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組合式工作者，還包括微型企業和自由代理商等小型經濟個體

　　王慧卿

　　在美國42%的工作者覺得，一天結束時已被掏空，69%的人希望過更放松的生活；在英國77%的管理者覺得工作緊張，74%的人擔心工作會影響和伴侶的關系；在法國有80%的人覺得經濟不會再改善。

　　有許許多多的人，雖然他們的收入提高了，消費提高了，但是他們卻覺得生活品質在下降。在美國，由于工作所造成的沮喪一年會損耗470億美元，跟治療心臟病的耗費差不多。現代的經濟社會出現這么多的問題，令人深思。

　　那么，怎樣的組織架構才能讓公司成為員工快樂工作的場所？組織在未來將演變成何種模樣？個人如何才能夠更加快樂地生活和工作？

　　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貫穿了管理大師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的一生。因為對這些問題富有哲學意味的思考，英國《金融時報》稱漢迪為歐洲屈指可數的“最像管理哲學家”的人，并把他評為僅次于彼德·德魯克的全球最知名的管理大師。

　　人力不是資源

　　“人力資源這一概念如今在西方非常流行，這點我覺得很不妥。因為資源是指某樣東西，例如機器或者是某件設備，但這些卻是人。”漢迪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它(組織)不只是一個建筑物，而是有人在其中的建筑物。”

　　漢迪強調組織應該與個體并重，利潤應該與道義共存，個人的自由與獨立，要與財富的分享、社會的正義相互平衡。

　　對于這點，喜歡閱讀漢迪著作的用友軟件董事長王文京也很贊同。“我們確實不能夠把人看成僅是一個資源，因為人跟機器、跟其他的物品是不一樣的。因為人除了生理的特性，還有心理的、精神層面的。特別像我們這樣的以知識工作者為主的軟件公司，這點可能表現得尤為突出。”

　　“我所喜歡的組織是讓所有人做他們自己，給他們足夠的發揮空間。”漢迪進一步從員工的感受角度給出了回答，“員工應該覺得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企業也需要他們，而他們是屬于這個組織的。”

　　漢迪在197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組織的概念》。在這本書中，漢迪指出大多數在組織里工作的人們并不理解什么是組織，組織是怎么運轉的，這造成人們工作得不開心，也沒有效率。而這也是漢迪自己在組織中工作時的體驗。

　　“我曾經在殼牌石油公司工作，在我倫敦辦公室的門上，有一塊金屬的牌子，上面寫著我們部門的名稱‘MKR.32’；而在底部插有一張塑料卡片，上面寫著我的名字查爾斯·漢迪。”

　　漢迪說他對此再熟悉不過了：“他們從不更換那塊金屬牌子，而只是更換那張塑料卡片。當我在公司寫備忘錄的時候，我也從不簽我自己的名字，而是署名MKR.32。我的感覺是，他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誰，我也不希望在那里與眾不同，我只是希望在那里有一份工作。”

　　但是，漢迪認為，人性是不會改變的，組織會變。技術的發展允許人們用不同的方式來安排工作，我們不再需要把所有相關人員都集中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來完成工作。

　　于是漢迪思考新的問題：買下人們的時間然后有效地加以利用，這種做法明智嗎？

　　如果人們能夠遠程完成工作，那為何不直接購買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而讓他們自己安排時間呢？這樣的組織能夠省去監督，節省辦公空間，對雙方都有利。

　　“三葉草組織”

　　1980年時，漢迪著手寫他的第二本書《工作與生活的未來》，在此書中談到了“三葉草組織”概念。

　　“我覺得現代組織由三部分組成：主葉是由組織中的核心團隊構成；第二片葉子是由與企業存在合同關系的個人或組織構成；第三片葉子是指具有很大彈性的專家或者個人，例如兼職工或是顧問。”

　　“最重要的是這三片葉子共同組成了這朵花，他們是搭檔，而不只是相互補充。他們不只是具有彈性的勞動力，他們也是組織的一部分。”

　　這種思想從現在看來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1980年并非如此。漢迪認為 “三葉草組織”中，外包人員和自雇工作者應該把自己看作是“組合式工作者”，擁有獨特的顧客組合和項目組合。

　　在《個人與組織的未來》一書中，漢迪深刻反思了他自己的人生經歷，探究了從傳統的在大公司(大象)長期任職到自由個體(跳蚤)的轉變過程。他預言，21世紀將是“跳蚤”的天下。“跳蚤”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組合式工作者，另外還包括微型企業和自由代理商等小型的經濟個體。

　　“大企業從外面看來規模龐大，但進入內部，會發現它的核心很小，就如同我剛才提到的‘三葉草組織’。這一小核心是由眾多相互關聯的部門構成，有個人，也有三四人組成的團隊。”漢迪說。

