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國潮帶動了英語熱，是英語考級成就了新東方，是俞敏洪抓住了一個巨大的商業機會，中國培訓產業平地一聲雷，因為業績突出成功海外上市，因為上市成功不僅使俞敏洪成為中國“教師首富”，而且使新東方似乎從此天下太平，再無紛擾了。

　　但是，上市，也是把雙刃劍。就如同新東方一樣，從來都是危機與希望并存，內憂與外患不已。最適合拿來與俞敏洪比喻的，是古希臘神話中的“阿基里斯之踵”。因為腳后跟沒有被冥河水浸泡，即使周身刀槍不入，但還是具有了明顯的缺陷和天生的弱點——俞敏洪創業伊始，就遭遇了一種劃時代的大是大非的詰難與拷問。可惜的是，他不能、沒有和無法回答我們很多人也模棱兩可的問題。

　　產業化之虞：教育？還是培訓？

　　俞敏洪的頭銜里有一個“教育家”的稱謂。但實際上，他充其量是個“培訓師”，因為學生海量，抑或可以稱為“培訓大師”。原因很簡單，他的“教育內容”是技能而非學術。于是，他做出的全部貢獻并非“通過英語教育來提高國家的軟實力”。于是，他的新東方就成了GRE、托福、雅思這些“中國高教成果收割機”的“輔機”。

　　教育者，教養化育也。在新東方，盡管俞敏洪反復地強調要建立“非功利”的“有點高尚”理想主義的新架構，但是，高尚的價值追求和理想的獻身精神就總是與新東方無緣。這是因為，俞敏洪本人就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好學生”，而他創業的初始動機也并不“遠大”，這種“胎”里帶來的先天不足，是新東方“鬧待遇”、“分錢不均”等等“沒文化”現象在險象環生中將俞敏洪拖入更深的泥潭的“病理”。

　　于是，就像當年孔子因為收了學生的肉干(學費)而使得人們指責他的教育家DNA不純一樣，俞敏洪難以逾越的，是教育的商業化悖論——俞敏洪曾表示想把新東方辦成中國最好的私立大學，對呆板的中國教育體制做個補充。在他心目中，私立大學“代表了很高的辦學境界和理念”，但他不會不知道主流的私立大學都是非贏利的，從哈佛、耶魯、斯坦福、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到MIT……更不可能是上市公司。據統計，美國非贏利和贏利性質的私立高校分別為2307所和2584所。贏利性高校的學術貢獻與非贏利性高校根本沒有可比性。而這個沒有錢就一天也玩不轉的新東方，能夠教養化育出品學兼優的學生嗎？能夠鍛煉和考驗出一個杰出的教育家團隊嗎？能夠成為名垂青史的教育大家嗎？

　　關于教育產業化的爭論，已經進行了很久，塵埃尚未落定。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確，如果將我們的教育真的推向市場，真的以效益論成敗，真的以功利論英雄，那就真的是教育的莫大悲哀了。

　　而如果教育不做大手術，不從指導思想上進行徹底的改變，我們在人才培養目標、教改方向和教育自身發展等問題上還是難以自拔，無法走出困境。一句話，如果中國教育改革到位，根本就不會給新東方這樣的培訓機構造成機會。而如果新東方在應運而生中走得這么遠，它已經對中國的培訓產業做出了貢獻。

　　被混淆的，是俞敏洪自己沒有弄清楚的一個界限：培訓與教育，是兩回事。盡管培訓根植于教育，但新東方真正做的，從頭至尾都是培訓而非教育。前者，給人以技能；后者，是教人做人的。

　　被割裂的，是教育本身一直也沒有解決好的一個矛盾。在中國這樣一個重修養(道德)而輕技術的傳統文化作用下，從古到今都沒有擺正關于技能與修養的關系，正像我們仍在賺錢與理想中間騎墻一樣。所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飽學之士，就與正直無邪的寒士劃了幾千年的等號；所以，這個在利潤滾動下隆隆駛來的新東方快車“謀殺”了俞敏洪的“理想”。

　　俞敏洪很郁悶，他一直都不開心。新東方越是向前走，他就越是想要向后轉。新東方已經成功得可以了吧，他俞敏洪卻更是充滿惆悵——在培訓的鍋臺上怎樣上教育的炕？

　　所以，俞敏洪最喜歡人家叫他“老師”，俞敏洪反復強調自己是在做“教育”，俞敏洪最愛做的事情是“演講”。只有在“演講”中，俞敏洪才能面對眾多崇拜者道出自己鍥而不舍的人生經歷，講出驚天動地的做人道理，論述人生成功的真正奧秘——激勵者成功者勝利者俞敏洪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倫理的基因。

　　然而，這樣一個為理想而獻身的“教育家”，反過身來則要面對的是——講課費怎么分？管理層(自己)拿多少？學費能否收到？團隊能否不散伙？三駕馬車怎能不分套？隊伍怎樣才能不內訌？如今又多了股票千萬別縮水，證交所怎樣不摘牌等等經濟糾紛和績效杠桿。

