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劉雅婷

　　他們都是中國地產界的大腕，在地產經濟暴熱的今天，他們能呼風喚雨，能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也能讓商業銀行的行長、地方政府的官員們登門造訪。他們的發跡，是靠運氣、關系、不法手段還是他們的努力，讓我們回到1988年這個時間的拐點，去發現他們如何“野蠻的生長”。之所以從這個時間點開始追尋，是因為那個時候房地產剛剛起步不久,恰似就要經歷“初夜”，如今在房地產行業揮斥方遒、縱橫捭闔、耍盡陰謀手段、翻云覆雨的眾多房地產大腕們，那時候還是“此間的少年”……

　　王石

　　萬科董事長

　　軍人出身

　　1984年下海辦企業，1988年企業更名萬科

　　王石，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親從部隊轉業后在鄭州鐵路局工作，其母是錫伯族。曾有人懷疑，王石是王震將軍的孩子？其實，老王的家庭背景很普通的，和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家庭差不多，平平凡凡、勤勤懇懇的雙職工。1968年，那是個軍人吃香的年代，老王能順利入伍，多少說明家里還有一點關系。在新疆做了五年的汽車兵后，王石被推薦上了蘭州鐵道學院。那學校在西北也算還不錯，所以老王參加工作時也是個大學本科。

　　1980年代初期王石到深圳發展。王石的第一桶金是靠做飼料中介商，通過倒賣玉米得來的，這讓他賺了300萬元。用倒玉米賺來的錢王石開辦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經營從日本進口的電器、儀器產品，同時還搞服裝廠、手表廠、飲料廠、印刷廠等等。用王石的話來說，“就是除了黃、賭、毒、軍火不做之外，基本萬科都涉及到了。”

　　1988年，企業更名為“萬科”。那時候，王石正忙著對“萬科” 進行股份化改造，忙著倒騰家電、忙著生產錄像機配件、忙著折騰遙控電氣開關。1988年的11月，萬科參加了深圳威登別墅地塊的土地拍賣。拍賣場上，萬科經過白熱化爭奪，終于勝出。在簽訂土地出讓合同時，負責拍賣的官員望著王石，劈頭就是一句：“怎么出這么高的價？簡直是瞎胡鬧。”按照拍賣的價格計算，樓面價格已經高于周邊地塊的住宅平均價格。就在這一刻，目前的中國房地產龍頭企業、未來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偉大企業之一的萬科，就這樣懵懂、魯莽地沖入了房地產行業。其黑馬姿態，一點不比后來高價拿地的順馳差。這一年王石37歲。

　　1989年初，萬科完成了企業發展歷史上的重要一步，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功募集到了2800萬元資金，這一步的重要性此后怎樣抬高也不為過，須知沒有當年敢為人先的股份化改造，就沒有今日的地產龍頭。

　　1991年1月29日，萬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掛牌上市，代碼0002。由此拉開了萬科萬億市值的偉大征程。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眾多地產大腕的眾多公司中，萬科是最早完成股份化、完成上市的。在1991年的環境下，這么早能做到這一點確實具備一些高瞻遠矚的意味，也正是因為萬科這樣早地完成了上市，才保證了以后在發展過程中，能有一條寶貴的資金渠道，這對資金密集型的房地產企業來講，其重要性怎樣強調也不為過。但在當時，王石也未必有這樣的認識。當年萬科是深特發的下屬公司，深特發看王石不順眼，覺得王石不聽話，王石也覺得深特發這個婆婆煩人，萬科之所以這樣早的股份化上市，多少存著王石計劃通過股份化，跳出原大股東深特發控制的意圖。可喜的是，他得手了。王石跳出了大股東的控制，萬科獲得了寶貴的資金渠道。

　　在這兩年間，在南中國的陽光下，王石帶著萬科野蠻生長、狂奔亂舞。他們確立的發展目標是“綜合商社”，做商貿、做制造、做運輸、建商場、連礦泉水都有……

　　此間，萬科還投資拍了部好電影——《過年》，該片當年在東京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兩項大獎……

