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疆界遼闊，風土民情南北各異，不同地域生成不同性格，在經商辦事上，也就有不同風格

　　文/本刊記者 三年 穆雯

　　誰是中國第一個商人，恐怕很難考證。但將經商作為一種職業，則在西周就有。周滅商，商族后裔四處流浪，為生計，以買賣為生。久之，形成固定職業。因從商者多系商族遺民，人們就習慣把做生意的稱作商人。

　　商幫大多在富庶地區。中國疆域遼闊，風土民情南北各異，不同地域生成不同性格，在經商辦事上，也就有不同風格：北方善義，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靈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現代。對東西南北生意人的性格作一剖析，對我們經商處事大有益處。

　　北京商人

　　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鹽，沒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會變得索然無味。

　　對于大多數北京人來說，崇尚政治是沒有職業之分的，即使街頭小販，也會當街大談特談政治。朋友聚會，就像政治家沙龍，北京商人侃起政治形勢、國家大事就像高山流水，氣勢磅礴。電視劇《天下第一樓》中就有這樣一個鏡頭，瑞英、修二、克五幾個人在一起吃飯，克五講起張大帥打北京的情景，真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好像是親臨其境一樣，聽的人也是目瞪口呆。因此，有人說：北京人談主義，廣東人談生意；北京街頭口號多，廣東接頭廣告多。北京人腦袋里裝的除了賺錢以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聞，胸中存在的是獨到的政治見解。有人戲言，北京街頭隨便找幾個市民，其政治水平絕不亞于外地一個縣長的水平。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鹽，沒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會變得索然無味。

　　紅頂商人曾是北京商人的代名詞。從古至今，京都生意場都是官商的氣派。原商業部部長胡平先生說：“京派新商人一般從傳統商人和政府官員中脫穎而出，經商方式比較多地表現為權力的轉移。北京市場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場面卻最多，主要是因為北京信息豐富。可以說權力和信息構成了京派的經商特色。”

　　1988年，時任四通董事長的萬潤南在談到北京的營商環境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北京的市場經濟是移植過來的，它沒有土壤和根基，是先結果，后長根，再完善其枝桿，這有點像樹上掉下的葫蘆，頭重腳輕。它和廣東不一樣，廣東的市場經濟是天生的、地里長出來的，只要氣候適宜它就自然地生長，不需要啟蒙，只需要升華和完善。

　　萬潤南在說這話的時候，北京已出現了一批有著特殊背景的富翁們。他們大多是1985年推行價格雙軌制以后的“下海”者，與權力圈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有的原本就是政府官員。由于他們能夠憑借權力資本，瓜分價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因而在很短的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人們把這類商人稱為“官商”或“紅頂商人”。據統計，僅1988年，由價格雙軌制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之巨，其中70%流入這些人的囊中。

　　隨后幾年的“股票熱”和“房地產熱”在為北京催生出一批規模更大、權力與財富的結合方式更為巧妙的紅頂商人之時，也讓紅頂商人作為北京商人的代名詞牢牢地留在人們的印象中。

　　其實，紅頂商人哪里都有，但北京不同。由于接近權力中樞，無論從背景的顯赫、擁有財富的規模，還是從致富的速度方面來看，北京的紅頂商人都足以讓其他地方的同類富翁們羨慕不已、可望不可及。

　　同時，北京商人的能侃善言也常常令外地商人望塵莫及，他們聚則高談闊論，滔滔不絕，而且經常語驚四座。與侃相關的就是“捧”，與外商談判也常常雇幾個“捧爺”，上來先天花亂墜地捧幾個回合，以造聲勢。但北京商人務實，待人坦誠不欺，有君子風度，雖天子腳下的優越感而輕視外地人，卻少騙人。他們特別注重友情，聚餐爭相買單，出行大包大攬，利益分得太清，他們會覺得有點丟份子。他們直爽豪放，樂于助人，又不圖回報。

