次給黃奇輔打去了電話。“這一次，他們是希望我去訪問一年。我想，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多和市場有一些接觸，對研究和教學也很有好處。于是，就去了。”

　　1993年的夏天，黃奇輔揮別麻省理工，到了高盛為他準備的辦公室。從此，麻省的經歷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段回憶。

　　到高盛后，黃奇輔才知道自己早已被高盛當作了志在必得的，用來開展新業務的核心武器。為了適應新的形勢，高盛特別新增了固定收益證券研究部的計劃，黃奇輔則被高盛當時的固定收益部主管、后來高盛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喬恩•科贊(Jon Corzine)認定為出任該部門的核心智囊成員之一，雖然科贊還沒有把握能讓他下決心離開麻省。或許，這也是高盛為什么那么固執地希望黃奇輔去訪問的一個原因。

　　讀博士時期就已堪稱是這個領域世界級專家的黃奇輔不辱使命，輕車熟路就將自己的研究和學識轉化到現實之中，再加上有科贊這個堅強的后盾，他的工作就更是如魚得水。

　　世上總沒有完美的事情，有關報道就說，后來成為高盛共同董事長的勞埃德•布萊克費恩(Lloyd Blankfein)當時就對科贊以及黃奇輔的模型不太放心，對黃奇輔在模型中使用的高深數學感到難以理解。

　　“布萊克費恩是負責外匯和資源部門，科贊叫我每周五下午到布萊克費恩的部門去，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認識布萊克費恩。布萊克費恩當時是不是有過這些想法，我不知道，但這是有可能的。因為當時，做我這樣的事情的人很少，確實比較難理解。”黃奇輔笑著回憶說。

　　但科贊一如既往地對黃奇輔抱有特別的信心，并在當年年底向他發出了既來之則安之的邀請。就這個時候，一個新的機會又出現了。黃奇輔的導師斯科爾斯和被他稱為“第一個老板”的默頓，開始不斷給他打電話，并希望他能加入到他們已經創建的偉大事業之中——長期資金管理公司(LTCM)。“他們都是LTCM的創始人之一，希望我過去了解他們的業務，然后幫助拓展亞洲業務，爭取做公司合伙人。” 黃奇輔說。

　　總部設在離紐約市不遠的格林威治的LTCM，是一家主要從事定息債務工具套利活動的對沖基金。該公司于1994年創立，其掌門人麥利威瑟(John Meriwether)是被譽為能“點石成金”的華爾街債券套利之父，美國前財政部副部長及聯儲副主席莫里斯(David Mullins)，以及前所羅門兄弟債券交易部主管羅森菲爾德(Rosenfeld)也是其合伙人，再加上后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金融宗師斯科爾斯和默頓，其團隊堪稱是全球金融業有史以來最為耀眼的“夢幻組合”。

　　LTCM是金融業內的高科技明星。甚至，他的創始人都不愿稱它為對沖基金公司，他們將LTCM看作是一個像銀行一樣為市場提供資金、具有很強藝術性的金融中介機構。銀行是將從儲戶那里借來的錢貸給其他個人或企業，銀行的主要收益是它向借款人收取的費用和他向存款人支付的費用的利差。LTCM則是以拋空某種債權的方式“借錢”，而以買進另外的債券“貸款”，其收益也是來自于“借錢”和“貸款”利差。另一個與銀行操作形式相似的是，因為債券市場的波動很小，差價也很少，所以，LTCM也會動用大量的財務杠桿將規模做大，進而獲得較大的利潤。

　　從另一個方面講，LTCM也像是一間提供金融風險再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他們在有利的時機，以相對較低而且固定的價格購買金融風險，確保買方能有一個穩定的風險收益，同時，他們又用一些金融工具對沖這些風險的價格變動所衍生的風險，并從中賺取差價。