　　馮侖

　　萬通董事局主席

　　講師出身，做過官員

　　1991年創建萬通，從此發跡。

　　馮侖稱得上是高學歷創業的大腕了。1984年，馮侖25歲，他從中央黨校研究生畢業，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后主動要求到武漢掛職下放鍛煉，一年后返京。因為既有理論素養，又有實踐經驗，馮侖進了中 宣部，后又進中央體改委下屬的體改所。那時，海南剛剛建省，馮侖身先士卒，主動請纓帶兩三個人去海南籌建海南體改所。臨行前，體改所沒有開辦費給馮侖，就給了馮侖1萬臺彩電的批文作為開辦費。

　　1988年，海口。馮侖將1萬臺彩電批文遞給一個外貿公司老總。外貿公司老總拍出了30萬元，馮侖用這筆錢建起了海南體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時間，馮侖整天開著海南省委借給他的破面包車，跑遍了海南每一個市縣，一心想為海南發展出力。此時的馮侖還是滿心的壯志凌云，從童年起就有的指點江山、誓要為全世界受苦人民有所擔當的豪情還在強烈的燃燒著這個男人。但可以想象，理想與現實已經開始出現巨大的落差，而這落差正將馮侖那火熱的心殘酷的冰凍。這一年，馮侖29歲。

　　1989年因政治原因體改所解散，馮侖也“失業”了幾個月。此后，他投靠了當時聞名全國的南德集團老總牟其中。最初擔任政務秘書，月薪250元。一年后，馮侖成為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工資也漲到850元，但馮侖很快體會到家族企業的弊端，于1991年離開牟其中，此后牟其中鋃鐺入獄。從這里，我們不得不承認，馮侖的嗅覺還是非常靈敏的，這時候的牟其中那還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呢。馮侖已經在一片花團錦簇中，看到了南德衰亡的前奏。

　　離開牟其中，馮侖在1991年8月注冊成立了萬通。這時候，馮侖正忙乎著一件“大事”。就是拿著僅有的3萬元人民幣和一家信托投資公司老總談著海南房地產的投資。

　　馮侖是講師出身，跟那個老總又是談機會，又是講能力，幾句話就贏得了對方的信任，又讓對方隱約感覺到自己的實力。

　　初步取得對方認可后，馮侖開始和對方講他也剛剛鬧明白的新名詞“按揭”。馮侖告訴對方這是一種全新的做房地產的形式，用很少的錢，就可以做很大的項目。對方聽得似懂非懂，懂與不懂都不要緊，只要隱約感覺這是一種先進、流行的方式就行。

　　馮侖談話的目的當然是從對方那里拿到錢，“做生意，從別人那里拿錢，無異于奪人貞操。”馮侖拿錢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會說”，他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找到打動對方的那一句話。“就那么一句，不會說，說一輩子，也說不出來；會說，3分鐘就能將這句說出來。”“盡管時間少任務重，但決不能照直說：‘我就缺錢，你給我投錢。’這就像談戀愛，不能照直說，還得先要談風花雪月，談理想，談未來，而最后實際就缺一個老婆。”

　　談完馬上就能賺到的錢，馮侖盯著對方的眼睛說，“這一單，我出1300萬，你出500萬。我們一起做，你干不干？”

　　對方點頭同意，馮侖立即騎著自行車跑出去寫文件，在最短時間內將手續做完后，馮侖讓創業伙伴王功權負責將錢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回來。王功權是談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時間拿到了500萬。萬通拿著這500萬，立即從銀行貸了1300萬。這就是馮侖說了半天，對方似懂非懂的“按揭”。這單生意，馮侖的確出了1300萬，但這1300萬要用對方的500萬現金作抵押才能從銀行貸出來。如果沒有對方的500萬現金，馮侖手中只有3萬人民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做大生意必須先有錢，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誰都沒有錢。在這個時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沒錢，但不能讓別人知道。當大家都以為你有錢的時候，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的時候，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錢了。”

　　馮侖他們用這1800萬，買了8棟別墅，重新包裝之后，就賣了出去，大約賺了300萬元。這就是馮侖他們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