　　北京商人還十分講究實際，“好貨不用吹”是這里的大多數公司廠家所奉行的觀點，中央電視臺的廣告鋪天蓋地與他們不相干，那大多是外地人的事情，他們都相信，只要貨好，消費者也會代他們做出宣傳。只是在貨物銷路不夠暢通時，他們才會想到用廣告來試上一試。有時候，《北京晚報》、《京華時報》等報紙上，也會看到一些北京商家的產品，但這離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廣告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只能算是一些商場促銷產品的生活類廣告。講求實惠是北京商人所一向奉行的原則。

　　如果沒有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那場由互聯網革命引發的創業大潮，紅頂商人仍將是京城商界一道最為獨特的風景。但在那幾年，一個新的富翁群體出現了。他們大都受過很好的教育，能夠充分利用北京在信息、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優勢，憑借著對信息經濟時代高新技術領先一步的了解，將其中蘊育的巨大商機轉化為財富。他們與紅頂商人截然不同：無錢、無權、無勢，但憑著年輕、知識和激情，便掘取了新經濟浪潮中的第一桶金。

　　最近幾年，許多大大小小的外地商人在本地干出點名堂后都憋足了勁地往北京跑。在這里，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商機勃勃的大市場，很多產業仍然處于暴利時代。

　　這也許就是京城商界的獨特之處：一方面是屢遭人詬的紅頂商人仍然稱霸一方；另一方面，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領軍人物和雄心勃勃的外地淘金者在這里呼風喚雨、指點江山。

　　上海商人

　　“太精了!”這是各地生意人對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評價。

　　在長期工商業歷史的影響下，實惠哲學成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把這一觀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現為上海人對實際的、具體的個人利益的重視。重視事物的實用價值，在形式和功能、審美與實用之間，上海人更傾向于后者，這一點極像美國人。追求實惠的上海人總是會在各種復雜的情況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業活動中，上海人較北方人較少地考慮面子、名聲等非經濟因素，而是明確地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慮的因素還有人情關系、地位差別等，而在上海，商人們卻很少考慮這些。上海人做生意，只把經濟利益做為惟一原則和目的，只考慮賺錢不賺錢，只要有錢賺，幾個互不相識的人可以迅速組成一伙，而一旦經濟利益目的達到或這個團體達不到經濟目的，一伙人就迅速解體。

　　上海人因為精明，被人稱為“門檻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更包括對個人權益、利益的維護，該得到的，他們一分也不讓。這使得上海人常常為一點點小利益而斤斤計較。在上海，人們經常看到的一幅畫面是：在菜場上，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士為幾分錢與菜販子吵得不可開交。在生意場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識貨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據理力爭。上海人的錢不好掙。為此，韓國的一家報刊稱：“上海人都是經濟里手，⋯⋯外國人很難從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錢來。”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其實，中國南方商人(如廣東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為區域整體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質，上海人整體上被人們認為精明之至，精明已經成為上海商人人格的組成部分。可以說，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謹慎小心，他們會注意到太多的細節。在做生意談判之前，他們多半已事先調查了解好了市場行情、談判對手的情況等。他們的談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后才進行的。因此，與上海人做生意，常常會因個別小問題爭論不休，時間拖得很長，使人們常會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與其做生意時必須要有充分的耐心。

　　1985年，美國耐克公司與上海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艱苦談判。最后，終于下定決心放棄上海，將生產運動鞋的工廠搬到了廣州。美國人一向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負面前，只好別謀它途。一位美國商人說：“上海人除了有中國人通常在與外國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種‘中央大國’的自大外，還有一種傲慢心理，即他們覺得不需要外國投資者。”

　　上海人的自負感，源自上海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里，上海對全國工業貢獻最大，盡管上海的人口密度最大，但是，全國人民都認為上海人工資高，是有錢人，上海人也以此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人對外地人有一個特別的稱呼：鄉下人。在他們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輕視，似乎天經地義。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就像獲得當年租界的領事豁免權，又像今天推行的銀行金卡，將會獲得眾多優惠。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為榮，不愿離開上海，人稱的“戀滬癖”成為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心理特征。改革開放后，上海發展更快，上海有強大的工業技術基礎、全國最高的人才素質及富有傳統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識，上海成為中國的一顆“東方明珠”。