　　LTCM的投資手法也十分特別，他們在深信“不同市場證券間不合理價差生滅自然性”的基礎上，積極倡導投資數學化，他們運用電腦建立數量模型分析金融工具價格，利用不同證券的市場價格差異進行操作，卻不太注重交易品種的后市方向。他們將金融市場歷史交易資料、已有的市場理論、學術研究報告和市場信息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套較完整的電腦數學自動投資模型，并通過連續而精密的計算得到兩個不同金融工具間的正常歷史價格差，然后結合市場信息分析它們之間的最新價格差。如果兩者出現偏差，并且該偏差正在放大，電腦立即建立起龐大的債券和衍生工具組合，大舉套利入市投資；經過市場一段時間調節，放大的偏差會自動恢復到正常軌跡上，此時電腦指令平倉離場，獲取偏差的差值。概括地說，通過電腦精密計算，發現不正常市場價格差，然后利用杠桿將業務規模放大，并入市圖利，是他們的贏利主策略。

　　而所有這些，特別是運用和建立套利模型，正是黃奇輔擅長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LTCM一成立即一炮而紅，到1995年時，其剛剛播種一年的業務就已結出碩果，并以外人眼中不可思議的方式所賺進的，高達16億美元的利潤和含手續費在內高達到59%的收益率，開創了基金業有史以來最迅速的成長奇跡，向世人證明了自己天才般的贏利能力。

　　如此好的發展平臺，再加上與LTCM兩位精神領袖即莫頓和斯科爾斯的親密關系，以及公司許諾成為亞洲業務主管及公司合伙人的無限前途。長期資本的邀請對黃奇輔來說，幾乎是難以拒絕的誘惑。但最初，他還是謝絕了。因為他的妻子不愿意來亞洲，這位加州理工學院的電腦博士和耶魯大學的知名電腦教授，是一位注重事業的女強人。“她覺得自己的事業在美國，不愿意來亞洲。”黃奇輔說。

　　但最終，在經過包括麥利威瑟本人在內的一輪盛情邀請后，黃奇輔還是像華爾街那些開始拒絕，但最后一個接一個、將巨大資金交給了LTCM的世界級金融財團一樣，沒有抵擋得住這個空前的誘惑。“于是，我開始動搖了，我太太也同意，表示可以嘗試一下。”黃奇輔說。

　　1995年，黃奇輔正式加入到了LTCM。科贊對他的離開表示遺憾，并且請他推薦人選接替自己位置。于是，黃奇輔推薦李茲森伯格加入到了高盛，李茲森伯格先是接替黃奇輔的工作，后來成為了高盛的全球風險管理主管以及合伙人，負責公司的全球交易風險，一直做到退休。

　　黃奇輔在LTCM的使命很明確，那就是拓展亞洲業務，而且是從零開始。最初，他直接在公司總部格林威治上班，跨洋開展以日本債券市場為主的交易。“1995年到1997年，都是直接在美國總部做，因為時差，我每天下午兩三點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4點。白天睡覺到上午11點前后，起床后游泳，游泳以后，吃口飯，又再去上班。”

　　在此期間，LTCM快速發展壯大。到1996年初，公司基金總額已上升至60億美元，通過財務杠桿可以控制的資產也要大過許多世界級的投資銀行，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到1997年底，公司當年金融衍生工具的總規模已接近萬億美元之巨。《紐約時報》曾專門報道稱，LTCM金融衍生工具的總規模超過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而且，還有更多的銀行和投資銀行等在他們的門口，希望成為其投資人。盡管它當時仍然只有不到100名從事具體業務的交易員，盡管它只有4年的歷史。

　　公司合伙人的財富也快速增值，到1997年年底，合伙人在基金中的總值已高達14億美元，比他們最早投入的1.5億美元，增長了9倍。

　　黃奇輔所負責的亞洲業務也越做越大，僅從交易員的增加就窺見一斑。“我剛去的時候，公司晚上是沒有人上班的，然后是我一個人，再然后成了10多個人，亞洲業務也因此蓬勃發展起來。” 黃奇輔說。