　　潘石屹

　　SOHO中國董事長

　　國家干部出身

　　1989年左右跟從馮侖在海南炒地產，1992年左右進軍北京，從此發跡。

　　潘石屹，是一個活生生的苦孩子奮斗成功的例子。老潘生在甘肅天水麥積山附近的一個貧困的村子里。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竟然被一輛卡車撞斷了肩胛骨。高考結束后，知道自己沒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個縣，以“石屹”這個名字報考中專，并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蘭州培黎石油學校。之后，潘石屹又上了石油職業技術學院。大學畢業分配到國家石油部工作，成了一名國家干部。不過老潘的這個干部也是相當的清貧。據說，老潘辭職離開北京去深圳時，把自己所有家當變賣了，也只有八十多元錢。

　　1988年，潘石屹已經在深圳和海南折騰了一年多了。老潘這時25歲，已經和馮侖有所聯系。馮侖創辦的海南體改所編制120人，40人是正式編制，其余80人被稱為改革編制，所謂改革編制就是要自己養活自己。海南體改所因此自己辦了一個公司，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已經南下海口，做了這家公司的副總經理。

　　1989年，潘石屹還在海南島。還管著一個很不景氣的磚廠，經常被當地的小流氓騷擾。有人指點老潘，以后“爛仔”要找你的麻煩，你千萬不要再找一群“爛仔”對付他們，要找派出所，找級別和境界比“爛仔”更高的。于是，老潘和民警交起了朋友。此時老潘的主要煩惱可不是SOHO中國上市，而是如何給民工弄吃的，如何對付小偷。那時因為刮臺風，所有工程都停工，民工在挨著餓，老潘就自己掏錢出來為民工買米，吃了一袋再買一袋。對于小偷，老潘的記憶刻骨銘心：那時的海南島非常缺電，照明用的電都是自己的發電機發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燈下看書，突然電燈滅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們的小型發電機偷跑了。我們三五個人就一直追出一兩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發電機自己跑了。我們抬回了發電機，接上后燈又亮了。

　　1991年下半年，海南的經濟正遭受著第一次低潮。和許許多多的淘金者一樣，潘石屹和馮侖幾個人成天混跡于海口的街邊排檔，沙灘浴場，“無聊的時候騎著自行車繞島一周，回來時已經滿臉胡子。”有一段時間，一位女士和他們幾個人走得比較近，大家自認為意氣相投，常常一塊喝酒聊天。直到有一天，這位女士來到潘、馮注冊的“萬通公司”辦公室參觀了一番，從此不辭而別。多年以后，當潘偶然再次遇到這位女士時，不忘對此問個究竟。女士坦言，“你們惟一的一張辦公桌上都是厚厚一層塵土，和這樣的人交往，實在怕惹是非！”

　　在成立海南萬通之前，潘石屹、馮侖等人的計劃是承包一家叫做“大地公司”的國有小企業，雙方約定，潘馮每年向原來的廠長繳納數千元管理費，大地公司由潘馮經營。合同簽訂，潘馮接手了大地公司的印章，正準備開展業務，不料第二天，老廠長便騎車趕了過來，要回了印章，撕毀了合同。原來，經過一夜反思，想到他們的境況，穩重的老廠長還是覺得不妥，“不能因為幾千塊錢惹了大麻煩！”這也才有了后來重新注冊的“萬通”。多年以后，這位老廠長特地跑到已經發跡的潘石屹的辦公室里敘舊，“早知道，當年就讓你們干了，現在大地也成大企業了！”雙方相視大笑。

　　1992年，在海南地產泡沫爆發的前夕，老潘他們果斷地撤離了海南，殺回北京。1995年老潘與其妻共同創立了SOHO中國有限公司。

　　孫宏斌

　　融創集團董事長

　　清華高材生

　　大學畢業后進入聯想，很快成為聯想企業發展部主管， 1994年創辦順馳，從此發跡。

　　1988年，這一年孫宏斌25歲，剛從清華大學碩士畢業進入聯想，很快成為聯想企業發展部主管，分管聯想北京以外的所有業務。其時，郭為是聯想公關部主任，楊元慶是聯想一名工程師。

