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長——老唐

　　“Old Tang”，The New Captain

　　盡管唐雙寧履新光大集團董事長已經4個月有余，但更多面見其人者仍然習慣稱他“唐主席”而非“唐總”。“叫我老唐吧。”他的言笑令那些不知所措者感到放松。以浸淫中國金融業25年的經歷來說，以“全能型監管專家”的資歷而論，唐雙寧確該被稱為“老唐”。

　　不久前唐雙寧到大連參加達沃斯論壇，大連的市長請他坐船從海上看看大連：“過去你在陸上把大連看遍了，這次在海上感受一下。”不知道這個安排有心還是無意，唐雙寧有著自己的“悟”解：我多次參加這樣的會議，與以往不同的是，我這次的身份不 是金融監管者，而是被監管者。

　　感受如何？那個橫披為“大致如此”的楹聯可以大致如此地描述唐雙寧此時的心境：在機關昂首挺胸做公仆，否則沒有權威；到企業貓腰低頭當主人，不然沒有錢賺。這是他看望光大集團首任董事長王光英時即席所賦，并在不久前香港的一個記者見面會上亦如此表示。“對仗可以，平仄需要斟酌。”事后他如是回味自己的這幅作品。

　　顯然，駕馭光大這艘銹跡斑斑的戰艦并非如海上看大連。“鐵腕人物”、“微服私訪”，唐雙寧對媒體給他這位新船長身上涂抹的新色彩表示淡然：“我不過是周末沒事干的時候到營業部轉一轉，哪是什么微服私訪？”接著他依然會樂道自己的感慨“現在的經濟學家缺少哲學思維”云云。據說，他在參加十六屆七中全會和十七大發言時，就曾提議在高級干部中開展學哲學活動。

　　如此，“老唐”改革光大的哲學何為？-在運動中解決問題。“第一步總算邁出去了，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第二步也許更難，但一步一步走總是能走下去的。如果不邁出第一步，‘光大’就會被憋死。”

　　白衫，布鞋，唐雙寧一如往昔。但所有踏過光大走廊里那似乎有些過分松軟的紅地毯的人都會知道，“在運動中解決問題”，那是一個最為實際的選擇。

　　行進中變陣

　　專訪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

　　本刊記者/李中東 莊春光

　　運動狀態下改革

　　《當代金融家》：從監管者到被監管者的角色轉換，當然不會簡單得如海上看大連。您也曾經說過“光大是一部天書”。這一方面說明了光大本身的錯綜復雜性，另一方面也說明能解之者少而又少。您認為，您是“真人”嗎？解讀這部天書的玄機又在哪里？

　　唐雙寧：那個橫批為“大致如此”的楹聯，也“大致如此”地說明了我對角色轉換的認識。

　　我之于光大，究竟是不是“真人”，這不好說，但我會不遺余力解讀它。在運動中解決問題，是改革光大的要點所在。面對改革的復雜性與緊迫性，需要松緊有度，有張有弛才行。第一步改革重組方案總算推出來了，也許要走的第二步更艱難，因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與矛盾，但必須堅定地走下去。

　　《當代金融家》：光大銀行是光大集團最主要的資產。5年前，光大銀行資產是興業銀行資產的5倍，但現在興業銀行已經上市，并且資產已經遠遠超過光大銀行。而在這5年中，我們看到的是，光大集團改革重組方案拖了三年半，難產；光大銀行上市也一直在“醞釀”之中，難聞樓梯響。

　　唐雙寧：光大集團1983年成立時，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重點骨干企業。客觀地說，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已成為擁有銀行、證券、保險和實業的國有特大型企業集團，總資產達到7000多億元，為國民經濟和金融的發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都做出過重要貢獻。

　　但由于種種原因，過去相當一段時期光大集團面臨著多方面突出的困難和問題，改革已經具有相當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我把它概括為“三多三低”：歷史包袱多，集團債務纏身，沉重的歷史包袱很難靠自身努力消化；關聯交易多，一套班子管理兩個法人企業，內部兩個管理總部職責定位不清晰，不僅管理成本高，關聯交易也非常嚴重；銀行不良資產多，一度不良資產絕對數較大，撥備覆蓋面小，資本充足率嚴重不足。“三低”指的是銀行管理水平低，體制和運行機制存在弊端，違規違紀現象嚴重，案件頻發；市場份額占比低，由于業務拓展緩慢，市場份額不斷萎縮；員工士氣低，市場形象受損，社會地位每況愈下，員工信心受到極大影響。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沉疴舊弊是長期積累的結果，雖然某一時段、某些方面也在扭轉，但總體形勢是舉步維艱，困難重重，人心思改，人心思變，已到了不改革就難以為繼的地步。

　　《當代金融家》：既然不改革已經難以為繼，既然非改不可，那為什么會久拖未決？

　　唐雙寧：光大改革的艱巨性主要由于光大本身的復雜性。首先，是資產及業務上的復雜性。目前，與同業相比，光大集團資產總量雖然不是很大，但產業結構門類齊全，有銀行、證券、保險、基金、金融上市公司等金融企業，還有環保、會展、房地產、石油、飯店、旅游和物業管理等實業企業，涉足了許多行業和業務領域，但產業之間關聯度不高，價值鏈互補性也不強。還有機構及股權上的復雜性。

　　集團所屬企業數量眾多，子公司、孫公司錯綜復雜。從形成上講，有直接投資的，又有兼并收購的；從市場區域講，有境內的，又有境外的；從業務領域講，有金融企業，又有實業企業；從股權結構講，有全資、控股的，又有合資、參股的；從管理上講，有直接管理的，又有托管、代管、掛名的；從經營狀態上講，有正常經營、能夠盈利的，又有經營困難、回報不多、效益不好、停業清算的。債權債務關系上的復雜性。有拖欠人民銀行、財政部的債務，有拖欠外部銀行的債務，有集團與光大銀行及其他所屬企業關聯交易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也有光大銀行為集團對外融資提供擔保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實有的或有的債務成堆，債權債務關系鏈條紛繁復雜。

