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際航空報 記者 馬艷梅

　　對話語錄：

　　創業家們永遠是樂觀的，所以犯的都是太樂觀的錯誤。

　　如果一個產品你拿回家給你媽，你媽用起來很順手，就說明這個產品成功了。

　　職業經理人是可以培養的，但是領袖是天生的。

　　假如用財富作為成功唯一的衡量標準，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覺得自己不成功。你跟比你錢多的人比，永遠都是痛苦的。

　　創業：創業家犯的都是太樂觀的錯誤。

　　本報記者：你是比較早走上創業之路的海外中國留學生之一，還記得當時的感覺嗎？

　　王維嘉：創業的想法，我一直都有。1983年我在國內讀研究生時，《人民日報》連載了一位斯坦福大學教授寫的《硅谷熱》，是關于蘋果、惠普等一些大公司創業故事的，當時看了就很受激勵。1985年，我剛到斯坦福的第一天晚上，就參加了電機工程系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如何創辦公司的創業會。當時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做中文激光打印機，那種熱烈的創業氣氛至今想起來，都令我激動不已。來到斯坦福，受環境的影響，創業的念頭就越來越濃。我覺得創業者首先要相信自己及自己所做的事，然后就是要不斷聽從自己心靈的呼喚而不能靠所謂的理性指引，這有點像擲硬幣，你要一直擲下去直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面出現為止。

　　本報記者：如何區分創業中“一時的沖動”和“心靈的呼喚”？

　　王維嘉：盡管我一直有一種沖動，但創業不是腦子一熱就行的。每次我去演講，都會問大家，你們想創業想了10年的有多少？想了5年的，有多少？如果你已經想了10年，有過不少創業思路，積累了很多經驗，那么你離成功就近了一步。創業，不是一個大學生聽了一場激情澎湃的演講，馬上充滿熱情地開始干，就可以成功的。

　　我創業的時候，已經在四個公司工作過了，其中有10萬人的公司，有剛剛創業的公司，有幾百人的公司，這些工作，幫我從心理上、經驗上、知識上，做了積累。我從第一次萌發創業的想法，到真正創立美通無線，中間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十幾年來我從來沒有放棄過創業的想法，我想我一直在聽從著自己內心的呼喚吧。

　　本報記者：談下創業過程中你犯的最大錯誤吧。

　　王維嘉：我們過去犯的錯誤，就是太早了。我們是世界上第一個做無線股票交易機的，早了10年；我們是中國第一個做無線互聯網的，早了7年；2003年，我們開發了世界上第一款手機聯網游戲，但是市場明年才會起來，提前了5年。現在我們正在學習如何把握好時機，希望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時機剛剛好。

　　別人評價我們，美通的方向永遠是對的，可是永遠是太早了。我們會犯這樣的錯誤，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自己的背景是做技術的，團隊的背景也是搞技術的，對市場的感覺比較弱,市場總是滯后于技術的。第二，創業家們永遠是樂觀的。創業的人一般都初生牛犢不怕虎，所以犯的都是太樂觀的錯誤。所以我認為方向的選擇和時機的把握是第一重要的。市場是前提，如果沒有市場，其他都沒用。

　　本報記者：回過頭來看，你認為創業者最重要的素質應該是什么？

　　王維嘉：盡管創業團隊、管理等很多因素都很重要，但這么多年，看了很多成功失敗的經驗后，我認為一個人創業能否成功，能否看準市場起著關鍵的作用。俗話說，當臺風來得時候，豬都會飛。如果你從事的行業，有一個蓬勃發展的市場，那么你一定會賺錢。

　　如果沒看準市場的話，管理再好，也沒用。選擇正確，是最重要的，當然這里面有一定的運氣。第一重要的就是要選擇一個正確的行業。

　　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時候，時機的選擇也很重要。就像買股票，誰都知道要低買高賣，但誰能在最低點買，最高點賣呢？沒有一個人能做到。做企業也一樣，如果做得太早了，就變成了先烈了。

　　本報記者：你認為什么樣的性格適合創業?