　　1989年，在孫宏斌、楊元慶、郭為這群年輕人的努力和柳傳志滴水不漏的“運籌帷幄”之下，計算所公司正式改名為聯想集團，聯想之名正式浮現江湖，聯想集團的營業額開始爆炸似地增長起來。這年10月，孫宏斌在聯想的企業部正式成立，并迅速建立13個獨資分公司，營業額達到2400萬元。正少年得志的孫宏斌，肯定沒有想到，自己人生最大的劫難正在下一年，張開血盆大口等待著他。

　　1990年，柳傳志在西山賓館召開聯想高層會議，主要目的是把孫宏斌從企業發展部主管的位置上調開。

　　按照公開報道的說法，當時經過調查，柳傳志認為孫宏斌的問題確實嚴重，獨立傾向明顯。“孫宏斌努力想形成企業體外的循環，不在監控之下進行他們的運作，已經有財務失控的問題。他們說這種運作的成果還是會歸到企業旗下，但是在我們是不允許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像他們所說會歸到企業，這不好講，因為他們成立了一個集體(壞的詞就叫‘幫’)，外地分公司的人都由他來選拔由他來負責，這種做法很危險。”

　　柳傳志此后找到孫宏斌，讓孫把幾個吵得兇的下屬開除。孫宏斌不同意。類似的談話進行過幾次，孫宏斌的態度都很堅決：不同意。最后一次，柳傳志說：“小孫你是要我還是要這幾個‘青瓜蛋子’？

　　“我要‘青瓜蛋子’。”孫宏斌說。“柳總，開除他們的理由不充分，這么做，我在這個部門還有什么威信？不是他們不能開除，是不能因為這件事就開除。只是給你提了點兒意見嘛。”

　　更為重要的是，孫宏斌和他的手下隨后在北大芍園聚餐，飯局上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在聯想2004年作出的《聯想就孫宏斌事件的說明》里，提到“當時在孫宏斌的團隊中有一些人存在著更為嚴重的問題，他們放言要將公司款卷走”。孫宏斌說，當時，“卷款逃走”之類的話他手下很多人在很多地方都說過，在芍園餐廳也說了，但孫自己沒有說過。這次憤怒的聚會被傳了出去。

　　在創業早年間，一個商人蒙了老柳5萬塊，急得老柳團團轉。這會可不是5萬，孫他們一伙控制的金額遠超于此。老柳沒法不急。柳傳志決定再跟孫宏斌談最后一次，談崩了，第二天孫宏斌就“失去了自由”。隨后，他被送到了看守所里。

　　1992年8月22日，法院以“挪用公款13萬元”的罪名判處孫宏斌有期徒刑5年。“收到判決書我也不認為自己有罪。”孫宏斌說。

　　兩年后，孫宏斌刑滿釋放，請柳傳志吃飯，并向柳傳志承認自己當年思想不成熟，老柳對他的評價是：“坐了4年牢，還沒有沉淪，態度還很積極，年輕人能這樣很不容易。”因此，他對孫說：“我從來不說誰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可以告訴別人你是我朋友。”此后，在聯想的支持下，孫宏斌創辦了順馳公司，從此走上成為一代地產梟雄的道路。2003年10月，海淀區法院撤消當年的判決，改判孫宏斌無罪。有報道稱孫宏斌評論這事情時說：“那是一段痛苦的經歷，但如果沒有這件事，也就沒有后來的順馳。”

　　現在，盡管順馳被賣掉了，但從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角度來看，順馳的出現，極大地加劇了行業的競爭程度，讓房地產行業的整合明顯加速，可惜，最后自己被整合了。