　　管理體制上的復雜性。在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中，光大的管理體制十分特殊。橫跨境內、境外兩個市場，存在兩個獨立法人，兩個管理總部，但又是一套領導班子；資金往來密切但財務上又沒貫通，不能真正并表；同一集團、相同崗位但又實行多種分配體系。

　　人員上的復雜性。歷史上集團領導班子已經調整過6次，員工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來自各個方面，有組織任命、領導推薦、行政安排、關系介紹的，也有市場招聘、專門引進的，背景經歷、工作經驗、專業能力、工作素質參差不齊。工作和管理中的默契程度、工作理念、團隊精神、企業文化等，至今仍需要耐心磨合、精心打造和悉心呵護才能形成。

　　改革內容上的復雜性。光大改革涉及業務領域廣泛，產權結構多樣，管理體制復雜，改革要實現金融和實業分離，改革重組集團、實業和銀行，還要實現上市。改革內容的復雜性給方案設計增加了許多難度，執行中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會發生許多摩擦和碰撞。

　　《當代金融家》：光大改革與其他銀行相比有何不同？

　　唐雙寧：應該說，有三點不同：

　　一是改革內容不同。國有商業銀行是同一行業，一級法人，性質單一，是一家企業、一個目標的改革；光大改革要涉及多個行業，管理上是多級法人體制，性質復雜，是多家企業、多重目標的改革。

　　二是改革程序不同。國有商業銀行改制可以采取國家直接注資的方式一次完成；光大是股份制企業，不僅有國家注資、市場化重組等不同的選擇方式，而且還須經過絕大多數股東包括境外股東同意的法定程序。

　　三是改革環境不同。光大除了境內的業務以外，還有大量在港企業，因此改革重組工作要充分考慮保持在港企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當代金融家》：有報道說您從6月到光大上任以來，經常“微服私訪”，到營業網點去感受“真實的光大”。事實真如媒體所言？您看到了什么差距？如何解決？

　　唐雙寧：說“微服私訪”有點言重了，我就是星期天沒事的時候到網點走走。

　　確實看到了差距，因此光大改革的主要舉措就是去彌補這些差距。

　　光大改革總體策略是：改革與發展兩不誤。而改革重組是當前的工作重點。如我在前面所談到的，在改革中求發展，在發展中完成改革；集團改革與銀行改革兩不誤，集團改革是銀行改革的依托，銀行改革是集團改革的主線；總部改革與基層改革兩不誤，改革自上而下推動，更需要上下聯動。在光大改革中，每個層面都有自己的定位，通過不同層面的工作，最終形成合力，推動改革向前邁進。

　　從其他銀行改革的經驗來看，國有銀行改革已經實現了“形似”，但還沒有達到“神似”。而光大連“形似”都沒能實現。在中國的企業管理中客觀存在著“三段論”，即靠關系的“面子”管理，靠體制制度的“眼睛”管理和靠大腦的藝術管理。體制制度的管理是管理的中間層次，光大尚有相當大的距離；大腦的藝術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層次，光大的距離更大。可以說，光大目前在管理上實際是初小水平，要補的課很多。

　　金融創新是中國金融業的生命，是中國金融業在競爭中求得生存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當前和今后的大勢所趨。中間業務收入是衡量金融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光大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在5年內，要力爭達到40-50%的水平。同時，在金融創新中，理財業務是一項重要的產品創新，光大銀行有一定的先發優勢和市場影響力，其中“陽光理財”系列產品要爭取盡快從單一產品創新向系列產品持續創新轉化。

　　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須依靠群眾的向心力，必須認識到抓住市場機遇、抓住改革這個主要矛盾，把蛋糕做大的重要性。所以我們要積極營造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氛圍，把握員工思想動態，使大家真正做到輕裝上陣，積極為改革建言獻策，身體力行。通過內外合力，營造出良好的氛圍。

　　最后是人才問題，現代企業競爭，人才是最寶貴的戰略資源。

　　而人才問題又恰恰是光大最突出的“短板”，特別是綜合型的戰略規劃人才、國際型的金融創新人才、新業務的高端研發人才、懂經營善管理的綜合型管理人才更為匱乏。我們考慮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內部挖掘舉薦人才；二是整體培訓培養人才；三是外部招聘吸引人才。

　　《當代金融家》：8月21日，光大集團紀委在集團系統內通報了10個嚴重違規違紀違法案件。您之前一向被譽為“全能型監管專家”，這樣的情況是屬于曾經作為監管者的“職業習慣”，還是屬于被監管者自曝家丑？您不擔心這會對未來引進戰略投資者產生負面影響嗎？

　　唐雙寧：這些案件是客觀存在，而且都是被審計部門查出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光大自己通報這十起案件，不但不會影響到引進戰略投資者，反而有所促進。因為這些案件都是事實，即使自己不曝出來，別人也會清楚你有問題。而如果自己公開病情，求得醫治，只能有利于身體健康。

　　解讀金融控股

　　《當代金融家》：日前，光大集團獲得了第一張國家持股的金融控股公司牌照，成為少數擁有“駕照”的金融控股集團。事實上，光大也是國內最早的混業經營機構。眼下。我們更多看到了分業經營的中資金融機構在與混業經營的外資金融機構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您怎樣看待這樣的不對等競爭？

　　唐雙寧：這個問題我想從金融業綜合經營的歷史發展開始談起。金融控股集團作為一種有效的金融組織形式，是金融機構綜合經營的必然選擇。從國際金融業的發展歷史看，綜合經營在大部分時期被多數國家所采用，是金融業發展的常態；而分業經營只是特定國家特定階段的產物，屬于一種特殊形態。

　　1929年以前世界各國金融業基本實行綜合經營；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將商業銀行業務和證券業務嚴格分離，這是對綜合經營的否定；1999年，美國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以建立金融控股集團的形式實行綜合經營，這是對綜合經營的否定之否定。可以說當今天下，綜合經營在中國以外的世界主要經濟體已基本成為現實。

　　中國金融業在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也曾經實行某種程度的綜合經營體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改為分業經營體制。但從發展趨勢看，綜合經營今后將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由之路。這既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因為加入WTO 后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壓力所決定。