　　到1997年時，LTCM已開始正式考慮在亞洲設立業務據點，并于當年5月選擇東京作為亞洲業務的大本營。黃奇輔也成為公司的合伙人，并與另外一個伙伴一起，帶了15個人從美國來到東京，開始了在亞洲從事亞洲業務的新征程，而且連家也搬到了東京。

　　黃奇輔負責亞洲業務期間，不但進一步拓展了公司在日本債券市場的交易，為LTCM網羅了一批在亞洲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重量級客戶，而且還與區域內的各大中央銀行管理人建立起了緊密的往來關系，進而讓亞洲業務逐漸成為了LTCM的重點市場之一。

　　就在黃奇輔準備更上層樓，大展拳腳之際，已經習慣了成功的LTCM，遭遇了他們早已陌生的失敗，而且是慘重的失敗。

　　在1998年全球金融動蕩中，曾經以過山車一樣的速度賺錢的LTCM，同樣以過山車的速度滑落近了深淵。從當年8月末到9月末，在短短不到40天內，LTCM的資金凈值下降了90%，進而走到了破產邊緣。

　　眾所周知，第一顆不良的果子來自于俄羅斯的金融風暴。但真正落井下石的，則是他們一直擅長的7大工業國的債券市場的巨大波動。

　　“一般的報道都認為我們在俄羅斯虧本很多，事實上不是這樣。俄羅斯業務很小。”黃奇輔回憶說，“在俄羅斯金融危機之前10多年里，俄羅斯每兩、三年都有面臨金融危機的考驗，但是每次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德國等等國家或者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常就會幫助他們，因為他們擁有大量的核子武器，如果他們破產，結果會很嚴重。1998年，真正的危機發生之前，俄羅斯也是說會有危險，于是它的債券價格下降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大型銀行機構和很多投機者，都覺得好機會又來了，債券大跌，趁機收購，到時候又有別的國家會出面幫忙，價格又會上升，這樣就又可以大賺了。于是大家都去買俄羅斯的債券。”

　　讓包括LTCM在內的許多投資人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再也沒有人愿意來替俄羅斯買單。“結果真的宣布要破產了，于是大家虧損連連。”

　　危機也從此蔓延。“例如國際銀行，他們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本才能做國際業務。他們怎么算自己的資本是不是足夠呢？他們是要算資本對資產的比例。一旦他虧本很多的時候呢，就必須要通過減低資產來減低風險。俄羅斯宣布破產的時間是1998年8月17日，星期一，當天，俄羅斯債券價格大跌。那天我們也虧了一點，但沒有多少。”黃奇輔說，“LTCM真正的大量虧損是在21號。很多國際大銀行在8月17日大量虧本后召開了緊急會議，緊接著，就有一些大銀行決定減低風險。他們要減低風險，尤其是全球大型金融機構，是不可能在俄羅斯完成的，因為在俄羅斯已經虧掉了，而且市場已經封閉；他們也不能去小規模的市場里減低風險。真正要減低風險，就要到最大的市場區去減。因為這些市場才有比較大的流通性，而且大多數風險都是在7大工業國。”

　　當這些幾乎都是LTCM客戶的大型銀行機構，開始到7大工業國減低自己的風險時，一場更大的危機爆發了。“這些大銀行大量的賣掉風險，于是這些風險的價格就大幅度變動。剛好我們手上有很多7大工業國的金融風險，于是這個價格變動就直接沖擊到我們的資產。特別是8月21號當天，債券金融風險的價格發生了有史以來幅度最大的波動，我們當天就大幅虧損。”黃奇輔說，“為什么銀行減低風險會殃及LTCM，而不會殃及其他人呢？因為國際大銀行通常不能握有股票，比如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衰退后，就出臺法律嚴禁銀行握有股票。這樣一來，大部分銀行手上都持有債券，所以，他要減低風險只能是在債券上去減低。”

　　1998年8月21號是長期資本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從當天開始，長期資本一瀉千里，再也沒有能夠重新站起。這一天，對黃奇輔來說，也是終生難忘。當天，他正和LTCM的掌門人麥利威瑟在北京旅行。