　　王維嘉：不安分。

　　風投：風險投資不會因為你講的好，他就會激動。

　　本報記者：從你創業開始，已經成功地數次融資，包括從英特爾這樣的大公司融資，在此方面應該有好的經驗吧？

　　王維嘉：風險投資不會因為你講的好，他就會激動，就會投你。他會投你，主要是因為他本來就對此感興趣，本來就想做這方面的事。內在的因素，才是最關鍵的。英特爾投資公司一般會投資與他們產業上下游有關的企業。他們會投我們，是因為我們從事的無線行業，正好也是他們想做的。

　　本報記者：具體說來，風險投資青睞你們的東西還包括哪些？

　　王維嘉：可以成功融資主要因為我們的方向是無線互聯網。其次，人很重要。我們的創業團隊不算笨，有國際工作的經驗，又了解中國，在硅谷找到這樣的團隊也不容易。創業時，當你的方向選擇對了，團隊就成為最重要的因素。毛澤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所以，團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報記者：對于風險投資，許多創業者可以說是又愛又恨，像王志東、吳鷹都因為是跟董事會的經營思路不同，而被迫離開了自己一手創建的公司，你如何看待這種事？

　　王維嘉：我和吳鷹、王志東都很熟。王志東曾經是新浪的靈魂。我想如果王志東一直留在新浪，新浪應該不會比現在差。當時是互聯網的嚴冬, 業績不好和CEO沒什么關系。 如果到了今天，搜狐的業績很好，但是新浪不行，那就應該換掉CEO，否則我認為就不應該換人。吳鷹也一樣，當時小靈通在最火的時候，吳鷹被塑造得像神一樣。其實，當時他沒有那么神，今天也沒有那么差。他還是他。但是資本永遠要找替罪羊。好的時候，董事會就很高興，差的時候，董事會當然就要找原因。

　　本報記者：你想象過，有一天，董事會讓你離開自己創立的美通公司嗎？

　　王維嘉：這種事情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我很感謝董事會，能容忍我到現在。其實，資本由于離得較遠，可能并不了解情況。但有時，換人還是對的。如果別人的船都開足了馬力，而你的船卻在擱淺，如果當時搜狐和網易的市場都非常好，但新浪不行，那當然要換人。

　　世界本來就是變化的，公司就是屬于董事會和投資人的。任何職業經理人都應該把股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當時你拿別人的錢，并不是沒有成本的。所以你在引入投資人的第一天，就應該有這個心理準備。如果董事會把我換掉，公司一下發展壯大了，那我會更高興，因為我也是股東，不勞而獲，是所有人最終的理想。

　　管理：管理是無窮盡的東西。

　　本報記者：作為企業家，你心目中欣賞的企業家是什么類型？

　　王維嘉：我最欣賞的就是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蘋果的CEO。他做的事是我最想做的。他一個人開創了三個產業：第一個是個人電腦產業，這不是微軟開創的，而是蘋果開創的；第二個是數字動畫片產業；第三個是數字音樂。這樣的人在硅谷都是絕無僅有的，如果他去世了，我想整個硅谷都會為他下半旗的。

　　STEVE JOBS做事情的感覺太好了，他看事情非常準，時機也把握得非常好。這是沒法模仿的。他的脾氣很壞，但是員工還是愿意跟著他走，因為你跟著他，你就會體驗成功。

　　本報記者：你認為像喬布斯這樣的領導能否培養出來？

　　王維嘉：很難。職業經理人是可以培養的，但是領袖是天生的。

　　本報記者：我看很多人寫你是浪漫技術主義？

　　王維嘉：有點。我從小看到發明電視機、無線電、收音機的故事就會有種沖動，總想也能發明一個能改變人生活方式的東西。所以我做技術是有浪漫的色彩在里面的，但是浪漫對于做生意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你有可能被浪漫的色彩掩蓋了一些事實，所以做生意還得從實際出發。