　　朱孟依

　　合生創展董事局主席

　　包工頭出身

　　1992年創辦合生創展集團，從此發跡。

　　與前面幾位相比，當今業界所認可的最富有、最低調、最神秘的朱孟依朱老板，在1988年，怕就已經是最有錢的了。據說，1980年代中期，在老家廣東豐順縣城，20歲出頭的朱孟依憑借著敏銳的見識、獨到的眼光，挖到了第一桶金。那時豐順縣城商業剛剛興起，不少人都去擺攤做生意，朱孟依想：要是能夠將擺攤集中在一個地方，既熱鬧又方便。于是他去找鎮政府，提出愿意幫助建設商業街，回報只要業主的租金分成。把開發與經營捆綁在一起進行策劃，從這開始，朱孟依事實上已經成為了原始的地產開發商。1988年的朱老板29歲，已然身價百萬。但值得注意的是，朱老板的學歷是已經提到幾位大腕中比較低的，可能是高中學歷。

　　1990年，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朱老板已經來到香港，獲得了香港永久居住證。1992年他與張榮芳、陸維璣夫婦一起在香港創辦了合生創展集團。此后，朱孟依以低廉價格搶先在當時尚屬偏僻的廣州天河區購買到大批農田，令合生創展僅土地資產在此后幾年即以數倍乃至10倍以上的級別增長。然而這只是朱老板的一個小手筆，真正看得出朱老板大智慧、大氣魄的是他挖人的本事。合生系的高層人物，幾乎都是朱從各個競爭對手處挖角而來，中海、萬科簡直成了合生的預備役。中國海外集團的項賓、萬科集團前總經理姚牧民、萬科深圳公司副總經理、恒基中國公司總經理謝世東以及廣東城建集團總經理，都曾讓朱耐心等待過許久。

　　不過地產江湖，挖人似乎是通例，萬科2001年索性推出了“海盜計劃”，明目張膽地從中海挖人，到2004年，萬科統計顯示集團40%的一線公司總經理都是從中海挖來的。虧的中海大、底子厚、老總也是個人物，換個企業這樣被挖墻腳，不死也是重傷。

　　據傳，1999年“珠江”老板朱孟依想請謝強(當時北京京洲房地產公司的副董事長)幫助開拓北京市場。謝強提了三個條件：第一，做三年總經理；第二，宣傳形式必須符合北京的房地產；第三，開發必須適應北京本土化。朱老板全都答應了。于是謝強創建北京珠江房地產公司并擔任總舵主，先后拿下了珠江駿景、珠江羅馬、珠江綠洲、珠江帝景、珠江國際城總計5500畝的土地資源。后來謝強在實際工作中與朱老板草根性強、偏于逐利的經營理念存在著巨大沖突，離開了珠江幫。

　　朱老板樣樣氣魄都大，挖人都是國內商家頂級魄力的。2005年，朱老板以中國房地產界最高年薪(500萬)+認股權(2000萬)聘請金融要員出身+政府高官背景的武捷思出任其旗下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創展的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武捷思曾擔任過深圳市副市長、廣東省省長助理等職位，曾主刀被認為是“亞洲有史以來最大及最復雜”的債務重組——粵海集團重組。把市長都挖過來了，誰還有這樣大的氣魄挖過人？

　　許榮茂

　　世茂集團董事長

　　證券經紀人出身

　　1989年進入房產，從此發跡。

　　1988年，這位福建商幫的重要代表人物——許榮茂，還在做著紡織生意。許榮茂本質上是個金融家，70年代到香港尋求發展。因為是學中醫出身，所以許榮茂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藥店里當伙計，只幾天的光景，因為不能適應粵語，就又跑到工廠去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當上了證券經紀人。幾經辛苦，有了積累后，他自己開設了一家金融公司。從1981年到1983年，兩年光景他賺得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開始做紡織出口——他的家鄉就以此著稱。

　　許榮茂對外界回憶自己的發家歷程時表示，首先不否認在證券市場淘得第一桶金的說法，“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證券交易獲得最原始的積累，但這筆錢絕沒有外界傳說的5個億那么多。事實上，我后來的資金主要還是靠實業積累起來的，這就是深圳和蘭州的制衣廠。”