　　《當代金融家》：您怎么看金融控股集團的優勢和弱勢？

　　唐雙寧：從國際金融業的實踐看，金融控股集團存在其特定的優勢：

　　防火墻效應，即金融控股集團與各個子公司之間的獨立法人關系，特別是母公司僅以出資額為限對子公司的債務清償及破產危機承擔有限責任，可以從制度上較好地來解決金融集團內部的風險傳播。

　　股權杠桿效應，即母公司只需擁有子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權就可達到控制子公司的目的，而子公司把自己的資本作為控股資本繼續投給次級子公司，這是資本的遞延放大，使控股公司能以較少的資本控制更多的資產，延長投資半徑，極大程度地提高資本收益。

　　組織協同效應，即金融控股集團處于集團內全能型組織架構的頂端，決定了其主要職責是負責戰略決策與長遠發展規劃，而不是專注于業務經營，這就使得母子公司在宏觀與微觀，當前與長遠等方面能夠更好地分工合作，統籌兼顧，產生理想的協同效應。

　　合理避稅效應，即集團內各子公司盈利狀況不一，在同一年份，有些子公司盈利，而有些子公司可能虧損。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集團內合并報表，就可以用盈利部分的利潤沖銷一部分虧損，減少總體納稅額。

　　當然金融控股集團也確實有其弱勢：比如內部關聯交易風險，由于子公司間不可避免地將發生資金劃撥、利潤轉移、相互擔保等活動，控股公司內一個企業的經營困難或危機可能會引起連鎖反應，給集團內其它企業帶來風險；再比如監管風險，由于金融控股集團的監管涉及多個行業的監管當局，這些監管機構在監管目的、方法和重點上各有不同，有時難以統一協調，容易產生監管盲區和真空；還有集團的利益沖突，按照現代公司理論建立起來的金融控股集團由股東、管理者、員工以及相關的利益群體所組成，其中每個利益主體都希望按照市場分配原則分享最大的收益，各個利益主體在利益上的矛盾就有可能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減弱金融集團本應具有的協同效應和互補效應。

　　《當代金融家》：中國的金融控股集團尚處初創階段，不少因素制約著其發展。您認為，目前制約金融控股集團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唐雙寧：首先是金融控股集團的法律地位不明確。目前中國的金融控股集團主要還停留在理論研討和實踐摸索階段，尚未出臺有關的法律，也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金融控股集團作為一類特殊的公司，沒有金融企業資格，通常被視為一般工商企業，除了可以適用《公司法》的一般規定外，并沒有專門適用的法律制度；金融控股集團的定義、類型、法律地位等基礎問題沒有解決，使得其發展受到限制。

　　其次是公司治理機制和內控制度不健全。從國外看，金融控股集團作為一種有效的金融企業組織形式，一般都擁有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健全的內控制度，我們這方面還存在相當大的距離。另外就是要注重資本控制與組織架構的相互適應。金融控股集團的資本控制制度應當與控股公司的組織架構相適應，既要防止控股公司過度干涉子公司的經營管理權，使子公司等同于控股公司的分支機構，無法發揮其獨立法人的積極性；又要防止子公司權力過度膨脹，使控股公司對子公司的資本控制與約束形同虛設，金融控股集團的整體利益受到破壞。

　　《當代金融家》：您曾經把中國現階段金融控股集團按照事實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有名有實的金融控股集團，如光大；第二類是準金融控股集團，如中信、平安；第三類是次準金融控股集團，如商業銀行在境內外以合資或獨資形式設立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事實上，這樣的分類法把光大置于風口浪尖，光大注定要成為中國金融綜合經營的“試驗田”。您打算怎樣描畫它呢？

　　唐雙寧：確實如此，“第一個吃螃蟹”的使命歷史性地落在了光大集團身上。并且正是由于中國金融控股公司在初創階段存在上述需要重視和解決的問題，就尤為需要“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根據目前光大集團的狀況所做出的初步設想，光大金融控股集團要以光大銀行為主干，以子公司制的模式為基礎，同時充分借鑒全能銀行事業部制模式的長處，形成一個子公司制與事業部制相結合的“混合型組織架構”，既充分發揮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防火墻效應和股權杠桿效應，又要能夠發揮事業部制內部協調順暢、信息充分共享等優勢，使得金融控股集團這種新型金融組織形式充分發揮出特有的經營優勢。當然這只是目前的一個思路，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好的論證。

　　具體而言，光大金融控股集團會特別注重這樣幾個問題：明確集團的戰略規劃和職能定位。首先要把光大銀行做強做大，打造集團發展和客戶服務的基礎；同時也要制定證券、保險等各個子公司的發展戰略，并確立未來整合的方式及規模；具備條件時還要積極向外發展。這樣才能協調好集團內部資源，建立集團統一的戰略規劃平臺、信息交流平臺和內部監管平臺，實現金融控股集團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協同效應；與此同時，也應該建立有效的防火墻制度，加強風險管理和審計稽核的垂直管理。通過改革重組完善金融控股集團的公司治理機制，不僅要實現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之間的有效制衡，而且更要將目標放在保證集團決策的科學性和提高經營業績上來，使集團能夠高效率、低風險地健康發展。

　　光大金融控股集團將通過分級管理與垂直管理相結合的矩陣式管理模式來改善公司的經營管理。子公司是一級法人單位，自主開展各項業務，獨立經營、獨立核算。金融控股集團不干預子公司的日常經營活動，但負責統籌子公司的發展戰略及重大管理事項，來確保公司總體的經營業績。

　　QDII與創新

　　《當代金融家》：光大銀行在2006年9月獲得QDII資格及5億美元的購匯額度，2007年4月首期QDII 產品-陽光理財同享一號發行。光大證券QDII業務的資格申請材料已經上報，據說將很快獲得批復。您認為，目前QDII業務存在哪些問題？

　　唐雙寧：中國QDII業務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兩點：

　　一是業務模式上的“被動性”。目前銀行類QDII 產品普遍的做法是采取國內金融機構與境外投資銀行合作，直接向外資銀行購買結構性票據或者與外資銀行進行互換交易的模式，實質上僅僅充當了分銷商的角色。基金類QDII 產品在發行過程中雖承擔了較為主動的角色，但由于對境外市場還有一個熟悉的過程，境外顧問機構仍然擔當了實際的投資主體角色，包攬了產品的收益保本、資產配置等一系列工作。在融入國際市場的初期，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隨著業務的發展、經驗的增加和防范風險能力的增強，我們要逐漸從被動轉向主動。