　　上海人因為自信而生的自負，在生意場上，表現為他們對自己提出的做法堅信不移，認為自己的想法、主張是順應自然，合乎邏輯的，所有的人都應贊同，不愿讓步。為此，一位深圳的年輕經理抱怨說：在其他地方，對方知道我是來做生意的，都很熱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帶來的是討飯碗，個個架子十足，等著我磕頭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摳，摳得你無利可圖。這種生意誰肯做。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場還尚不成熟，而此時的商業競爭卻已經十分殘酷了。洋商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之間，競爭都十分激烈。其競爭手段、激烈程度都給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爭之地，誰能立足上海，誰就意味著擁有財富。上海是鑄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爐，在這熔爐里，培養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為中國現代商業的精英，上海商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業手段之繁雜、經營思想之寬闊，令各地商人驚嘆。

　　中國近代商業精英云集上海，使他們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盤”，從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戰十分殘酷。上海商人個個都精于商戰。

　　進入21世紀，上海的市場經濟已經步入成熟之時，南京路每天客流量達300萬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顯風姿。徐家匯、淮海路大型商廈不斷涌現，首尾相接，形成了獨特的“圈狀模式”。許多商家采取的競爭手段更加復雜多樣，廣告戰、價格戰、品牌戰⋯⋯硝煙彌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現非理性競爭，比如過分殺價、相互攻擊謾罵等。但是，作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須大膽參與，進行競爭。

　　一個城市的商業神話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孕育誕生，越來越多的投資者為上海的城市文明而不斷努力⋯⋯

　　廣東商人

　　“要發財，忙起來。”這是廣東商人們的口頭禪。

　　他們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識，在現代社會中幾乎成了財富的代名詞。他們開拓變通，開放實在，他們政治淡泊，利益至上。他們繼承和發揚其先人的經商傳統，言必言商，言必言利，幾乎是當代最富有的人。

　　廣東商人的輝煌并非自今日方始。早在明清時代，他們就位列十大商幫之中，只是不及晉商、徽商而已。當晉商、徽商相繼黯然之時，廣東商人不僅長盛不衰，而且越來越輝煌，最終一躍成為首屈一指的商幫。

　　廣東商人何以長盛不衰？廣東商人為什么最富有？

　　因為廣東人天生勤勞，能吃苦。廣東人以錢為人生第一要義，他們孜孜不倦地追求錢，四下奔忙，可以說是不遺余力。廣東人很有錢，很多外地人對廣東人很眼紅，其實，有錢的廣東人賺錢來得正道，來得辛苦，來得自然。廣東人的財富并不是天上掉的，絕大多數廣東人是在自己的勤奮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現在很多的廣東大商人是從小商小販起家。

　　在廣東，人人都忙忙碌碌，為生計而忙碌，為掙錢而忙碌，廣州人是中國城市人中最忙碌的一群人。廣州比上海小多了，但汽車、摩托車之多令人難以置信。一天24小時馬路上似乎永遠是車輪滾滾。夜幕降臨之時，司機們奔波勞累一天掙足了自己的錢后，洗車擦車人又開始表現出不怕臟、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忙，是廣東人的特征，更是廣東商人們的突出品質。廣東商人忙，整日東奔西跑，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們恨不得把一分鐘“劈”成兩分鐘用，從每分鐘里擠出幾張“四人頭”。

　　在廣東商人的意識中，“機不可失”、“時不我待”的觀念特別強。他們東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鐘都變成效益。他們雖然比一般人是累了些，但是每一分鐘都變成金錢也活得踏實。由于對時間特別看重，因此，他們辦事節奏快、效率高，許多商機往往被他們搶先一步占領。廣東人做生意，手腳很快，“上得快，轉得快，變得快”，這是人們對廣東商人經商風格的評價，也是廣東商人生產、經營的秘訣之一。

　　因此，要和廣東人做生意，慢慢騰騰是根本不行的。太慢了，一是容易錯過時機，誤了生意；二是與廣東人合不了拍，“步調不一難以得到勝利”；三是因為你的動作慢了，思維慢了，讓廣東人占先手，搶先機，你總是得跟在廣東人后面跑，吃虧是難免的。

