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尋找的不僅僅是商界明星、企業家精神。“影響力”還意味著你是否代表了社會的標桿、大國的形象

　　文/本刊記者 申音

　　1873年，剛剛成名的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鍍金時代》。這部用諷刺筆觸描寫當年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世情風貌的作品，意外地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最好標簽。從此，人們用這個詞來形容從南北戰爭結束到20世紀初那半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前所未有的繁榮，以及繁榮帶來的混亂。

　　你是否聯想起今天的中國？人民幣成為最強勢的貨幣，股市和房市競相飆升，企業紛紛報出創紀錄的盈利增長，到處都是熱錢與宏偉建筑，所有人都在信心十足地預測著“黃金十年”，“大國崛起”和“贏在中國”成了最熱門的話題。

　　但那些嚴肅思考的人們在關心著另一個問題：這個“21世紀以來最大的經濟奇跡”還能“持續”多久？因為那么多挑戰顯而易見。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環境的不斷惡化，捉襟見肘的社會服務體系，還有勞資雙方的對立，通貨膨脹的陰影，人口老齡化，任何一個問題的惡化都可能讓“奇跡”化為烏有。

　　“鍍金時代”還是“黃金時代”？中國處在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而解答這個問題的部分責任正落在一小群人身上。他們在三十年前還一無所有，如今卻掌管著巨大財富。他們是時代的寵兒，也經受著時代嚴苛的考驗。他們的一個想法、一個決定、一個行動，都牽動著千萬人的生活與福祉，他們可以只做赤裸裸的經濟動物，也能成為肩負重任的社會公民。

　　沒錯，他們就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報道對象——企業家。五年前，當《中國企業家》第一次推出“最具影響力的25位企業領袖”的榜單時，我們更多尋找的是商界的超級明星、企業家精神的卓越代表。而今天，企業不再僅僅是企業家的企業，它同時要對投資者、員工、客戶、政府、社區負責；企業領袖的責任也已超出商業或者地域的范疇，他們代表著社會的標桿、大國的形象。

　　作為一本商業雜志，《中國企業家》毫無疑問推崇商業英雄，贊賞他們的領導力、創新力、前瞻性和產業影響力，但我們也認為，所謂的“企業領袖”需要符合更高的要求：僅僅埋頭驅動企業已經不夠，他們還必須表現出社會責任感、國際影響力、公眾影響力。恰恰正是后面這些指標，成為左右排名的最重要變量。

　　作為2007年“終身成就獎”的惟一得主，王石恰好已經超前完成了這樣的轉變。如果說去年的“終身成就獎”得主柳傳志、張瑞敏和魯冠球等三人更像是過去30年中國商業的完美總結，那么王石，則代表了一種明日社會所需要的企業家形象。某種意義上，他所釋放的積極影響力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其商業成就本身。

　　而在王石身后的“25位企業領袖”，每個人都正在經歷著一場并不輕松的轉變。除了應付商業上的激烈競爭，他們還不得不調整自身及企業的行為以適應新的多重標準。

　　相比去年的榜單，除了名次的上行或下移，已經有8位企業領袖跌出25人榜單之外。

　　是什么在背后決定了他們影響力的跌漲？

　　影響力之制勝點

　　資本市場　五年前，當我們談到資本市場影響力的時候，首先想到是唐萬新、顧雛軍這些在股市上翻云覆雨的所謂“資本運作”高手。但今天，那些埋頭實干、為股東創造切實回報的企業家，正享受著資本市場對他們慷慨的評價，比如蘇寧的張近東(第12位)，美的的何享健(第21位)。

　　“市值”成為衡量企業和企業家影響力的一個現成、直觀的指標。

　　有一些人我們真的再也無法忽視。不管有沒有“泡沫”，他們掌管的企業已經足以令世界生畏，比如中石油的蔣潔敏(第10位)，工商銀行的姜建清(第19位)，中國移動的王建宙(第20位)，中國國航的李家祥(第22位)。

　　優秀企業＋明星企業家往往會刺激公眾的過度熱情。阿里巴巴的股票真的值得你付出超過200倍市盈率的高價嗎？這取決于你是否繼續相信馬云(第2位)，《經濟學人》就認為該公司最大的財富也許是這位創始人。

　　公共事業　賣牛奶的牛根生(第3位)成了“講師”，搞電子商務的馬云關心起了氣候變暖，做英語培訓的俞敏洪(第8位)變為慈善家，造太陽能電池的施正榮(第17位)要做環保斗士。

　　在商業正職之外，企業領袖忙著塑造另一個角色，以至于讓人擔心他們是否不務正業、“杞人憂天”。但毋庸置疑的是，新一代的、真正有影響力的企業領袖，絕不再是社會事務、公共事業的旁觀者與回避者。他們主動地走出“企業王國”，以前所未有的積極姿態參與到對社會趨勢的駕馭甚至創造過程中。他們的個人魅力和財富，會讓平凡乏味的公共事業煥發光彩，也有助于扭轉社會公眾對“富人”的某些偏見。

　　“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責任”已成為商界領袖們的普遍共識。

　　央企巨無霸　去年秋天，GE的首席執行官杰夫·伊梅爾特拿到了波士頓咨詢集團列出的新興市場100家最重要公司的名單。

　　以下6家公司都包括在這個名單里，中石油、工商銀行、中國移動、中海油、中國國航、中糧集團，它們的領導人也在我們的榜單中集體亮相。僅僅幾年前，這些企業還被視為命運堪憂的“恐龍”，而如今他們所領導的企業已經進入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列。

　　不再是我們印象中那群披著商人外衣的官員，新一代央企領導人能講流利的英語，受過良好的管理訓練，社交場合風度翩翩。要同時讓數以億計的用戶、成千上萬的股東尤其是政府大股東滿意，他們所承擔的工作也許是《財富》全球500強CEO中最復雜的。

　　影響力之“暗面”

　　爭議性　任正非，“技術派”的執著追求和國際化成就足以使其位列本屆“最具影響力的25位企業領袖”的榜首。但在社會責任感這項指標上，他僅僅排名第10位。

　　2006年的員工過勞死，2007年的兩起員工因壓力過大自殺，以及最近的“辭職門”，華為爆出的負面新聞幾乎都與華為過分強調剛性管理、“狼性文化”相關。不管外界爭論，埋頭做事，我行我素似乎是任正非和華為的一貫風格。但在外界看來，這怎么也不像一個成熟公司的負責任之舉，更有悖“和諧社會”的大勢所趨。

　　在社會責任感單項榜上，史玉柱(第24位)壓根兒就沒有出現在前25名，從腦白金到巨人，從“中國首負”到身家500億的新貴，他的巨大成功總是與巨大道德爭議相伴而來，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轉型時期”的中國商業特色。

　　原地踏步　對比另一份榜單，或許會讓我們的企業領袖們有些慚愧。在《財富》雜志剛剛公布的25位全球最富影響力商界領袖排行中，惟一的華人依然是年近80的李嘉誠，而印度都有兩人入選。2007年，真正在國際化戰場上取得成功的只有任正非和楊元慶(第2位)。

　　我們的創新單項榜也讓人失望，名列榜首的依然是馬云。除了奇瑞的尹同耀(第4位)和史玉柱，再無新人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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