　　那天晚上，他們還和中國人民銀行的官員共進晚餐，相互交流了對國際金融市場的一些看法。黃奇輔回憶說，他們大約在晚上8點半結束會餐，回到下榻的酒店——北京國際俱樂部。北京的深夜，他和麥利威瑟在房間給總部已經上班的同事打去了電話。

　　噩夢一般的消息席卷而來，黃奇輔和麥利威瑟聽到消息后，兩人都徑直走到酒店大廳碰頭。當他們恍若在夢中一樣確認這個消息后，當即做出了立即取消中國剩下的行程，一個回總部，一個回東京的決定。

　　從8月22號開始，LTCM開始不斷召開各種會議，聽到的基本上都是一個比一個可怕的壞消息。“比如一家保險公司，一旦傳來資本虧損的消息，客戶就知道你將來可能無力償付這個保單，于是就會來退保。我們也一樣，我們的客戶，比如銀行，它們相當于向我們買了再保險了，雖然他們沒有辦法拿出他的資本，但他們知道我們手上有很多風險，所以他們怕我們虧損巨大后，沒有償還能力。于是就在市場上做了很多的行為，讓我們手上所有的金融風險的價格每天都在變動，于是我們每天都在虧本。很短的時間，就走到了破產的邊緣。我們90%至95%的資本，大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在7大工業國虧損掉的。”黃奇輔說。

　　一天接一天的虧損中，以麥利威瑟為代表的管理層開始了大量的自救活動，但終究未能再有奇跡。因為LTCM的規模實在太大，其管理的各類金融衍生品已超過10000億美元的規模，如任由其虧損，它最終將帶著這些巨大的風險砸向整個華爾街，并帶來更加災難重重的影響。

　　LTCM日益下落的時候，黃奇輔在高盛時期的老板，其時已是高盛共同董事長的科贊，開始和LTCM親密接觸。“我在高盛的時候，科贊給我的業務之一就是要建立數理模型，使高盛能在此方面和LTCM競爭。所以，LTCM出事之后，科贊就很有興趣和LTCM合作。”

　　科贊提出的方案是，高盛幫助LTCM解決資金的問題，但LTCM要將至少50%的股權交給高盛。LTCM接受了這個安排，但科贊卻沒能解決資金的問題。同時，科贊還將LTCM的巨大虧損告訴了他的前任，原高盛董事長，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這個消息讓羅伯特•魯賓大吃一驚，緊接著，美國政府開始介入LTCM。

　　1998年9月23日，美聯儲出面，組織安排了以高盛、美林、J.P摩根為首的15家國際性金融機構注資37.25億美元購買了LTCM基金的90%的股權，共同接管了LTCM，避免了它倒閉的厄運。

　　一個被認為只有成功，沒有失敗的巨人就這樣轟然倒下。它再次以活生生的事例讓世人更加明白了中國人所信仰的那句老話所蘊涵的深刻哲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包括黃奇輔在內的LTCM的天才們，用他們的模型算到了一萬種正常情況下可能發生的事情，卻沒有算到那一種不正常的萬一：不按規矩出牌。比如俄羅斯宣布不再為自己的負債買單。

　　那段時間，是黃奇輔40年來人生旅程里最絕望的日子。

　　當時，他在東京的房租高達250萬日元/月，他的三個孩子也在昂貴的國際學校念書。以前，不但這些費用是由LTCM直接支付，而且他還在LTCM有一比巨大的財富。但現在，僅僅這些必須的支出就已讓他感到難以承受。因為，雖然他負責的亞洲市場是LTCM唯一沒有虧本的業務分支機構，但他的遭遇卻并不比LTCM的任何一個合伙人好。他投入到LTCM基金的幾乎所有財富，也與LTCM曾經的輝煌一起成為了歷史。