　　二是風險管理上的“緊迫性”。由于QDII 產品投資于境外市場，要面對法律、市場、信用、匯率及操作風險，迫切需要加強風險意識，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概括來說，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安全和發展的關系問題。要盡快提高中資金融機構QDII業務的安全指數，提高防范風險的能力；在這個基礎上要從被動走向主動，大力發展QDII業務；另一方面在組織結構、人才結構、業務結構等方面加快國際化進程，將業務觸角逐漸延伸至產品設計、投資組合、交易管理及風險控制等高端領域，全方位、多層次地提高國內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激烈的全球金融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而監管當局則要從中資金融機構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和積極支持的角度出發，根據金融機構的管理能力和防范風險能力分類審批準入，分類進行監管，支持好的，幫助弱的，使中資金融機構盡快融入國際市場。

　　《當代金融家》：創新與監管是一場永無休止的貓鼠博弈。您在銀監會工作期間，曾分管創新。今天站在創新者的角度，您怎樣看QDII？

　　唐雙寧：記得2006年11月，我在香港出席銀行QDII業務聯合工作小組會議同任志剛先生會談時，就極力鼓勵境內金融機構把握市場機遇，開發出更多、更好、更具有競爭力的QDII 產品。從目前情況來看，境內金融機構理財業務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無論從監管者還是被監管者角度來看，QDII業務都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和產品創新，發展QDII業務也是中國資本市場全球化戰略的重要內容，對中國資本市場更為深遠的影響在于游戲規則的國際化和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它將使中國資本市場由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變成逐步開放的市場，對于改善投資者結構、提升投資理念、促進資本市場合理配置資源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光大銀行是國內第一家發行人民幣理財產品的商業銀行，在開發理財產品的過程中，也一直對境外市場保持高度關注。

　　《當代金融家》：光大的重組方案會否會對QDII有利？唐雙寧：有利因素肯定是有的。目前國務院已經正式批復中國光大集團改革重組方案，即將組建的中國光大金融控股集團公司，是中國金融業綜合經營改革的有益探索。當然，它也為光大集團及有關子公司開展QDII業務提供了機遇。

　　下一步，光大集團將充分運用金融控股牌照的優勢，有效整合光大銀行、光大證券、光大永明保險以及光大控股的金融資源，對QDII業務進行積極大膽地創新，做到產品設計、發行、托管、投資研究、資產配置、風險控制等業務流程的全覆蓋，培育光大集團QDII業務的核心競爭力，爭取用較短的時間打造出“光大QDII”的業務品牌，并進一步轉換經營機制，努力提升核心競爭力，逐步把光大集團建設成為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化金融企業。

　　唐雙寧議熱點(1)

　　6000點高不高

　　6000 Points：Too High？

　　文/唐雙寧(2007年10月)

　　用純粹的經濟學原理解釋不了的經濟，也許要靠懂經濟的哲學家才能解釋。

　　上證綜指已經從2005年6月的998點驟升到6000點以上。

　　6000點不僅是一個數量概念，更是一個質量概念。6000點是高還是不高，將進一步引發“泡沫論”與“更高論”的爭鋒。

　　三角度看“高”點

　　-從“快與慢”角度看6000點，結論是——高了

　　6000點高與不高，需要相關參照物。

　　中國股市如果是從7000點回落到6000點，人們只能認為是低了；如果從5000點緩慢爬升到6000點，人們也不會認為是高了。問題是現在的6000點是在兩年的時間里，從998點“井噴式”完成的。盡管這個“井噴”可以解釋為經歷了前四年的深度調整，但不能不承認中國股市上升過快。

　　時下中國股市規模已位居全球排名第四；證券化率也已達到了

　　135%；今年以來的成交額已占全球比重的6.38%，上海和深圳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額已排名全球交易所前十；市場回報率已位居全球之首；滬深兩市總市值已超過27萬億元，超過GDP總量。因此，不能不承認目前的6000點是高了。

　　-從“多與少”角度看6000點，結論也是——高了

　　兩年前，中國股市個人投資者開戶數為7336萬戶，目前，這個數字已接近1.35億戶，中國股民的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的7600萬；而且股市投資者又絕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表明股市波動引發社會震蕩的集中性，處理不好將給社會穩定帶來巨大壓力。由此來看，目前的6000點是也高了。

　　-從“內與外”角度看6000點，結論仍是——高了

　　由于很多A股公司同時也在香港上市，因此香港市場是 A股市

　　場最重要的參照，同一公司在兩地市場的價格普遍表現為A股大幅

　　度高于H股。以10月22日為例，中國鋁業A股價格是 48.6元人民幣，H股價格是 24.80港元；濰柴動力A股價格是 90元人民幣，H股價格是 71港元。截至8月23日，深市的市盈率達到了66.67倍，滬市的市盈率達到了57.05倍。已經公布中期報告的1181家上市公司，2007年的動態市盈率也已經達到了39倍，而香港市場的市盈率為19倍。香港市場是公認的成熟開放的市場，定價更為客觀理性。從同一股票在兩地的不同價格來看，6000點仍是高了。

　　逆向對決

　　6000點之上繼續上行的因素：一是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勢頭不減。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10%～11%的水平，這種趨勢短期內看不到放緩的跡象。這是股市持續上行的第一推動力。

　　二是上市公司業績增長趨勢明顯。2007年中報業績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1000多家上市公司可比公司主營收入、主營利潤分別增長26%和 50%，凈利潤增長82%以上，遠遠超出60%的預期。盡管存在交叉持股、新會計準則、投資收益等非經常性損益因素的影響，但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上市公司實際經營業績持續增長。這是股市持續上行的第二推動力。

　　三是流動性過剩對股市的推波助瀾。目前銀行的存貸差已達11萬億元以上，市場資金供給充足，8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及連續5次加息并沒有改變資金供應充裕的狀況。這是股市持續上行的第三推動力。