　　廣東商人很迷信，出門做生意前，有條件的話，他們都要問問“先生”：幾時出門好，向哪方向好；重大生意談判前總要求上一卦：生意可談成否，對手今怎樣。有時候，生意場上風云多變，生意人拿不定主意時，他們就會想起去求簽問卦。

　　迷信的廣東商人最講意頭，數字要“6”、“8”，因為其諧音是“順”和“發”。他們的電話號碼、手機號碼、車牌號碼，多是有幾個“6”與“8”。“6”與“8”搶手，有時需要競拍，店鋪門牌號碼最好也是“6”、“8”，圖個吉祥。而逢“6”、逢“8”的日子也顯得金貴。

　　世上不知還有哪一處商人能比廣東商人那樣更相信命運，巫師常常會成為他們的參謀。他們很像吉普賽人，做事之前總要問一問吉兇，有時，僅僅是談判之前某只眼的眼皮跳動一下，他們都會認為這是生意時進展順利與否的兆頭，他們會為此到巫師那占卜，或許因此而放棄了一筆可觀的項目。有時，他們還會為某一個吉祥的數字而花費大量的資金，僅僅是為一個吉祥。他們相信命運，相信天意，所以在商場上，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廣東的商人都會相信這一切不過是命中注定的，何必又那么難過呢？

　　廣東人具有經商的傳統。他們雖然個頭瘦小，但是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識。言必言商，言必言利，全民皆商，你很難分辨出誰是商人，誰不是商人。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錢是不好的東西。然而，廣東人的金錢觀念很強烈。在廣東人眼里，無論干什么事情，都是為了掙錢。廣東商人做生意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發財。由于賺錢的目的單一，方向一致，廣東商人在行動中少了一些盲目與動搖，多了些動力與恒心。為了賺錢，廣東人干得踏踏實實，他們沒有心思和工夫空談哲理、人生，對政治也不感興趣。在廣東人的觀念中，有了錢，就意味著有了財富，可以滿足自身各種需要。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有了權力同樣可以做到支配別人，支配各種資源。但是，廣東人遠離政治中心，政治對他們的影響太小，通過政治獲取支配地位的人太少，這使得廣東商人干脆漠視政治。遠離政治成為商界傳統。

　　在廣東人眼中，政治當不了飯吃。企業考核員工，對政治關心與否不是很重要，相反干活的效率、數量、質量最重要。對員工的報酬，廠長經理也主要以物質刺激為主，并且，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也只認物質報酬。在廣州、深圳等地的企業中，不管是外資還是內資，上至經理、廠長，下至“打工族”，人人心里都是一個觀念，只有企業發展了，自己的飯碗才能有足夠的實惠。

　　因此，在不少北方人眼里，廣東人太俗了，談起錢來眉飛色舞，沒完沒了，除去了錢，什么都沒有了。但是，廣東人都認為沒有錢就不能活，一分錢可以難倒英雄漢。即使是一門心思賺了大錢，腰纏萬貫，他們對政治仍不會表示出太大的興趣。當然，以追求利益為第一目的的廣東人也不是“一心只問盈利事，兩耳不聞他人言”，期貨商或者炒股票的人也關心政治，但他們對政治的關心完全是出于對錢的關心。

　　由于這種觀念，廣東商人與政治往往是離得遠遠的，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厭惡談論政治。因此，與廣東人做生意時，談論政治引不起廣東人的興趣，甚至談論政治可能會引起一些廣東生意人的反感，認為你有政治背景，而不愿與你合作。

