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略顯殘酷、打著時代烙印的代價，總是需要走在最前面的人來付出與承擔。是年廣九，用自身的經歷讓開放之初的國人逐漸認識到“投機倒把”不是罪、雇傭工人也不是罪、發家致富更不是罪

　　文 本刊記者 朱文娜

　　在中國，無論何時，重提改革開放初期的那段歷史，年廣九都是一個絕對無法繞開的話題。

　　年廣九，安徽蕪湖人，是傻子瓜子的創始人，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曾針對他的問題有過三次談話，保護了當時頗受社會各界爭議的年廣九。而這三次談話不僅改變了年廣九的個人命運，也改變了中國第一代個體私營者的整體命運。盡管如此，在那個特定時代的大背景下，帶頭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大膽投身到當時尚未見雛形的市場經濟的年廣九，還是沒有擺脫牢獄之災的命運，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個體私營業者沖破僵化經濟體制的艱辛創業歷程。

　　為生計冒險做起小生意

　　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市場經濟的萌芽開始出現。而彼時，生活在安徽省蕪湖市的年廣九因迫于生計，早已在數年前開始念起了自己的生意經。1963年，年廣九悄悄地跑到江西販賣起板栗以維持生計。在那個小商小販都屬于“資本主義尾巴”的時代，他的這種行為被認為是犯法。那一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1972年，腦瓜靈活的他開始炒瓜子、賣瓜子。他把炒好的葵花子分成小包，5分錢一小紙包，他經常到劇院門口或走街串巷叫賣。即使這樣，政府的“打投辦”仍對他嚴加防范。

　　由于他的瓜子味道好，價格低，很快在蕪湖市就小有名氣。后來他給自己的瓜子起名叫“傻子瓜子”。有了名氣，他的生意越做越好。那時他白天擺攤，晚上在家數錢。

　　到了1978年，年廣九的家產早已突破了“萬元戶”概念。當時的萬元戶是個什么概念？1978年，全國8億農民每人平均收入僅有76元，其中2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當時農民年平均口糧不到300斤毛糧。相比之下，年廣九絕對是當時的富裕戶。也就是在這一年，膽子越來越大的年廣九，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雇了個幫工。之后，年廣九又陸續雇了幾個工人幫忙炒瓜子。

　　社會主義還能搞雇工？這是不是屬于剝削 ？

　　1980年，安徽省有關部門派人去蕪湖調查，寫了調查報告。這些材料被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看到后，認為很有典型意義，把材料特地送給鄧小平同志閱處。鄧小平看到了杜潤生送來的“傻子瓜子”問題的調查報告后，當時就對個私經濟發展給予肯定，并對一些人對姓“社”姓“資”的爭論，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這時的年廣九越干越有勁頭，他依靠靈活的經營手段，將產品迅速打進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為應對旺盛的市場需求，年廣九不得不迅速地辦廠、雇人搞加工。由原來單一的零售發展到代銷、促銷和批發等多種經營形式。

　　雇工問題引發社會激烈討論

　　到了1984年，年廣九的雇工已發展到103人，他也成為中國最早的百萬富翁之一。

　　由于年廣九雇用103工人的數字大大超過了當時國家工商局有關個體戶雇工最高8個的規定，他的雇工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更加激烈的爭論。“年廣九是暴發戶”，“年廣九是新型資本家”，“年廣九搞資本主義”。“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從黨政機關傳到理論界，從蕪湖傳到省里，從省里傳到中央。

　　一部分人開始皺起眉頭了，社會主義還能準許出現“百萬富翁”、“私人資本家”嗎？還有人主張要“動”年廣九。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對“傻子瓜子”問題的處理方針，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個個體經濟發展的高度上來，他說：“還有些事情用不著急于解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那個會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一個‘傻子瓜子’，就會變動人心，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的這段話不僅保護了處在風口浪尖上的年廣九，也打消了其他個體私營業主們的觀望心理，有力推動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