　　漢迪指出，技術的發展允許人們可以作為大象的供應商而不是他們的員工。“這是一種更令人滿意的成人對成人之間的關系，”漢迪說，“而如果作為員工，那就是孩子對永遠不滿意的家長之間的關系。”

　　當然，“跳蚤”式的人生并不就是完美的。人在組織中，或許受到了囚禁，但至少安全有保障；脫離了組織有了自由，安全也就沒有保障了。有讀者寫信給漢迪說：“我接受了你的建議，離開組織去過組合式人生，但我的組合空空如也。”

　　“無論你是個人工作者還是幾個人組成的小團隊，人生是無法預知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夠跟那些大企業協商簽訂合同，因為跳蚤需要大象。例如我就像是跳蚤，我寫書；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幫我出版的‘大象’的話，那是毫無意義的。”漢迪在采訪中說。

　　漢迪曾說，很多人認為人生的意義在于成功、金錢和家庭。他坦承自己把家庭放在首位。漢迪同時也表示，并不是每個人都應當對三者有著相同的排序。他以自己的妻子為例說道：“她有三個不同的角色：攝影師、家庭的管理者以及我的經紀人。有趣的是她會將攝影師的角色放在首位。”

　　“這取決于你的熱情來自何方，或者說是我們最想做的是什么。”漢迪說。

　　49歲投身“跳蚤”行列

　　在過去十年的某段時間，漢迪開始感到有些疲憊。他厭倦了到處旅行做演講的生活，組織偷窺者的角色對他的吸引力也逐漸下降。與此同時，長期以來一直作為他的經紀人的漢迪夫人也希望能把更多的時間用到她的攝影愛好上。

　　他們決定把一年分成兩半，6個月照顧他的工作，6個月照顧她的工作。漢迪說這個安排效果很好，因為他們倆都希望有對方陪伴。他們這樣安排自己職業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喜歡一起合作寫書和做其他的項目。

　　迄今為止，他們已經合作出版了兩本書：《新煉金術士》和《重新改造的生活：女人60歲：一場慶祝》。他們現在正在策劃一本關于像他們一樣分享同一事業的夫婦的書。

　　漢迪和妻子伊麗莎白在吉隆坡相識。當時漢迪還在殼牌工作，而伊麗莎白是名教師。在那兒伊麗莎白第一次改變了漢迪的人生道路。

　　漢迪曾想在殼牌一直工作下去，因為覺得在那兒工作很愉快。在殼牌工作期間，他一直被派往不同的地方，歷任營銷主管、經濟師和管理培訓師。這種經歷教會了漢迪很多東西。但是伊麗莎白對他說：“你肯定是昏頭了，把自己的一生交給這些人。他們占有了你。”

　　妻子的話讓漢迪嚇了一跳，但開始意識到她是對的。“他們把我們這些人送到我們不愿去的地方，要我們做一些我們并不是特別喜歡的工作。他們還說這是長期培養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讓我們熱身的。”

　　當殼牌公司要派漢迪去利比里亞的時候，他決心要重新控制自己的生活。他于1965年離開了殼牌，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商學院學習。1967年，漢迪回到英國，在倫敦商學院開辦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在美國本土外的斯隆課程。這是英國的第一家商學研究生院。

　　1977年，漢迪的父親去世了。在父親的葬禮上，他被吊唁者的眼淚深深打動了，他沒有想到自己的父親竟然觸動了這么多人的生命。他開始思考自己人生的目的，并開始鄭重考慮要不要像父親那樣成為一名神職人員。最終他來到溫莎城堡，成為喬治館的學監，負責舉辦有關社會學和管理思想的討論會。

　　49歲時，漢迪告別了組織生活，投身“跳蚤”行列，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他曾出任英國技術協會的主席，還主持過BBC電臺“今日思想”節目，后來專心于寫作和演講。妻子成為他唯一的工作伙伴。

　　“每次我演講或者接受采訪結束，我的妻子都會評論一下我的表現。”漢迪帶著微笑望著自己的妻子。伊麗莎白正忙著給他拍照。作為攝影師，伊麗莎白習慣于用照片記錄每個生活的瞬間。

　　查爾斯·漢迪

　　●1932年出生于愛爾蘭

　　●在英國完成大學教育后先后在東南亞和倫敦的殼牌公司工作，并升任高級管理職務

　　●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學習期間，對組織管理及其運作原理產生了興趣

　　●創辦了英國首家商學研究生院，并成為該學院的全職教授

　　●主要著作：《覺醒的年代》(曾譯《空雨衣》)、《個人與組織的未來》、《工作與生活的未來》(曾譯《非理性的年代》)、《大師論大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