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倩

　　馮侖在辦公室里擺了一套《二十四史》的線裝書，閑來無事喜歡讀讀。他主管北京萬通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后者被業界稱為中國地產界的培訓軍校。在這所學校中，馮侖是“老大”。

　　他將讀線裝書看作是享受，認為這就有點像莊子一樣，“自然而輕松，自然而智慧，自然而樂觀。”但是在他的好朋友，UT斯達康(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 吳鷹先生的眼里，馮侖就是一個“大侃爺”：講話，一定要有驚人的觀點；寫文章，一定要有別人不認識的字；發短信，一定有人家沒有見過的詞。而他收藏軍品的小嗜好，也被吳鷹戲稱為“想彌補一下男氣不足的這個缺點”。

　　馮侖，的確成了個“多面體”的代名詞。在明晚9點播出的《波士堂》節目中，馮侖用4句話來定位自己：第一就是資本家的工作崗位，做了16年的董事長；第二就是無產階級社會理想；第三就是流氓無產階級生活習氣，就是如果放開撒野，那所有底層的一切快活事，他都不拒絕；第四就是“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有時候會附庸風雅。

　　這與馮侖的“發家史”有關。

　　1991年，在海南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當常務副所長不到1年，馮侖下海，和王功權、劉軍、王啟富、潘石屹、易小迪5個人創辦了家公司，后來6個人被稱為 “萬通六兄弟”，馮侖最大，33歲，最小的24歲。現在，馮侖認為做了基金管理人的王功權工作最好；劉軍做了投資；王啟富主要做建材；潘石屹在北京做房地產；原名易代昌的易小迪也成了陽光100的老板。這也是“培訓軍校”說法的來源所在。

　　確定股份的時候，6個人按《水滸》方式，也就是“座有序，利無別”來確定股份，股份一般多。當時還以非常多的土政策作為約定，例如規定不能有第二利益來源；所有收入透明；還有不許有外國護照、不許轉移資產等。后來6個人都堅守了。6個人第一次用“按揭”這種新法子買了8棟別墅，從而賺到了第一筆錢。

　　根正苗紅的馮侖從小就落下一“病根”，按他的話說，就是“特別愛學上進”，在讀中學的時候，就開始給全國出名的英雄寫信，然后永遠沒人搭理他。所以，這“病根”一直落到他做生意小有成就。掘得第一桶金之后，馮侖就帶著自己的團隊，又開始全國找那些成功的生意人。這次不寫信了，直接登門拜訪。見了王石，談了3個多小時，馮侖認為自己當時也很能說，而坐在對面的王石也很強勢，當時觀點明確地認為：馮侖幾個雖然是熱血青年，但是今后面臨到利益沖突，一定會出問題。至此，王石成了馮侖的“畏友”，以至于馮侖在好幾年前就寫了篇文章，叫《學習萬科好榜樣》。之后，馮侖稱自己做了好幾年“傻瓜董事長”，凡是公司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就打發下面的人看看萬科怎么解決的。

　　馮侖與王石幾乎完全是兩類人。馮侖說：“我不登頂，能不登頂就不登頂，他(王石)是以登頂為目的，我以不登頂為取舍。”

　　到了1995年，果然如王石的預言：6個人還是鬧了分家。馮侖說：“不存在說誰堅決要離，而只是覺得不舒服。”后來，6個人“以江湖方式進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作為“大哥”，馮侖收下了其他兄弟的股權。

　　散伙之后，馮侖一個人扛下公司從創辦到發展這一過程中遇到的所有事情。現在，馮侖已經悟出要“傍大款(處理好投資者關系)、學先進(企業的標桿管理)、走正道(符合制度法規)”，才能做好事情。能“熬”那段日子，馮侖一直十分感慨，他說：“人，特別是男人，要跟時間去搏斗，這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就我老說偉大是熬出來的。”在《波士堂》節目中，他說他的偶像是阿拉法特。這個曾經也做過房地產的男人在埃及大學時，是巴勒斯坦學生自治會的學自聯主席，1959年畢業之后，籌建了法塔赫。1959年一直到他去世，都屬于一直在折騰又沒有成功，還不停地堅持的一個男人。最后他變成沒有國籍的世界公民。馮侖說：“這是時間上最能夠熬的一個男人，所以他就給我感覺能激勵我，要像阿拉法特這樣，答應一件事，就是一生要為萬通，堅持。”

　　現在，馮侖還在繼續快樂地“熬”。他認為：美國這100多年，房地產經歷了三種模式的變化，簡單說，第一種模式就是地主加工頭；第二種模式是廠長加資本家；第三種模式到今天，就叫導演加制片。所以萬通所嘗試的現在所謂的美國模式，實際上要放棄工頭加地主的想法，要逐步用廠長加資本家的想法，最終變成導演加制片的想法。他也在堅持能夠參與“9·11”之后世貿重建自由塔的項目，希望能引進美國模式，磨合公司新的戰略。在一期成為“業主”的愿望泡湯了之后，現在開始瞄準二期，又在與美國有關方面不停地加班加點地開會，依然希望能夠成為自由塔業主的合作者。

　　現在還沒有成功，馮侖還在“熬”。本報攝影記者/高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