　　四是監管的加強進一步凈化了市場環境。監管當局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加嚴格，對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行為的監管力度不斷加大，增強了投資人信心，使市場的投資價值更容易體現。這是股市持續上行的第四推動力。

　　五是股權分置改革奠定了股市發展的制度性基礎。股權分置改革使大股東和普通投資人利益趨于一致，全流通的市場又給優質資產上市變現打通了渠道，優質資產的持續注入，央企整體上市的長期預期，這是股市持續上行的第五推動力。

　　六是人民幣升值預期與中國社會的穩定增強了投資者信心。人民幣升值預期勢頭不減，將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中國股市；十七大的勝利召開、2008年的奧運會，都使投資人對中國股市的信心進一步增強。這是股市持續上行的第六推動力。

　　同時，6000點也存在下行因素。

　　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經濟高速發展的潛在風險。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背后，發展的不平衡，資源的高消耗，環境的高污染，安全的高代價等將拉動經濟增長逐漸減緩以至出現拐點。

　　二是優質上市公司的“后繼乏人”。由于流動性過剩的“水多”，管理當局期望更多的“加面”。在前期優質上市公司“面”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優質之“面”必將“后繼乏人”。

　　三是提高存款準備金和加息的滯后效應。提高存款準備金和加息的作用雖然沒有立竿見影，但他們的慢動作會產生滯后效應，最終影響到流動性。

　　四是個人直接投資港股的效應在未來會逐漸顯現。H股與A股之間普遍存在著30%以上的價差，H股整體市盈率目前只有19倍左右，遠低于A股。隨著資金的“北水南調”、H股市場對A股市場的資金分流作用將逐漸顯現并影響到流動性。

　　五是次債危機的影響有可能逐步加深。盡管國際金融市場正努力平息次債危機的影響，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信貸收縮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市場風險并未消除，由此對A股市場產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比較而言，上行因素是主流。可以肯定地說，6000點不是中國股市的最后驛站。

　　市場缺少清醒者

　　既然6000點已經高了，緣何還有繼續上升的可能？除了物質的因素以外，“市場中缺少清醒者”是致命因素，正所謂“當事者迷，旁觀者清”。但是，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任何事物都是波浪式前進的，有波峰就必然有波谷。股市升得越快，拐點就會越急，風險就會越大。股市預測學風起云涌，但股市預測的結論也莫衷一是。用純粹的經濟學原理解釋不了的經濟，也許要靠懂經濟的哲學家才能解釋。

　　“奧運”是中國股市的“調壓閥”。中國股市奧運前將一路牛市，似乎已成共識。那么，奧運后會怎么樣？“奧運”作為中國股市“調壓閥”，這種調壓的作用將產生三種可能：第一種，如果管理層調控措施得力，投資者仍然保持信心，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增長，有可能會出現持續的慢牛特征；第二種，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放緩，有可能會出現牛熊交替的“鹿市”；第三種，如果經濟明顯減速甚至出現大的起落，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出現明顯拐點，泡沫膨脹速度過快積聚，管理層調控出現明顯失誤，也有可能出現持續低迷的熊市。

　　至于三種可能的比率，誰也不是算命先生。在數據特別是相反的數據無窮盡的情況下，也許感覺能起更大作用。如果憑感覺判斷，第一種可能占七成，第二種可能占兩成，第三種可能占一成。

　　泡沫的“固化”

　　回過頭來說股市“泡沫”。股市泡沫永遠存在，只不過是多與少的問題；泡沫又是相對的，關鍵在于投資人的信心預期和認可程度。2005年998點時，A股市場平均市盈率僅僅10倍左右，仍然有很多人認為有泡沫。2007年平均市盈率60倍，也有很多人認為沒有泡沫。這是投資人信心預期的問題。如果給予充分的時間來使得動態的市盈率回歸到公認的合理水平，人們對泡沫的憂慮可以大為減輕。

　　股市泡沫存在“氣化-液化-固化”的循環變化過程。如果今后股市大幅度向下，造成財富直接縮水，投資人信心嚴重受挫，并引發持續的拋售和下跌，將最終導致投資人信心的群體性崩潰；而過快地向上，會導致泡沫的迅速增大，實體經濟的發展不能及時有效地填充，也將很快引發泡沫的破滅-這些是泡沫氣化的“極端化”。這對于中國股市來說，都將是災難性的，都將使中國股市重新被拖入到一個長期的熊市中。如果中國能保持長期的政策穩定和經濟持續穩步上升，以時間來換取A股市場的空間，A股市場的長期慢牛趨勢是可以期待的-這是泡沫的“固化”。

　　唐雙寧議熱點(2)

　　“引水”謠

　　A Mantra to Direct the Excess Liquidity

　　文/唐雙寧(2007年5月)

　　金融如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的作用實在可愛可怕。金融之水需要水渠，將甘泉引向農業，引向中西部。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亦需這樣的“引水效應”。

　　“流動性”和“流動性過剩”一詞最早是在1930年代由凱恩斯提出來的，近年來日益受到關注。其實目前對此仍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一般有這樣幾種理解：一是指銀行存貸差的持續擴大；二是指貨幣供應量的持續走高；三是指社會可用資金的大量剩余。簡言之就是“錢多”。

　　辨識“過剩”

　　中國流動性過剩主要表現為：銀行存款大于貸款的差額日益擴大，達11萬億元之多；貨幣供應量過多，廣義貨幣M2與GDP比值達1.7，處于國際最高水平(歐美等發達國家在1.5左右，發展中國家在1.3左右)。

　　要辯證地分析眼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中國的流動性過剩既與國際流動性過剩密切關聯，又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主要表現為：一是長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和結售匯政策，使中國外匯儲備過高，1.2萬億美元的儲備增加了10萬億人民幣的流動性；二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造成儲蓄率持續走高；三是與高儲蓄率相聯系的低消費水平。

　　因此，中國的流動性過剩既是當前一種值得關注的經濟現象，又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中國正面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本質。

　　中國的流動性過剩既在股市 和房地產等領域表現為絕對過剩，又在區域發展等結構問題上表現為相對過剩(也可以說錢既多又少)。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金融資源配置上，城市占80%強，農村不足20%)，農村實際上是流動性短缺。