　　總之，多講錢，少談政治，是廣東商人的突出特性之一。

　　溫州商人

　　中國之有溫州人，一如歐洲擁有猶太人。

　　溫州，不僅僅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且還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的象征。這里的人們從小就確立了賺錢致富的志向，他們立志要當老板，成為能夠真正挺起腰桿的有錢的中國人。他們執著于賺錢、自立自強、艱苦創業、永不言敗；他們四海為家，敢為人先，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我，有我的地方就能拓出一片市場；他們白手起家、運籌帷幄，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調動資金和商品。在溫州人眼里，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否賺錢才是最主要的。正因為如此，溫州人才四處闖蕩，占據了外地人不屑一顧的那些領域，不聲不響地富了起來。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角角落落都活躍著一群群浪跡天涯、不辭勞苦、精明肯干的溫州人。最初，他們十分不起眼，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靈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們與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販沒有什么兩樣。但是，慢慢地，溫州發廊、溫州服裝店、溫州電子城、溫州產品越來越多，各種溫州產品包裝、標牌、證書、徽章也越來越多。一時間，溫州貨充斥全國。漸漸地，人們對溫州人由漠視不屑，到興趣十足，到驚奇欽羨，到仔細探究：溫州人咋的啦？這么多，這么會賺錢。

　　溫州人做生意，注重從小處著手。溫州人務實苦干，只要有一分錢賺，溫州人都會不遺余力地去干。紐扣、商標、小飾品、小玩具，這些外地人看不上、懶得做的“小玩意兒”，溫州人都做。他們不怕賺錢少，就怕賺不來。因此，溫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國。

　　但是，溫州人是有眼光的，當他們積蓄了資本后，就會把產品由小做大，最后從紐扣到服裝、鞋子，從電子元件到成套電子設備，從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產業，并且涉入房地產、金融業。于是，溫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溫州人“臉皮厚”。他們不怕碰壁，也不怕別人不給好臉色看，他們只有一個念頭：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賺你的錢!他們用笑臉，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們的產品送到全國各地，也把全國各地的人吸引到溫州來。

　　曾幾何時，溫州的農民購銷員在14萬人以上，像蝗蟲一樣滿天飛，人稱十萬大軍闖南北。

　　柳市五金低壓電器專業市場，有4000多名購銷員常年在全國活動；被譽為東方最大紐扣市場的橋興紐扣市場，有近萬名農民購銷員串成了一個全國性銷售網；全鄉徽章、標牌、塑片市場，有7000多人在外推銷產品；宜山區再生腈綸市場，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著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

　　溫州人特別有商業頭腦。在溫州人眼里，到處都是錢，關鍵在于如何抓住商機。1983年春節，一位溫州華僑從美國家里打來電話：“美國警察總署消息，美國警察要換服裝，34萬人，需要68萬副標章，每人兩套就是130多萬。你們可不可以做？”兩個溫州個體戶心急火燎地直奔美國，向美國警察總署長闡述意向。美國人認為中國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標章，兩個溫州老板不慍不火地說：“中國有句古話‘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請你們派兩位專員到中國去看一看，費用我們全包。”也許美國人有“白去，誰不去”的心思，兩位警察署專員來溫州，工人當場表演了從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鐘的過程。幾天后，美國人帶著100副樣品回去了，美國警察總署的頭頭們一看，價格只是美國軍工廠的1/2不到，而且不需要定金，68萬元的買賣立刻成交。此后溫州人如法炮制，又做成了聯合國維和部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標章的生意⋯⋯

　　如今，溫州商人已經遍布中國乃至全世界，形成了“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溫州人，有溫州人的地方就能開拓市場”。北京是溫州商人在北方的大本營。北京城里有遐邇聞名的“溫州村”，大上海也是溫州人大顯身手之地。南京路是上海人最引以為豪的商品世界，而數以百計的店鋪和柜臺的真正主人卻是溫州商人。

　　北京去得，上海去得，“世界屋脊”西藏溫州人也敢闖。據統計，進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溫州人。拉薩還有一條以裁縫鋪為主的“溫州街”。

　　溫州人還大膽地殺向了海外。美國、巴西、日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都有溫州商人。在巴黎，還有“溫州街”呢!在巴黎的13區和14區，住著的都是溫州人，聽到的都是溫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說溫州話，溫州人已達到8萬人之多。

　　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溫州人“四處出擊，八面埋伏”的方式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精神，不僅活躍了各地的市場，成為“東方起動點”，更帶來了發展市場經濟的巨大的觀念沖擊。