　　本報記者：技術背景對你的管理思路有何影響？

　　王維嘉：我早已不是工程師了，具體不做技術了，但我的技術底子是忘不掉的。我們公司非常重視用戶的體驗，一定要讓用戶最最簡單地使用，界面特別友好。我們公司有個標準就是“俺娘TEST”。如果一個產品你拿回家給你媽，你媽用起來很順手，就說明這個產品成功了。如果你拿回去，你媽發愣，就不行。中國公司在這方面做得很差，美國做的最好的就是蘋果。其實用戶用的越容易，后臺設計就越復雜。

　　本報記者：你對自己目前的管理水平感到滿意嗎？

　　王維嘉：肯定不太滿意。管理是無窮盡的東西，永遠沒有極限，總是有很多可以改進的東西。

　　我在很多公司都干過，你會發現大家經常很忙，但沒有人注意用戶是否喜歡你的東西，其實這是一個公司生存的根本。所以我們公司有兩個閉環。第一個環，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跟用戶體驗閉起來。因此我們做了大量的用戶調研、反饋，數據分析。第二個環，就是我是公司的CEO。我的想法，能否傳到公司的每個人，他們是否都理解，這個環也要閉起來。因此我經常去一線跟員工聊天，了解一線情況。我認為這個也很重要。

　　本報記者：如果管理是一張滿分為100分的卷子，你給自己打多少分？

　　王維嘉：70分。我覺得，你的員工能不罵你就很不錯了。如果能夠把一個公司做到員工的精力100%地集中在工作上是非常難的。

　　本報記者:作為中國無線互聯的開創人之一，你覺得這個領域前景是什么樣的，能給我們描繪一下嗎？

　　王維嘉：我一直覺得無線互聯方面肯定會超過互聯網，原因很簡單，當你的手機在各方面都和電腦一樣，又能很方便地隨身攜帶，那你會選擇什么呢？就像BLACKBERRY(黑莓手機)，只要用的人對它都像染上毒癮一樣，但是電腦的電子郵件就做不到那個程度。我覺得未來5到10年，象上網、電子郵件這些功能都可以以手機為主。以后也許就不分移 動互聯網和互聯網了，互聯網的終端是以手機或PDA為主了。

　　成功：永遠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本報記者：插過隊，留過學、創過業，在這些經歷中對你人生影響最大的是什么？

　　王維嘉：我覺得還是高考，考上中國科大，應該是我人生一個最大的轉折點。如果我出國沒有去斯坦福，也會去馬里蘭等其他大學，即使我上別的學校，最后還會出來創業。但如果那年考不上大學，第二年我還會再考，如果第二年考不上，就可能再也沒有考上的機會了。因為當年我們考的時候，是從1965年到1977年13年的學生一起考。當時在校生沒復習，我們也沒復習。到了1978年，像我們這樣已經畢業多年的人就很難考上了。在校生在學校復習半年，有老師教，和自己在家看書完全不一樣。到1979年，像我們這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就根本無法和在校生競爭了，幾乎就考不上了。我記得我們高考那年的錄取率是4%。

　　本報記者：今年是文革后恢復高考30周年，你作為77屆高考的親歷者，能談談當時的情形嗎？

　　王維嘉：我下鄉的時候，已經是插隊的尾聲了，不像老三屆那么辛苦。但是和今天的孩子比起來還是很苦的。最近出了黑磚窯事件，我當時插隊就在磚廠當廠長。燒磚這活兒非常非常累，特別是將燒得半紅的磚從磚窯往外起的時候，你得抱著十幾塊滾燙的磚往外走，非常危險。