　　中國的流動性過剩既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又到了需要高度關注的時候。從存貸差來看，1994年之前金融機構一直是貸款大于存款，1995年開始存款大于貸款，并且逐年加大。2000～2006年，銀行機構人民幣存款增長比貸款增長平均高出4個百分點。從貨幣供應量來看，近年來，各層次貨幣供應量持續快速增長。2000～2006年，M0、M1、M2年均增長分別為10.5%、15.3%和 16.5%。從M2與GDP的比值來看，已由2000年的1.4 上 升到2006年的1.7。流動性過剩必然使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股市等領域，助長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需要高度關注。

　　中國的流動性過剩既給經濟帶來嚴重影響，又為經濟社會發展邁上新臺階帶來契機。目前的流動性過剩是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的勞動力過剩相伴隨的；同時中國的單位資源消耗高，從另一角度(即達到國際單位資源消耗水平)反映出物資的“過剩”，亦即人、財、物三“過剩”，恰恰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邁上新臺階帶來機遇，關鍵是如何因勢利導，化害為利。

　　論持久戰

　　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既是一項十分緊迫的現實任務，又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需要堅持“市場為主、各方聯動、化多為少、化少為多、標本兼治、綜合解決”的思路。“市場為主”是指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根本上要靠市場手段；“各方聯動”是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等要形成合力；“化多為少，化少為多”是指將東部、城市的過剩流動性引向中西部、農村和小企業；“標本兼治、綜合解決”之“標”為盡快解決外匯儲備過高的問題“，本”為擴大消費，最后收到綜合解決的效果。

　　-加大對農村投入

　　發行支農特別國債(或支農政策性金融債券)。目前，中國在支農資金的供給方面存在著農村有需求無來源、財政有愿望無能力、銀行有資金無渠道的矛盾，建議視財政能力發行支農特別國債(或由政策性銀行發行支農政策性金融債)，解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資金供求的矛盾。支農特別國債(或支農政策性金融債)采取定向募集方式，由商業銀行按存差規模的一定比例認購，主要用于中西部農村基本建設項目。募集資金由中央財政委托政策性銀行(或政策性銀行依據國家產業政策要求)按照信貸原則使用。可由農村信用社代理，實行項目管理、單獨核算、封閉運行、定額補償的管理方式。支農特別國債資金由項目收益償還，對于可能無法收回的部分，可采取核減政策性銀行利稅、定額補償、全額或部分貼息方式解決。

　　-消化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存量包袱

　　經初步測算，除前段改革期間通過央行票據等形式幫助消化1650多億元外，目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還有6000億元左右存量包袱(其中，貸款損失約4000億元，歷年虧損掛賬880億元，非信貸資產損失約950億元)。如單純依靠自身努力，消化這些包袱還需近20年左右時間。現在比照國有銀行改革的辦法，利用過剩的流動性幫助消化農信社歷史包袱，同時加大改革力度，通過花錢買機制，也可使農村信用社的過剩流動性還原于農村。

　　-引導資金流入農村地區

　　銀行資金流不到農村和中西部，主要是這些地區尚未完全具備市場經營條件。為此，要建立“市場與政府扶持相結合的區域金融資源配置體系”，通過財政貼息、擔保方式等，配以市場準入政策、其他貨幣政策，引導城市過剩的資金流向農村。

　　-盡快啟動農業銀行改革

　　農行改革既有國有銀行改革的一般性(資產規模、體制機制)，又有其特殊性(姓“農”)；農行龐大的網點和人力資源既是劣勢(加大經營成本)，又是優勢(為今后金融業的發展方向--代客理財等中間業務提供人力資源)；農行既要按商業原則向有效益的地域發展，更要看到工、中、建行退出的縣域是自己的主戰場，正可以“占領縣域主戰場，向上下延伸(城市和農村)”。為此，要盡快啟動農行改革，通過“一扶三轉”(國家扶持，轉方向、轉機制、轉形象)，將過剩的流動性通過農行的作用向縣域和農村轉移，變農村金融的“政策性與商業性的油水關系”為“在執行政策中尋找商機的魚水關系”。

　　-擴大消費問題

　　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不同于國外簡單的“白領”、“藍領”之分，可大體分為“金領”、“白領”、“藍領”、“黑領”，他們既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又屬于不同的消費階層。

　　人類社會有三個消費層次，第一層次為溫飽型消費，主要解決吃、穿的需求，中國已基本解決；第二層次為小康型消費，主要解決住、行(住房和汽車)需求，住的問題大部分解決，行的問題城市部分解決；第三層次為文明富裕型消費，在前兩個消費層次的基礎上，解決教育、醫療、旅游、健身、文化藝術乃至自我實現等方面的需求。中國這方面的需求遠未解決，正可利用目前的“過剩”資金推動解決。

　　建議一：加薪。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5年全國城鎮就業人數約2.7億人，其中約有72%(1.944億人)是在工資增長極低的餐飲業、建筑業、采掘業、制造業、社會服務業中就業，其中鄉鎮企業的農民工約1.4億人。據勞動保障部資料“：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有關調查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民工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GDP年均增長率20%以上，農民工工資近12年來僅增長68元，年增長低于1%。”這意味著本應由創造這些價值的產業工人享有的社會勞動產品沒有分配給應該擁有者，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能在國內市場實現，只能出口，又由央行將外匯買單，變成了出口企業的人民幣存款。為此，建議用3年左右時間將低收入階層職工工資增加一倍。

　　建議二：完善社會福利事業。將過剩的流動性通過財政轉移方式用于全民醫療、教育、低保等社會公共產品的投資。

　　建議三：國企利潤分紅。建議國有企業利潤的1/3左右通過分紅上交財政，這樣按2006年國企總利潤1.2萬億元人民幣匡算，財政每年增加4000億元人民幣收入，同時亦可減少因企業存款帶來的流動性過剩。