　　安徽商人

　　有句民諺說：“無徽不成商”。說的就是安徽人會做生意。

　　歷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發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被稱為徽商。一直以來，徽商不是一個單純的以經商營利為惟一目的的商業集團，他們與文化有著不解之緣，從而形成了這個商業集團的獨特風格，贏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飽學之士，賈而好儒，亦賈亦儒，這是安徽商人的傳統。安徽商人知識廣博，喜歡談論文化事，在做生意的過程中，喜歡來點文化義舉，或文化投資。因此有人說，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榮。

　　尚文的傳統培育了徽商賈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又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安徽文化的繁榮。今天的安徽商人雖然沒有先輩“牛”了，但是安徽人賈而好儒，亦賈亦儒的人文傳統沒有改變。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團總裁史玉柱就是一個安徽人。在早幾年，史玉柱可能是中國億萬富翁中文憑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實，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類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塊有著濃烈的文化底蘊和亦賈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說過：“我感受到現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盡天時地利的漁民、農民和一些個體戶。”有人說：改寫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形象，自史玉柱開始。

　　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氣質，多打文化牌，安徽人才會認為你是一個真正的生意人。

　　由于地域的關系，東南西北安徽人的性格差異是比較明顯。淮北人有著山東大漢的爽直、豪邁的氣質，在做生意時，重信義、辦事爽快，但契約觀念不強，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糾紛。與淮北人相反，淮南人則酷似閩粵之人，具有閩粵人精明能干、聰明伶俐等性格特征。淮南人具有商業頭腦，安徽大商人大多產于此地。皖西人善良、淳樸、厚道，重義輕利，不愛經商。皖東人受蘇滬地區的經濟輻射的影響，因而對經濟方面更顯得熱心，外出經商與打工的不少，大多勤懇、務實，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較快。安徽人做生意，性格混雜，風格迥然，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小農意識比較強。

　　在小農文化觀念的引導下，徽州商人始終沒能樹立起商業效能的觀念，其中，相當一部分甚至始終沒能培植出對商業的忠心。徽州商人中從商而終的少，多數人無論是發了家或是賠了本，最終還是葉落歸根，返回到以農為本的老路上來。在安徽，物質的富翁卻是精神上的貧困戶，財富并沒有使其擺脫對商人身份的卑微感覺。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爛是驚人的。置田建房修祠宇，幾乎就是徽商資本的惟一出路。徽州商人的這一經商傳統在當今安徽人中仍大有市場。

　　“傻子大王”年廣久可以說是一個較為突出的典型。從改革開放后民營企業的發展歷史看，年廣久屬于第一代商人；從管理方式看，第一代商人是經驗型管理者；從年廣久的管理思路看，無不帶有小生產者的烙印。他不是一個現代商人，甚至，他的個人性格及價值觀念都具有明顯的小生產者特征。年廣久的悲劇，可以說是安徽商人小農意識的突出反映。

　　此外，安徽人做生意重誠信，講仁義是有名在外的。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在廣東經營茶葉生意，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后，他總是不聽別人的勸阻，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熾因舍利取義在廣東從商20余年，虧損本銀數萬兩，卻全無怨悔。這樣的例子，在徽州歷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書里特地記載，引以為榮。這雖然不能不說是與商業賺錢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馳，但是至今，傳統徽商的經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風骨猶存，安徽商人仍然懷著舍利取義的古國之風，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講求誠信，重產品質量。

　　“小崗村”香煙是安徽的精品煙，這幾年遠銷中外。它的名字源于中國體制改革的先鋒——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該村以農民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而聞名全國，但是，“小崗村”卷煙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是出于此，主要還是它的質量好。因此，在與安徽商人做生意時，了解傳統徽商經營之道對現代安徽商人的影響是大有益處的。

　　武漢商人

　　武漢有句俗話叫“殺不死的豬”，意思是天底下沒有做不了的事，這可以說是武漢人性格的絕妙概括。

　　“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武漢人不服輸的名聲遠揚中外。在人們的心目中，湖南人屬于個性較強的一類，但是事實上，武漢人不服輸的個性比湖南人要強得多。武漢有句俗話叫“殺不死的豬”，意思是天底下沒有做不了的事，這可以說是武漢人性格的絕妙概括。

