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晉京

　　編者按

　　比爾·蓋茨上周的中國之行，再次刮起了一陣旋風。而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這位數字英雄和世界首富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大膽地預言：下一個比爾·蓋茨將會出現在亞洲。

　　比爾·蓋茨富足而慈善，他是財富創新的楷模，也是關注人類公共利益的標兵。在不斷變革的中國土壤中，我們的比爾·蓋茨近了，還是遠了？

　　當今世界各大股票交易所里最熱門的概念是什么？是“中國概念”！那么世界個人財富增長的焦點是什么？無疑，是比爾·蓋茨，過去一年中，他的個人財富增長達60億美元。前幾天，世界最具增長性的個人和最具增長性的國家來了一次“親密接觸”：從4月18日到21日，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第十次造訪中國，并在清華、北大發表了以“創新”為主題的演講，許多富有創新熱情的中國人得到了近距離接觸世界首富的機會，可以提問，可以對話，甚至還可以抗議，此情此景，恐怕會觸發不少國人成為下一個蓋茨的憧憬。

　　而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蓋茨則說道：“在美國有人問，下一個比爾·蓋茨會出現在哪里時，我的回答是亞洲。”蓋茨的話無疑搔到了中國人內心的癢處：高速增長的經濟加上富有創造力的人才，中國能否誕生下一個比爾·蓋茨？

　　其實，中國人的“蓋茨夢”絕非空穴來風，應該看到，中國的GDP雖然高速增長，但主要依靠的卻是高能耗、低產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依靠比爾·蓋茨式的創新人才，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資源依賴型轉向創新驅動型。毫無疑問，中國擁有大量極具創造力的創新型人才，正如比爾·蓋茨親口所言，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把微軟亞洲研究院設在了中國，而不是最初計劃的印度。那么是不是可以因此認為中國就是最具產生下一個比爾·蓋茨潛力的國度了呢？

　　不可否認的是，最大量的創新型人才基數，并不構成產生下一個比爾·蓋茨的充分條件。最優質的種子，也需要有良好的土壤環境才能發芽。比爾·蓋茨在承認中國創新人才數量和質量的同時，卻說“亞洲”而不說中國將誕生下一個比爾·蓋茨，表明了他的謹慎。因此，要回答“中國能否產生下一個比爾·蓋茨”這個問題，就需要我們認真審視比爾·蓋茨的崛起歷程，看看一個不名一文的窮學生成長為世界首富的最重要社會因素何在，這些因素我們是否具備。

　　蓋茨最初創業的緣由，僅僅是高中同學兼摯友保羅·艾倫看到一則消息，說遠在新

墨西哥州的一家公司開發了第一臺可供面市的微型計算機。就是這樣一則消息，讓他們萌生了編寫微機語言的創意，從而下定了退學創業的決心。而兩人“下海”創業碰到的第一個困難竟然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臺機器，更別提擁有進行程序調試的電腦了。

　　用我們的傳統觀念來看這簡直是兩個“愣頭青”。但就是這樣兩個“愣頭青”，卻最終實現了一場信息時代的革命，徹底改變了世界！試問：我們的大學體系中，是不是能真正產生這種類型的人才？如果產生了，有沒有相應的社會環境幫助他們的理想實現？這兩個問題初看起來似乎簡單，但仔細分析起來，恐怕就不那么簡單了。

　　微軟總裁鮑爾默的回憶錄是美國大學人才培養模式的最好注腳。鮑爾默是蓋茨在哈佛的同學，他與蓋茨相識的原因，是兩人對“數學、科學和歷史”的共同激情，為此他們搬進同一間宿舍，“整夜激昂地爭論拿破侖”。兩人當時都是低年級本科生，是不分系別、專業的，統一接受數學、歷史、哲學、科學、社會科學等通識教育，這是創新能力的基礎。也只有在通識教育下，才能培養出蓋茨這樣具有無所畏懼的創新能力和熱情的人才。而我國大學的通識教育體系仍處在初創階段，涌現這般人才的概率要比世界名校低很多。而進一步的問題是：即便出了蓋茨式的人才，他能破土發芽嗎？

　　蓋茨真正崛起所依靠的是1980年IBM公司所提供的為個人電腦編寫

操作系統的訂單。當時IBM公司已經是一個員工數萬的產業巨頭，而微軟不過是一個僅有16名員工并且默默無聞的小公司。產業巨頭敢于把如此的訂單交給這樣一個小公司，是蓋茨成功的必要機緣。試想我國的大公司是不是敢于同未曾經過市場檢驗的創新型小企業合作？恐怕有國外相近替代產品的話，他們更愿意選擇相對成熟的國外產品。這不是這些大公司的錯，而是因為我們的創新扶持體系還沒有成熟，在面臨新創技術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情況下，企業只好選擇相對穩定的成熟技術。要想讓創新的火種燃燒起來，是需要一整套投資體系和創新制度來保障的。

　　誰都無法知道一項新創技術、一個新創企業將來是不是能成長為參天大樹，因此如何評估、投資就成了關鍵問題。

二戰之后，創新投資成了經濟前進的最重要動力源。時至今日，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創新投資模式，從扶持一個原始創意火花的“天使投資”，到初創階段的第一輪融資，再到發展階段的第二輪融資，直到幫助企業實現IPO的第四輪融資，企業成長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投資形式予以扶持。創新投資體系給企業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資金幫助，而是將締造一項新事業所需的管理、組織、運營知識和經驗一并投入到項目當中，這些知識和經驗是工業革命以來現代文明數百年的積累，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運作模式，足以保證任何一個有價值的新創技術甚至僅僅是“想法”逐步成長為一項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事業。

　　美國經濟的強大，除制度因素外，還有大學體系源源不斷培養創新人才和金融投資體系，兩者相結合的最完美案例就是硅谷——新經濟的象征。而比爾·蓋茨也絕不僅僅是依靠個人努力和機遇就取得了成功，他其實是這套創新扶持體系的成功代表，是新經濟的一個符號，在他背后，是千千萬萬個“小蓋茨”和一套成熟的創新保障機制。對于中國，只有加強大學的創新人才培養能力，同時打造一套完善的創新扶持體系，才能讓潛在的“蓋茨們”孕育、萌芽，并進而成長為參天大樹，這也是我們真正實現崛起所必需的。

　　(賈晉京 清華投資與創新論壇總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