　　矛盾，看來不是俞敏洪一個人要面對的，但俞敏洪因為走在了前頭就帶有的標本意義，卻不會給他太多的選擇與思考的機會。就像當年他被逼上自主創業這條路一樣，俞敏洪別無選擇，俞敏洪無可奈何，俞敏洪哭笑不得。

　　人格化之惑：教師？還是商人？

　　隨著媒體上“俞敏洪成為中國最富有的老師”的一聲吶喊，俞敏洪回不了車了：商人，是俞敏洪的本質屬性。

　　問題很簡單，俞敏洪的收入如果是教書所得，那他就是老師。而他在一夜之間身價20億的原因，是因為股票獲利。盡管人們仍然習慣叫他俞老師，盡管他始終沒有脫離教學第一線，但是，從最早的“講課高手”，到后來的“教師經紀人”，再到如今的“國際財閥”，好為人師的俞敏洪，已經蛻變為徹頭徹尾的商人。

　　既為商人，就要修養商業化人格。在商言商，無庸置疑。而商人的人格的本質特征就是利潤、效益和績效這類“人性殺手”。即使是最偉大的商人，也有“原罪”；而所謂商人者，“傷”人，也自“傷”。為了還商人以清白，莎士比亞曾在《威尼斯商人》中將好、壞商人在對比中試圖涇渭分明，但即使是好商人安東尼奧也非圣賢。

　　那些成功到頂點的商人例如巴菲特、蓋茨和李嘉誠，他們最后幾乎都選擇了以賺錢始以慈善終，其原因非常簡單，錢——商人們望眼欲穿的、孜孜以求的和全力以赴的努力與奮斗之后，并不是人生真正的頂點。而作為“太陽底下最神圣的職業”，教師的職業性質、工作范疇和道德操守，使他們天生地與圣潔、崇高和偉大“兼容”，即使出些許敗類也無傷大雅。

　　當教師也在賺黑錢，人心不古的事情屢屢頻現，正是教師職業的本質屬性的規范，使得這一職業的光彩仍然奪目。存在決定意識，商人與教師，擁有不同的人格，遵守不同的職業道德，采取不同的價值操守。

　　是的，當你站在天真無邪的學生面前，當你望著那無數雙燃燒著求知欲望的眼睛的時候，當你被掌聲和鮮花簇擁著歡呼著的時候，一種神圣油然而生。反過來，你賺的卻是他們的、他們父母的血汗錢，你作何感想？

　　信息不對稱！人在這種時候最容易發生誤差，產生偏激，發生動搖，特別是像俞敏洪這樣的已經商人化的“教師領袖”——資本家俞敏洪。

　　于是，在俞敏洪這里的另一個反差出現了：知本移位，資本說話——向學員多收學費、對教師少付課時費，賺到的大批錢財化作管理層豐厚的收入和股東們的分紅。最近三個年度，管理費用分別為1.63億元、2.08億元和3.03億元。新東方2006財年管理費用占到總收入的39.3%，其中發給管理層的“股權激勵”折算金額達6446萬元。此外，近三個財年的分紅金額分別達到2730萬元、6548萬元和6427萬元。這，就是新東方的贏利模式。如果不這樣運營，新東方不會有今天。

　　于是，就像俞敏洪不得不“按照董事會的要求”配上了常年的私人保鏢一樣，他不能不去參與分紅，他也不能不去管理他的股權，他甚至不能(眼下)隨自己的意愿處置自己的財產。而假如他明天去慈善，那當日的股市就可能崩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再戰江湖，別無它途！

　　這就是商人的生命軌跡，就像教師們要嘔心瀝血要甘為人梯要反樸歸真一樣。

　　俞敏洪，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總是在搖擺，偏要試圖“兩棲”，仍然要做一個“教師商人”和“商人教師”。但是，在獲得了物質上的巨大成功之后，他似乎并沒有獲得精神上的極大滿足——俞敏洪很可愛，也可憐。

　　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他們的雙腿已經踏進了海里，但他的雙眼仍在留戀剛才岸上的風景。他們喜歡模棱兩可，崇尚難得糊涂，樂于求全責備，在剪不斷、理還亂的“中國式審美”中，被審美與功利同時糾纏——中和的道德規范，偏偏遇上了金錢的終極反應——做人難，賺錢難，處世難，難壞了我們所有人。

　　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走出這種形而上學的桎梏，就無法獲得脫穎而出的快感，從而不能產生足夠的爆發力去沖撞世界經濟的最高點，我們將在一種上不去、下不來的尷尬不能自拔，總是在似是而非中討生活——新東方不可能再造神話，俞敏洪無法走出錯誤的自我認知。

　　世界觀之憂：崇高？還是低下？

　　在中國這樣一個后發的國度里，當落后成為資源，神話就出現了，這和發達國家當初的發展十分相似。

　　作為“民間力量的一個符號”，“出國夢的制造者”，俞敏洪和他的新東方“將中國人望而生畏的出國考試變成了福特式生產線“。靠一只漿糊桶刷在無數電線竿上的小廣告，俞敏洪人生中最大的高峰體驗，帶給了無數青年學生以鼓舞，這是人們喜歡新東方的一個重要原因——關于白手起家、關于峰回路轉、關于自強不息，是青年學生最熱衷的話題。