　　武漢人沒有北方人的粗獷，但他們逞能、不服輸的勁兒絕對不比北方人遜色；武漢人沒有江浙人的耐心，但在雌雄未決出之前，武漢人不死心的耐勁兒是江浙人不能比的。

　　武漢的漢口，是明代四大商業中心之一。1861年成為對外開放的商埠。在建國前，湖北省就是全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地理位置優越，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優越的商業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商業歷史，使武漢人具有良好的生意頭腦。改革開放后，在社會上曾流傳著“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著上”的說法，并且掀起了一股“經商熱”，武漢人在這股“經商熱”中大顯身手。就經濟而言，1985年以前武漢工業總產值一直居于全國第4位，僅次于京津滬。盡管近幾年湖北的經濟落后了，但是與東南沿海相比，他們仍然不服輸，“漢貨精品”的仗早就開始打了，盡管成績平平，但他們仍在拼搏。

　　武漢人不服輸，在與他們做生意時，應該正視他們的這種精神：利用武漢人不服輸的上進精神，使武漢人的聰明才智在商場中得以充分地發揮，為我所用；不服輸的精神，使武漢的商業在全國商場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應勇于與武漢人做生意，在雙贏的策略下獲利；小心其不服輸的較勁兒，適時進退。

　　有人說，南方人習慣于安逸，勤于修養，老于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南方人當不了領導，只適合于做商人、秀才和智囊，只有北方人才適合于做征服者、做皇帝。其實，對武漢人而言，他們是既能做征服者，又能做商人。這是武漢人聰明勁兒的一個突出表現。武漢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武漢人的商業頭腦也是很突出的。

　　武漢人經商頭腦靈活，新招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快。在善于花樣翻新方面，據報載，武漢的武圣路文化市場的盜版書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往往新書剛剛上市，盜版就出場了，并且折價低于正版書。當初暢銷一時的《獅城舌戰》、《廢都》等都是以定價的1/4批發的。不僅文化市場如此，其他的“水貨”市場也多。一位輾轉于廣州、廈門等地又折回武漢的商人說：“沒錢的時候武漢是個好地方。”其意是武漢“水貨”多，消費低，生活比較容易。這是武漢商人轉腦筋的誤區。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很講究面子。武漢人可以說是中國人中最要面子的，有人說武漢人是“搽粉進棺材——死要面子”，這一點也不夸張。清朝乾隆年間，有個大商人赫老爺是武漢人，一次他過六十大壽，所屬文官武將和商界同仁前往送禮賀壽。曹雪芹也送來兩壇“酒”，并且親筆寫了一幅賀幛。赫老爺為了炫耀自己與曹雪芹的交情，命人立即將曹雪芹送來的酒啟封，每人斟上一盅。眾人每人喝一口，覺得沒有一點味道，但又連聲贊道：“真佳釀也！”曹雪芹卻大笑說：“非佳釀也，請看賀幛便知。”眾人定睛一看賀幛，上面卻是“朋友之交淡如水”。滿堂賓客頓時感到赫老爺不好下臺，赫老爺也臉色陰沉。可是片刻之后他卻哈哈大笑：“高！妙哉！”并自我解嘲地說道：“圣人有言，水淡而清濃，更顯友誼之厚也。”眾人點頭稱是。就這樣，兩壇清水被喝個精光。

　　武漢人講人情面子，真是恰到好處。盡管歲月流逝，但是，好面子之風仍然在武漢人身上體現。在武漢商界流傳一句俗話說：“翻墻躲債，借債趕人情。”武漢商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于“保留面子”，“名譽比生命更重要”之類的話是深刻在腦海中，因而一般來說，武漢人在做生意時比較注意雙方的面子。

　　武漢商人如果被對方商人壞了面子，明明這件生意是于雙方都有利的事，但面子受到損害，他們寧可生意受損，也不會與對方做成這筆生意。相反，如果在商場上給其一點面子，他們可能會為你大開方便之門。對武漢商人來說，有時價錢和交易的條件，并不是談成生意的最重要因素，而顧及對方面子，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因此，與武漢人做生意，必須講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