　　1989年，這一年，許榮茂38歲。當無人看好中國內地房地產時，許榮茂出巨資在家鄉福建進行了一系列項目開發。有人對許榮茂的評價是，商海30年，基本沒犯過錯誤。能做到這一點的，古往今來商海能有幾人啊？是否溢美之詞先暫且不提，光通過1989年的商業行為對比可以發現，許榮茂確實是個非常牛的商人，幾乎是在市場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產市場。眼光精準，做生意的時機拿捏的妙到巔峰。《天龍八部》蕭峰大戰聚賢莊，同樣一套啟蒙的“太祖長拳”到他手里便威力無窮，打遍天下群雄；同樣是蓋樓、賣房，許老板做的就是漂亮。1988年，他進入房地產業，那時他投資120萬美元在家鄉建一個織布廠。一些人說，他本來準備投資建個酒店，但是當時私人投資酒店是被禁止的。

　　有消息說，當時許老板告訴所有的人，他建得是一個工廠，但事實上，是在建酒店。整個項目都是按照酒店的設計和標準建造的。當工程完成時，政府的政策發生了改變。許榮茂成為首位中國三星級酒店的私人老板。一個項目建設周期一般是18個月左右，時間跨度還是比較長的，從酒店這個案例可見許老板對政策把握之超前，對相關信息的預測、了解能力，項目的建設時間同樣把握剛剛好，即搶在了所有對手的前面，也充分利用了政策的擦邊球，從程序上毫無違規之處。隨后，許榮茂投資數百萬美元在福建興建了住宅和度假村。

　　1990年，整個國家的GDP只有3.8%，許榮茂見在福建的生意已經發展空間已不大時，便舉家移民澳大利亞，在那開始投資房地產。完美的高拋低吸，不愧是證券行出身。

　　張玉良

　　綠地集團董事長

　　村干部出身

　　1992年下海，從此發跡。

　　現在上海灘最大的本地房地產企業就是綠地集團，全年的銷售量已經連續突破百億，其中主要是房地產收入。在1988年，這家國企連影子都還沒有呢。綠地的當家人張玉良正在上海市人民政府農業委員會住宅建設辦公室任職，正管單位蓋房子、分房子。張玉良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房子蓋起來，蓋的時候當然是用最少的錢把房子蓋最多，然后分給系統的干部。通過對比可以看到，在1988年，張玉良似乎是和房子打交道最多的業內人士了，這一年張玉良32歲。

　　張玉良出生于上海郊縣。高中畢業后，有過回家務農的經歷，回鄉兩年，張玉良就做到了村支部書記，當時他只有25歲。兩年以后，趕上鄉鎮搞改革，提倡干部要年輕化、知識化，于是張玉良憑著在當地已經算不錯的高中學歷，被提拔到鄉黨委當組織委員、黨委委員，成為了鄉領導班子之一。其后，領導又派他到上海農學院干部專修讀經濟管理。這在上海企業界算是很難得了。1989年，張玉良已經在上海農委上班，不過就是一個普通干部。

　　1992年，張玉良36歲，時任上海市農委住宅辦副主任，副處級。一種說法是，按照張玉良當時的年紀、級別以及不高的學歷，仕途前景不會太美妙，于是有野心的張玉良決心下海。另一種說法是，1992年，一紙任命書讓張玉良下海了。面對任命書，張玉良當時也猶豫過，覺得機關里旱澇保收，但最終還是下海了。

　　張玉良事后自己回憶說：1992年下海以后，什么都沒人管，就是給了一張任命的紙頭，然后自己去借房子，自己去買車，自己去發展。最初的時候，當然還比較原始，什么能賺錢就去怎么做。“下海以后第一個項目我印象很深，我覺得我在機關有關系資源，當時而且上海開始要大規模的城市改造，缺動遷房，我一想動遷房要離開市區近一點，這樣老百姓可以搬遷能過去，另外我還得找一個我關系比較熟的。我在農委的時候，人緣還比較好，也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我第一個項目是在浦東的六里鎮，現在已經市區化了。”也正是舊城改造這個特別復雜、需要人脈、需要耐心和投入、也利潤巨大的項目，成就了綠地的偉業。