　　于是，新東方文化的核心內涵是兩個：第一是俞敏洪神話；第二是較高的考試通過率。新東方成功的原因有三個：第一是本土外語教學的落后給新東方等外語培訓機構提供了商業機會；第二是率性俞敏洪能夠吸引高質量的外語教學人才；第三是出國熱給新東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學苗。

　　于是，新東方失敗的危機，也明擺在那兒。一旦高等教育改革將使外語教學出現變革，一旦出國熱降溫，一旦外語考試政策變革，都可能使學苗銳減。而沒有了學苗就意味著拿不到優厚的酬金，那些高質量的外語人才就可能不再被新東方吸引——俞敏洪樹倒猢猻散。

　　所以，早在1995年新東方如日中天之際，徐小平在溫哥華問俞敏洪還缺什么，俞敏洪沉吟片刻說：“還缺少一點崇高感。”

　　作為一家培訓企業，商人俞敏洪明確地知道，新東方之新，“新”的是高學費=高講課費+高運營費+高營銷費+高管理費。也就是說，如果有哪一天收不來高學費，新東方就會“舊”掉。

　　所以，除了探索新的贏利模式還能夠轉危為安，商人俞敏洪更寄希望于讓新東方高尚起來。教師俞敏洪所期盼的崇高——沒有時間表。

　　這是俞敏洪說不出的痛，這是新東方的內傷。能夠在紐交所上市，給新東方“管理創新”的“緊箍咒”，此為一喜；而從此以后的新東方甚至成了老外的賺錢機器，俞敏洪再次遭遇自己的憂郁滑鐵盧——“教師”的“教育”的拷打：窮學生為圓留學夢找到窮教師，經過雙方的浴血奮戰，新東方展示了生氣勃勃的年輕人為理想而共同奮斗的美好群像；但所有的參與者又同時是中國最功利的一群：學生腦子里沒有那些“大道理”，甚至追求的都不是知識。分數，是他們唯一在乎的，只要高分，低能也在所不惜；校方和教師在乎的則是這三樣東西——學費(錢)、講課費(錢)、管理費(錢)！

　　新東方2006財年數據顯示：直接運營成本(主要是給教師的工資)和管理成本(主要是管理層的工資和獎勵)各占營業收入的40%，營銷費用超過10%，利潤率極低。這樣的經營狀況也能在海外上市，足見得海外資本市場的饑渴。而即使新東方上市了，那募集來的資金能否給新東方帶來更好的業績就更加是一個問號。

　　良好的發展走向是，新東方成功轉型——在規避市場風險、政策風險和運營風險的同時，一是使新東方打造出更新穎的贏利模式，二是創造更成功的市場預期，三是鍛煉和改造自己的團隊。

　　如果新東方要持續贏利(不這樣就被摘牌)，那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打造它的核心

競爭力——要以“知本”和“資本”的互為作用實現俞敏洪一直訴求的“崇高”，即品質。一位從新東方離去的前高層，痛陳語言培訓機構“缺乏創新和

自主研發教材，重復類似的講義，甚至重復著類似的調侃、煽情故事”。但不這樣又能怎么樣呢？是你跟著托福、GRE跑，還是美國方面根據你自主研發的成果修改試題？

　　俞敏洪終于交上了一份答卷：改變新東方單一外語培訓學校的形象，將業務拓展到職業教育、基礎教育、IT培訓、網絡、出版等諸多領域。一個覆蓋所有年齡段(從學前班到老年班)、囊括各種學習形式(學制有長有短、可脫產、可在職)、利用各種媒介(面授、網絡、光盤、書籍等)的教育“通吃”計劃已經啟動。

　　“贏家通吃”是個不錯的商業規律，但這就是俞敏洪和新東方未來的“崇高”出路嗎？顯而易見的是，利益分配上的”內循環“之難困擾了新東方許多年，這次的海外上市應該不是化解”新東方宿命“的唯一途徑，同樣地，以“外國人的錢來辦中國的教育”的說法缺乏依據——不是慈善捐款，缺乏實業支撐，那時股市投資人飄忽不定的追捧或揚棄，是國際資本玩家的名利場。

　　當初，俞敏洪就在是做“精品”還是“產業化”上舉棋不定過，如今在上市后更加地模糊與迷惑，他多次無不自嘲地說過：“我給自己做了一個籠子，無法往外鉆，否則籠子一收緊，我就被吊死了。”他還說過：“我真心希望在新東方一點股份都沒有，不管賣掉還是送別人都可以，這樣我可以安心離開新東方。我可以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比如寫書，駕車游走世界，或者到貧困山區教書。”他甚至產生了一種特別價值觀：“很想到西北買一片荒地，變成綠洲。因為我對土地有著無比的親近。”

　　然而，這一切都是俞敏洪在完成原始積累搖身一變為“富豪教師”之后的“新鴛鴦蝴蝶夢”。沒有今日的財富(存在)，哪里有這樣的清高(意識)——無數成功商人的一種同樣的心態：由低下到崇高。(文章代碼：110070112)

　　文/劉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