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和萬通公司的故事一樣。在馮侖下海十多年間，中國企業家群體群雄并起，迅速更替與分化。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幾位號稱“萬通六君子”的人生際遇與命運，也在這十幾年間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他們從貧窮到富有、從呼嘯聚義，到各為諸侯，最終成為風云人物。萬通公司也從最初沒有安全感，四處受歧視的小企業，逐步走向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的陽光企業。這恰好是馮侖在其《野蠻生長》中所寫的歷險記。

　　江湖兇險

　　馮侖屬于上世紀50年代人，父親是一個企業工會的領導。真正影響到馮侖人生的，卻是他在中央黨校讀研究生時的導師——馬鴻模，馮侖當時是中央黨校最年輕的學員。大家都以為，這個小伙子今后定會官運亨通，誰也沒想到他會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成為一名地產大佬。

　　曾經有著“馮大哥”之稱的馮侖，現在認為自己的角色是要逐步變成一個商人，而不是一個江湖大哥；不是一個媒體上的企業家，而是財務報表上的企業家。

　　盡管如此，采訪過馮侖的記者都會有一個共同的印象，那就是：“這是一個老江湖。”這里面包涵了兩層意思：第一，他的經歷豐富，見多識廣，性格成熟；第二，他滿嘴江湖語言，有學者的溫厚、誠實和睿智，又有江湖人士的狡猾、尖刻，段子橫飛，葷素兼備。這是馮侖那個時代創業者的共同特點。

　　從1988年海南建省起，中央給予了超乎想象的優惠政策，立刻激發了淘金瘋狂，從1990年開始，大量資金涌入，甚至出現了“十萬大軍下海南”之盛況。用馮侖的話說，“已經熱得一塌糊涂了”。鄧小平南巡掃除了發展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障礙，激發了全國各地發展經濟的熱情空前高漲，中央銀行大幅度放松銀根，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由原計劃的12.6%提高至68.2%。這股熱情在海南島進一步放大，首當其沖的就是房地產，那是最快的暴富手段。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原本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的公寓房售價，到了1992年6月漲至每平米3500元。馮侖說，由北京南下的人，大多有政府背景，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千萬。很多樓盤一拿到批文就登廣告，地基還沒打，價格已翻了幾倍。

　　馮侖后來說，“幾乎是游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制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么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后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

　　1991年6月，王功權與馮侖、劉軍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農業高科技投資公司(萬通公司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權是法人代表、總經理，馮侖和劉軍是副董事長，王啟富是辦公室主任，易小迪則是總經理助理，后來的潘石屹主管財務中心。馮侖與王功權的經歷相似，都在體制里呆過。馮為人謙和，以兄長待人，而且他腦子活絡，有政治眼光；王功權曾任吉林省委機關的一名宣傳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機處理；潘石屹年輕一些，在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上，較為海派，做事目的明確，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愛爭搶，舉重若輕，扮演著任勞任怨的實干家的角色；王啟富則愛憎分明，講義氣，真性情；劉軍性格直率，在萬通公司分家之際，他是惟一敢坐在桌子上，指著馮侖鼻子對他咆哮的人。就是這六個性格鮮明，各有所長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嘯聚義，以水泊梁山模式在海南開始了披荊斬棘的江湖故事。

　　90年代初的海南完全依賴傳統的江湖規則，而沒有現代商業規則。當時萬通公司六兄弟做事的依據不是錢，而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他們界定合伙人利益關系的原則，采用了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無別”。挖到第一桶金后才開始建立財產基礎上的合伙人關系，潘石屹就是那個時期加入的。大家都很平均。當時的中國民營企業都面臨這個問題，排座次、分金銀、論榮辱。但這種模式很快進入了困局，信息溝通、資源分配、利益結構等一系列的矛盾，隨時面臨分道揚鑣。

　　“我們不想分開，1994至1996年，幾年里幾個人沒事就湊在一起討論究竟該怎么走，有的人難受得哭了。外人很難想象我們當時痛苦到什么程度。”

　　當時，萬通公司在海南賣出了一塊地，賺了5000多萬，后來買方出事了，不認賬。對方最后在夜總會包廂里，用槍指著腦袋，逼迫撕毀合同，退錢不說，還要給他們26%的利息。王功權判斷這個事很危險，有可能會出人命，于是掐了電話，答應人家簽一個城下之盟。為這個項目，萬通公司損失了一個億。其他人對這個處理方式表示不滿，但王功權認為他這樣做是挽救了大家。有次開會，又提這事，王很痛苦，一個人跑到山上去哭，眾人不得不散會，四處去找。

　　“每一個創業者都積累了很多解決復雜問題的經驗，但中國變化太快，很多經驗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爾有這么一兩條原則可能還有用，比如說按商業規則而不是按照江湖規則來游戲。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間是砍砍殺殺的，這是江湖規則，這都是要過去的。”這就是馮侖那個時代的創業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