　　-解決外匯儲備過高問題

　　調整結售匯政策，逐步變強制結匯為意愿結匯；調整招商引資政策，限制地方各種形式的“招商引資”；完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價格政策，加大企業環保、耗能、安全、工資成本，最終加大出口成本，減少貿易順差；調整和合理確定物價指數取樣范圍，降低人民幣升值預期；取消進口審批政策，有計劃地組織進口一批緊缺原材料和高新技術；增加境外投資；擴大內需，抵御由于減少出口帶來的就業壓力；適時調整外匯儲備構成，降低美元資產比重；繼續穩步進行匯率改革，加強監管，控制熱錢流入，保持幣值的基本穩定。

　　幾點墨彩一幅白描

　　《霜凝詩詞選》(2004年出版)中的自我介紹：

　　1954年10月生于遼寧北鎮，滿族。1982年畢業于東北財經大學，現供職于中國銀監會。從小志在為文，后來卻陰差陽錯學了金融專業，但又不忍割舍舊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忘情于書法、詩詞、散文等，久而久之，竟找到了它們的共同點：金融是利用利率、準備金、公開市場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書法是在尺幅之間利用激情對漢字進行宏觀調控；詩詞散文是在人生感悟的基礎上對語言進行宏觀調控……

　　是耶？非耶？權當朋友諸君飯后茶余之笑談耳。

　　唐雙寧簡歷：

　　唐雙寧，男，1954年10月出生，遼寧北鎮人，滿族，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高級經濟師，現任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投資學會顧問，中國錢幣學會榮譽理事，同時兼任若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員，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名譽校董、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央國家機關書畫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美術館顧問，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國楹聯學會顧問。

　　1971年12月-1978年10月遼寧省北鎮縣化肥廠工人、政工干事、黨辦秘書。

　　1978年10月-1982年8月遼寧財經學院(1985年更名為東北財經大學)基建經濟系基建財務與信用專業學習。

　　1982年8月-1985年3月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遼寧省分行工作，任分行投資一處綜合組長。

　　1985年3月-1986年3月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遼寧省分行辦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1986年3月-1989年8月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沈陽市分行常務副行長。

　　1989年8月-1994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市分行副行長、黨組副書記。

　　1994年2月-1997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遼寧省分行黨組成員兼沈陽市分行行長、黨組書記(其間：1994年7月-1996年7月東北財經大學投資經濟專業學習，獲碩士學位)。

　　1997年5月-1998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信貸管理司司長。

　　1998年7月-1999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貨幣金銀局局長。

　　1999年12月-2003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銀行監管一司司長。

　　2003年4月-2007年6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委員、副主席，同時兼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委員、全國企業兼并破產和職工再就業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國有銀行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專題工作小組副組長、國務院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工作小組成員、全國人大融資租賃法起草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軍工企業改革脫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修改《刑法》工作小組成員、國務院反假貨幣工作聯席會議成員、全國人大國有資產法起草領導小組成員、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第九屆理事會顧問、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成員、信貸資金違規流入股市檢查工作小組成員、境外資金流入中國股市監測小組成員、大型海外并購項目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全國打擊走私綜合治理部際聯席會議成員、打擊非法證券活動協調小組成員、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副組長。(其間：2006年9月-2006年11月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A班學習)。

　　2007年6月至今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光大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光大銀行董事長、黨委書記；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唐雙寧在《詩的妙用》一文中說：“如果不能寫詩，你這個政治家是不完全的，你這個思想家是不完全的，你這個軍事家也是不完全的。”那么詩之于金融家呢？

　　游閭山

　　(1966年5月1日)期期早相聞，今朝始登臨。山上松似煙，嶺下草如茵。石棚瀉飛瀑，海寺拂流云。相識恨見晚，枉為閭山人。

　　特注：有記錄的唐雙寧最早詩作

　　初為人父

　　一團顫音蕩心房，初為人父樂顛狂。驚魂三繞頭推門，拙言幾出語倒裝。

　　腦海空泛大世界，懷中尤抱小文章。三十舐犢遲發愛，他年接力看小唐。

　　特注：唐雙寧語：“那年，鄙人三十得子，高興得不得了，在大街上亂跑，又不知往哪里跑。晚上硬是睡不著，就寫詩。”

　　六月六日抒懷

　　2001年6月6日，赴墨西哥參加國際會議，經上海乘機，跨子午線，當日抵太平洋東岸海濱城市阿卡普爾科。

　　朝臨東海，曾將那，紅球彈起。再舉目，萬里長空，煙宵無際。鐵馬嘶開通天道，長機撞碎橫路霓。僅幾個指頭，輕扳過，小球西。

　　笑大洋，潮頭立；輕揮手，彤云去。看濤卷殘陽，水吞碩桔。

　　天若不馴鞭老天，地若違意抽大地。咫尺世界掌中泥丸，任君戲。

　　唐雙寧故事匯

　　Selected Stories of Tang Shuangning

　　在唐雙寧看來，金融從來就不該是晦澀難懂的東西。“復雜話要學會用簡單話去說，外國話要學會用中國話去說。”

　　故事一

　　關于引進戰略投資者(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演講片斷)

　　關于為什么要引進戰略投資者，我給你們講個故事：

　　600多年前的元朝末年，在安徽省一個十分貧困的朱姓農家，有一個十分聰穎的孩子，由于是八月初八出生的，大家都叫他朱重八。有一次發大水，他的父母、哥哥全都被淹死了。朱重八就當了和尚，靠化齋維持生存。后來由于元末階級矛盾激化，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其中有一支起義軍叫紅巾軍，首領叫郭子興。朱重八就投靠了紅巾軍，成了郭子興的一名警衛。

　　由于朱重八非常聰明，辦事干練，很討郭子興喜歡，郭子興就把他的一個養女馬小姐許配給了朱重八，還對他說：“你不能沒有名字，給你起個名字，就叫朱元璋吧。”朱元璋娶的這個馬小姐，也就是后來的馬皇后。這個馬皇后就是朱元璋的戰略投資者。

　　朱元璋娶了馬皇后以后，就今非昔比了。我們剛才講到的對戰略投資者的幾項要求，馬皇后都具備了。在朱元璋最困難的時候也就是被關禁閉的日子，幾天沒東西吃，馬皇后就烙了一張大餅送過去。由于怕人發現，馬皇后把剛烙好的大餅藏在胸前，胸部都被燙起了大泡。馬皇后這個幫助朱元璋的行為，就相當于對參股銀行的