　　“LTCM從經營的第一天起，就有一個規定，合伙人應將賺到的錢大部分繼續投入到公司的基金中。但事實上，大部分人是將賺到的錢全部都投入到了公司中。”如今黃奇輔可以哈哈大笑地和我們回憶當時的情形，但當時，其承受的壓力以及失落感都是難以言表的。

　　1999年8月初，黃奇輔與幾位合伙人一道，離開了奄奄一息的LTCM。開始了新的，注定會有一段艱難曲折的旅程。

　　走罷艱險又出發

　　短暫的挫敗感之后，似乎天生無懼挑戰的黃奇輔，從自己在LTCM的遭遇中看到非常積極的一面，并很快重新開始。

　　“這個經歷讓我受益匪淺，LTCM的創始人都在商業領域有很多的經驗。我進入后，在短短的時間內學習和吸收了他們20多年的經驗，然后又有機會建立亞洲的業務，從無到有，這個也很寶貴。LTCM的巨大虧損，我也身臨其中，這是一個很昂貴的經驗，但也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他說。

　　帶著這個昂貴的經驗離開LTCM后，黃奇輔與斯科爾斯重新成立一家名為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的新公司。

　　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我們兩個人都是學者出身的背景，而且剛剛遭遇過巨大的失敗。一方面是背著巨大虧損的包袱，一方面要背著學者不能做生意的包袱。”他回憶說。

　　經濟上的壓力也十分巨大。最初，他們的基金只有4500萬美元的規模。而要開展這個被公認為是金融高科技的業務卻需要大量的投入，不但要找一批高素質，價錢貴的交易人才，還要購買很多先進的系統設備，要有一些寫程序的人，所有的這一切，都需要錢。

　　最初幾年，公司很難有什么利潤。“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曉得這個事業到底還能維持多久。”黃奇輔說。

　　或許是為了驗證那些由自己一手創建和完善的數理模型的正確意義，或許是為了打破學者不能做生意的咒語，或許是要找回那些原本就不該失去的榮譽。黃奇輔和斯科爾斯堅持下來，并在第三年的時候，將公司帶到了不再擔心明天怎么辦的新臺階。

　　當年，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基金到達10億美元的規模，開始能夠維持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向上發展。

　　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的業務基本上與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相同。即通過一系列的數理模型，去依靠對投資組合的平衡和控制賺錢。“我們的收益，你如果算相關系數，它和證券市場、和利率的相關系數都幾乎是零。另外，我們的收益和對沖基金指數的收益，相關系數也幾乎是零。”黃奇輔說，“我們的業務是以債券為主，證券為輔。大部分業務都集中在債券領域，債券領域又是以國債為主。操作工具基本上都是國債和利率交換。主要是7大工業國的國債和利率交換。”

　　黃奇輔認為，LTCM所留下的最大教訓是：不能有那么多的風險。他說：“當時，我們每年的報酬率都是40%到50%，你要有那么大的報酬，就要有很大的風險，要運用很大的杠桿原理。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此，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成立后，他們極大的降低了對財務杠桿的使用，以盡可能降低風險。這雖然給他們的起步帶來困難，因為降低財務杠桿意味著不能把有限的規模做大，并且只能獲得比較低的收益率，但這樣的安排，卻非常有利于公司業務的可持續發展，并贏得更多相對保守的投資人的支持。

　　“我們極大的減低了風險和利潤期望值，盡量少用杠桿原理。我們現在的報酬率大概是10%。7年多都是這個水平。我們現在每一塊錢的資金，手上的風險大概是長期資本時代的1/4。當然，報酬率也是那個時候的1/4。但我們這個業務是一個可以很持久的業務。”黃奇輔說。