　　因此，后來有人評價說，張玉良的成功是因為他的政府背景。但有著更深政府背景的人不在少數，而能在業績上超越張玉良的人恐怕少之又少。也有人說張玉良是因為工作非常辛苦，用他下屬的話說，張玉良是一個從來不休息的人，送走一批人迎來另一批人，開完一個會還有一個會；永遠有人需要他接待，永遠有事情在等他處理。但同樣辛苦工作的人多了去。

　　不過，張成功的根本原因還是有高人發掘了出來，就是“做政府想做的事”。綠地的第一桶金也印證了這一點。

　　樓忠福

　　廣廈集團董事長

　　建筑工人出身

　　1984年出任東陽三建經理，從此發跡。

　　談到這位樓總，還是得先追溯下他的出身。樓忠福的父親樓茂春是浙江省東陽市一位普通的鐵匠，當1954年3月樓忠福呱呱墜地時，樓茂春已經37歲了，在樓忠福年僅5歲的時候，樓茂春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勞動改造。樓忠福在什么樣的境況下長大，可想而知。所以樓的最初學歷也就是小學，不過后來有了錢上了大專什么，那就是后話了。

　　1978年，樓忠福在浙江東陽城關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樓忠福被工程隊破格提升為材料科科長。但雄心勃勃的樓忠福在做好本職工作時，一直向往著更高的平臺。到了1984年，也就是樓忠福到公司的第6年，公司經理到了退休年齡，需要確定接班人。樓忠福回憶當時的情形是，“按照傳統做法，就是從公司里論資排輩提拔出一個經理。當時，資歷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認定的東西就一定要得到。”

　　于是，樓忠福找遍了當時有權決定經理職位的領導，向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并受到了一些領導的青睞，但這還不足以讓他名正言順地成為新的公司經理。

　　“當時，公司經理的兒子跑來和我論理，覺得自己的資格比我老，結果被我的一句話說得啞口無言。”樓忠福說，他當時聲色俱厲地說道，“你爸爸當我領導時都聽我的，你以什么能力來和我爭搶經理的職位？如果你一定要爭的話，等于給你爸爸臉上抹黑。”志在必得的樓忠福更是快刀斬亂麻。在部分領導的支持下，東陽城關建筑公司宣布樓忠福為公司新經理。但任命書宣讀過后，臺下一片哄亂。這時，樓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聲宣布：“從今天開始，蓋了這個章的事情我才認賬，其他概不負責。”這一舉動把大家鎮住了，交接儀式這才順利完成。

　　1988年，此時34歲的樓總已經做了三四年東陽三建(廣廈前身)的經理了，不過還處在包工頭的行業地位上。這一年，樓總過的并不安生。東陽三建在這年內，一下子連續出現了五起安全事故，死了四個人，重傷了一個，另外還有一次造成財物損失的火災。傷亡者幾乎都是東陽本地的熟人。連續的安全事故，不僅給公司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也給樓忠福帶來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和精神壓力。

　　樓忠福從整個公司的角度思考安全問題后，感覺到公司這幾年的發展步伐太快了。這時的東陽已經擴張到了浙江全省、上海、北京、陜西、江西、青海、湖北等省市，職工人數也超過了5000，承包工程隊有57個……過快的發展和過長的市場半徑，讓原來的管理架構和體制已經不適應發展的現實需求。所以，到了1989年，樓忠福給迅速膨脹的公司做一次‘一分為三’的

減肥手術——把東陽三建分成東陽三建、吳寧建筑公司和城關建筑公司。這個手術的目的，一是為了理順和加強內部管理，二是分散風險，保護東陽三建的核心力量，盡早爭取企業升級。

　　樓忠福企業調整的步伐，恰好和1989年經濟放緩的步伐吻合。1988年不幸事故引發的反思，反而讓樓忠福在1989年得到了幸運。有時候，企業的發展，運氣真是冥冥中的左右者。

　　現在，樓忠福正折騰著天都城，這個號稱是中國最牛的衛星城，自詡項目重大，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