　　我們當時聽說恢復高考的消息，就想回城復習。但是大隊書記不讓我們走，他說要大干100天。我們又跑到公社，公社說你們得聽大隊書記的。最后還剩40天，再不復習就沒時間了，于是我們就自己回西安了。我住的地方，就在西安交大邊上，那時各個大學都開補習班，全是免費的。文化大革命十幾年都不讓高考，所以恢復高考，老師們的熱情特別高，他們拼命地教，還一分錢都不收。

　　因為我們的戶口在農村，考試還得在農村考。因為私自回城復習，得罪了村支書，我們知道回去以后就會斷糧沒飯吃，所以每個人回農村的時候都帶滿滿一書包的饅頭。饅頭吃四天就沒了，然后我們就去農民家蹭飯。蹭了幾頓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我們就把當地剩的摻雜著鳥屎的陳年苞米茬子拿來吃，那東西四五個鐘頭都煮不爛。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就完全斷糧了。我們餓了一天肚子，第二天早上6點就起來，走路去公社參加考試。那時候理化是合起來考的，考了仨鐘頭�？纪暌怀鰜�，就覺得天地都在轉，因為我們已經餓了一天�？纪暌院�，我就特后悔，覺得應該報中專，報個大學肯定考不上。那時候誰也沒有底，考的好壞都不知道。我只覺得我的作文寫得特別好，因為作文題目叫《科學的春天》。我原來就對這東西感興趣，最后我就寫伽里略怎么在教堂被燒死，四人幫怎么壓制科學，就把歐洲的文明史跟四人幫進行了對比。考試結果出來后，一個同學從西安過來告訴我，考上中國科大了。我根本不相信。等到第二天，我爸媽告訴我這消息，我才覺得是真的。

　　本報記者：你如何看待成功和財富？

　　王維嘉：所謂成功，永遠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如用財富作為成功唯一的衡量標準，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覺得自己不成功。你做得再好，你的錢還是比比爾·蓋茨少。你跟比你有錢的人比，永遠都是痛苦的。比爾·蓋茨也很痛苦，他坐在第一的位置上，GOOGLE想推翻他，APPLE想推翻他，他心里也非常緊張。一旦走下坡路，他的痛苦比別人更大。他就跟皇帝一樣，皇帝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每個人都想篡他的權，一天到晚防著所有人，我想比爾·蓋茨就是這種心情。

　　我覺得成功這個概念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快樂不快樂？你做的這件事是不是自己喜歡的，有沒有成就感，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本報記者：你認為自己的人生成功嗎？

　　王維嘉：我現在做的事是我喜歡的，但是成就感還沒有達到我想象的，我們一直在努力。我希望可以做出一個能夠改變世界的產品。我們做的無線股票交易系統是全世界第一個；我們在1999年就做了無線互聯網，當時叫掌門網，是中國第一個WAP網站，比移 動夢網還早。后來我們做的手機聯網游戲又是全世界第一個。我們一直在努力，但是市場的時機還沒有發展起來。 我認為無線互聯網、手機網絡游戲，最后都會發展起來的。

　　本報記者：借用一個書名《這一代人的愛和怕》，你覺得你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愛和怕的東西是什么呢？

　　王維嘉：我覺得自己現在沒有太多的恐懼。人年輕的時候會有很多恐懼，成功、失敗、不被人尊敬等等，當你慢慢成熟了以后，這種恐懼會越來越少。我覺得人走向成熟的過程就是逐漸擺脫恐懼的過程。一個剛出生的孩子的恐懼是最多的，聲音也恐懼，光亮也恐懼，整個世界對他都是威脅。慢慢地你對世界把握越多，你的恐懼就會越少。所以我現在沒有太多的恐懼�，F在我唯一覺得擔心的就是家里人的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是幸福最重要的保障。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在技術領域里能夠做出改變人們生活某一方面的，或者某些生活方式的東西。

　　(國際航空報“空中財經名人訪”合作機構：歐美同學會2005委員會 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