　　黃奇輔堅信，只有真正為市場提供有需要的服務的公司才可以有條件持續發展，而他們則正是在為金融市場提供著有需求的服務。

　　他以一個稻米的例子，通俗易懂地解釋了LTCM和他所創辦的公司的業務，在金融領域存在并發展的道理。他說：“我們的這個商業模式在人類社會已經存在很久了。我們都知道，人們對稻米的需求很平穩，每個人每天需要一點。當然也會有變動，比如說人口的增加等因素。但是你去看他的供給，一年只是幾次而已，因為必須到收成的時候才可以上市，而且都是集中上市。等到稻米上市的時候呢，種稻米的農夫就要考慮一個問題：要把稻米賣給誰？個人不會一次買一大堆稻米到家里來。那么農夫就發現原來這個稻米不能直接賣給他的消費者，因為他是一次性集中供給，但消費者卻不會一次性購買。于是，這里就有一個商機。批發商出現了。他知道這里既有需求，又有供給，但這個需求和供給卻不對等。批發商怎么賺錢呢，他是賺取這個不平衡中的差價。比如，他會和農夫說，你如果現在不全部賣掉，你的稻米恐怕會發霉，因為你不會管理等等，而且，你不賣，如果下一年收成很好，稻米的價格就會大量下降，這樣你就會破產。于是，農夫就會低價賣給他，他呢，就會收過去，存起來，每天賣一點，如果有差價，就可以賺到錢。”

　　從稻米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人類社會的供給和需求有很多自然的不平衡，而且不平衡的兩邊都有風險，比如，在稻米案例中，個人買不到合適價格稻米的風險，農夫的稻米賣不出合適價格的風險。大家都是不愿意承擔風險的，如此，一個潛在的需求就出現了：讓兩邊的風險降低到一個合適的程度。于是，批發商應運而生，它可以通過專業化的集中收購和零售去平衡或者說調劑這種自然的不平衡，并且讓兩邊的風險降低，他自己也可以從中通過差價，賺取到一定的回報。

　　黃奇輔的公司所做的事情，正好是在金融市場的自然不平衡中扮演了一個“批發商”的角色。他說：“金融風險的供給和需求也是經常的不平衡。我們就是在不平衡中間提供一個服務，在金融供給多的時候，它的價格會下跌，我們把這些金融風險買下來，然后用其他的金融工具把金融風險價格波動的風險對沖掉，我們所賺的就是差價。”

　　目前，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除了在香港股票市場投資了一些在港上市的中國公司的股票外，未在中國開展任何金融交易，但黃奇輔和他的同事一直對中國經濟保持高度的關注。

　　他說：“我們的投資大部分是在7大工業國里面。但是，7大工業國的經濟都受到中國經濟的影響，比如說物價、經濟成長等等。”他說：“中國大陸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大，作為一個投資人，我們必須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保持高度關注。不僅是我們，對任何一家比較大的公司而言，不管他在中國有沒有業務，他也必須高度關注中國。”

　　黃奇輔第一次來中國大陸是1993年，當時，他在高盛工作。此后，他幾乎每年都來中國大陸，現在，依然每年到中國大陸2到3次。

　　“去年，來了4次。”他說，“我每次來，都會跟一些政府、銀行界的人士了解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瞻性觀點。”

　　當我們談到假如當初不離開學界，他會是最有希望為華人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榮譽的人選之一時，黃奇輔十分謙虛地說，謝謝大家的看法，不敢當。“我覺得受寵若驚，很慚愧，你們有這種看法。”

　　他說：“諾貝爾獎的獲獎人，大部分人雖然看起來是他們做了一兩件大事情，但更多的時候，是要看你從年輕一直到年老這幾十年的成就，所以，我年輕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也不敢想。”

　　進入商業商界，也同樣是他所沒想到的。“是高盛給我機會，是一系列的巧合使得我離開學術界。”黃奇輔始終是一個樂觀的人。他將自己很多經歷，包括在長期資本的學習和磨練都看成是幸運，一連串的幸運。

　　“我是覺得自己非常幸運，一連串的幸運。”他說。

　　“一連串的幸運”下來，如今的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已發展成為擁有超過百人團隊，基金規模達50億美元(截至2007年7月)的重量級基金公司，并且得到一批重量級客戶的加盟，成為了華爾街的新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