　　“救助”。后來朱元璋在前方打仗，馬皇后就在后方動員婦女支援前線，給前線納軍鞋、送干糧。這就相當于提供“網絡支持”。朱元璋后來當了皇帝，猜忌心越來越重，經常濫殺無辜。每到這個時候，馬皇后就勸阻他。這就是“建立內控機制”。當時有一名大儒叫宋濂，是太子朱標的老師，由于他的孫子牽涉到胡惟庸案，朱元璋就想殺他。馬皇后苦苦哀求：“要是把太子的老師都殺了，后人將怎么看這件事？”這樣，朱元璋才免了宋濂一死。

　　所以，為什么要在國有銀行改革中引進戰略投資者？就是這么個道理。朱元璋當皇帝，有馬皇后的作用在里邊，朱元璋娶了馬皇后，股票行情才看漲。建行得到國際資本市場認可，有美洲銀行的作用在里邊，建行同美洲銀行合作，才能成功上市。當然，也不能胡亂引進戰略投資者。成都有一個地方叫金牛壩。

　　為什么叫金牛壩？據說是在戰國時代，秦惠王對蜀國這個天府之國垂涎三尺，但由于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無法占領蜀國。秦惠王就派人給蜀王講，秦國準備送五個美女和一條金牛給他，但由于沒有路，無法將這些禮物運過來，蜀王能否專門修一條棧道？蜀王答應了秦國使者的要求，在今天廣元明月峽一帶修了一條棧道，打通了從秦國到蜀中的道路。棧道修成后的一天，秦惠王叫人抬著一條金牛和五個美女來到成都，后面跟著十萬大軍，等到蜀王率領文武百官出來迎接的時候，秦軍就把他們統統拿下，一舉滅亡了蜀國。

　　所以，戰略投資者不能隨便引進，要慎重。不能引進慈禧太后這樣的，最后把大清朝搞破產了；也不能引進武則天這樣的，最后把唐朝兼并了，她自己當董事長了；也不能引進呂后這樣的，要不是陳平、周勃出來重組，漢朝的董事長也要換了。劉邦在臨死前就預料到會發生這種問題，所以向周勃交代“安劉氏者勃也”。周勃除掉呂氏家族，漢文帝才重新坐上了董事長的寶座。(2005年10月)

　　故事二：

　　關于信用(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片斷)在重慶，我知道有一個與講信用有關的歷史故事。戰國時期，重慶當時屬于巴國，這個國家有一個將軍叫巴曼子。

　　現在在重慶的韓國領事館附近還有一個巴曼子墓。有一次，外敵入侵巴國，巴國的國力難以抵御侵略，于是派巴曼子去向楚國借兵。楚國答應派兵援助，但條件是要巴國割讓三座城池。等到楚國把敵人打敗以后，巴曼子不愿割讓國土，但又要講信用，所以就把自己的頭割了下來，以頭抵城，送給楚國。講信用本是我國的傳統美德，但當前我國的信用環境確實太差。(2005年10月)

　　故事三：

　　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在

北京大學的演講片斷)

　　前幾天我會見了美國通用集團公司董事長。一見面，他就問我對2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的評價和一年多來宏觀調控的看法。我回答說，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宏觀調控政策實施一年多來，中國經濟已得到良性發展。

　　其實，看中國的問題在國內還看不太清楚，只有到國外，將中國和國外比較才能看清楚。我十幾年前到紐約，到過一個街道里的商店。現在隔了十多年，我去那里看，還是那個街道，還是那個商店，還是那些商品，還是那些裝潢，連營業員都沒有變化，只是營業員臉上的魚尾紋多了一些而已。要一定說變化，就是旁邊的一座雙子樓，現在倒塌掉了。這真應了毛主席那句話“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我進一步對通用公司董事長講，經過一年多的宏觀調控，中國經濟已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可以形象地講，就是較好地解決了“金木水火土”的問題。我給他解釋，“金木水火土”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哲學家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他們認為世界就是金、木、水、火、土這五種元素構成的，如同現在的科學家認為世界是由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一百零八種元素組成的一樣。我們現在的宏觀調控，就是要把這五個問題都解決好。“金”就是金融問題，不是講要把住兩個閘門嗎？一個是信貸閘門，一個是土地閘門。宏觀調控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方面就表現在抑制住了信貸的過快增長勢頭；“木”就是糧食問題，宏觀調控中加大了農業投入，有效地抑制了糧食價格的大幅上漲。“水”就是水資源，展開來講就是指環境問題，環境保護正在不斷加強。“火”指

能源問題。有一段時間，能源緊張，煤電油運緊張，我們不得不拉閘限電。這主要是因為南方旱情嚴重，水資源緊張，水的發電能力受到限制，只有依靠煤發電。這也是導致煤價高漲、煤礦經常出事的主要原因。目前，能源問題仍然存在，但我們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并正在逐步解決。”土“指土地資源，我們對保護土地重要性的認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深刻，采取措施的力度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金、木、水、火、土”五個問題的逐步解決，將我們的經濟又納入了良性循環軌道。(2005年4月)

　　故事四：

　　關于中小型銀行監管(在廈門大學的演講片斷)

　　對中、小型銀行業金融機構，我們大致上是這么一種分類監管的思路：第一類是唐太宗的辦法，就是支持它的發展。玄武門之變后，魏征本來是太子李建成的人，但經過唐太宗推心置腹的交談和相處，后來成為唐太宗的重臣。因此，對一些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轉化的公司，我們要以唐太宗對魏征的心態來對待。第二類是宋太祖的辦法，也就是”杯酒釋兵權“，對一些自身不能辦好的公司進行重組。這實際上是一種比較緩和的辦法，避免了一下子的市場集中退出。對那些雖有一定風險但重組有望的機構，我們可以采取這種監管措施。通過重組的辦法，可以盡量減少震動。第三類就是朱元璋的辦法，就是清理退出的辦法。

　　通過使用上面三種監管方法，我們爭取三年內大致解決中小金融機構的問題。(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