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思邈

　　真是難以明白，聰明如顧雛軍者為什么想不透一些簡單的道理？他即使愁白了一頭狂發仍然脾氣倔強如鐵，寧肯自己銹死在一個地方也不愿意擰過勁來重覓“活路”！

　　“我沒有任何值得反省的地方，我沒有錯！”一直到法庭即將閉庭時，科龍前董事長顧雛軍仍然固執己見。從2006年11月7日起，顧雛軍一案經過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于2006年12月22日終于閉幕。作為這場“大戲”的主角，顧雛軍一直沒有放棄爭取屬于自己的發言權。而在審理期間，陷坐于輪椅中的他，從未節制過自己高亢的嗓門和激烈的情緒，并曾一度以絕食來拼死相爭。當庭審進行到最后一天時，顧雛軍仍然充滿著憤怒地為自己進行了長達幾個小時的無罪辯護，并堅持要說出造成這件事的“陰謀”是什么？他說，如果自己不講出來，大家都不知道為什么明明沒有罪的人被關到看守所？但此舉被法官制止，認為這與本案無關。法官最后表示，通過13天的質證和辯論，合議庭已經充分聽取了被告及辯護人的意見，不管最終的宣判結果如何，整個庭審程序是在公開、公平、公正并充分保證被告人權利的情況下進行的，相信有了程序的公正才會有最終審判結果公正的基礎。這番話引起全場熱烈的掌聲，法庭隨即宣告正式閉庭。

　　顧雛軍如此堅絕的表白，在很多人眼里簡直是“癡人說夢”——在中國這個特定的轉型時期，“原罪”幾乎是企業家們如影隨形的“噩夢”，大家都在垂首斂尾地小心做人行事，唯獨他毛發戟指，對任何質疑他“純凈企業家”身份的人暴怒如雷。真沒有一點毛病？作為一個中國的企業家，顧雛軍讓人難以置信地摒棄了應有的理智與機警，惹來千夫所指、眾怒鼎沸，國家如此強大的專政力量豈能查不出你絲毫的“破綻”所在？

　　短短幾年時間內，顧雛軍把自己數次拋向“被告席”：第一次是在2001年年底，媒體“指控”他為“騙子”，把他此生引以為傲的“顧氏循環理論”批得一無是處。但他沒有選擇閃避，還是不屑一顧地回擊道：“沒人可以說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秋，經濟學家郎咸平“指控”他“侵吞國有資產”，并以“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逼人”、“借雞生蛋”等評語對他的收購行為進行了生動而詳盡的解剖。同樣被指責“侵吞國有資產”張瑞敏、李東生、倪潤峰等人深諳“沉默是金”的道理，但面對種種非議時顧雛軍覺得不可思議：“我做企業，干卿何事？”所言所行大有“向我開炮”的勇猛無畏；而2005年5月10日，

科龍電器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費心氣力的顧雛軍最終難以力挽狂瀾，并最終被捕入獄。

　　顧雛軍走上“被告席”，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也可能是像他自己所說中了“暗箭”，但更多的恐怕是眾怒難違——我們這個時代沉淀下來太多的難題，讓人理不清、剪不斷。但這個時代需要繼續輕裝前行，這就必須要有具體的人或事來承擔歷史的重負、沉疴和積怨。

　　但是，如果我們把顧雛軍的“倒下”簡單地看成是他個人的失敗，那將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悲劇。圍繞此案的爭論遠未結束。9名被告人即使在最后時刻仍然堅持自己無罪，外界輿論也不時有同情顧雛軍等人的聲音出來。而新浪做的一項調查顯示(截止到12月26日)：“你認為法院是否應該批準顧雛軍的三項申請(公開檢舉信、公開全部案件資料、讓20家以上的媒體參與旁聽)？”——回答“是”的占83.61%，回答“否”的占16.39%；“你是否支持顧雛軍的絕食行動？”——回答“是”的占81.85%，回答“否”的占18.15%。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應出，顧雛軍的“鳴冤”行為取得了一定的作用，認為此案背后有更復雜、更深層次的因素。

　　其實，以顧雛軍為首的9名被告到底有沒有罪？顧雛軍到底是“資本大盜”還是“落難英雄”？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自然有待于法庭最后公正的判決。但除了這9名被告以外，我們或許更應該追問：到底還有誰，本來是應該站在“被告席”上接受質疑的？

　　有人說，連總裁助理這種非實權人物都站在了被告席上，為什么科龍前總裁劉從夢獨自“缺席”？顧雛軍也幾次表示，公司的很多大事，劉從夢都是參與者。他強調，將順德格林柯爾的股份轉讓給天津格林柯爾時，自己與劉從夢是做過商量的。公司股權的轉讓，涉及政府官員方面的問題都是由劉進行協調的，故難辭其咎。但劉卻是以證人的身份出現在庭上，對顧雛軍等人進行了不利的指證，這讓顧雛軍情緒顯得相當激動，雙方在庭上一度發生過言語交鋒。對此，劉從夢予以否認，他表示，公司是顧的，自己在這一交易中沒有任何利益，所以就不會參與這一行為。

　　而作為劉從夢的助理，該案的第五被告人劉義忠對于其涉嫌虛報注冊資金的指控，強烈表示了自己的無辜，認為自己只是個跑腿的，深層的問題自己并不清楚。對于在這樣的場合見到自己的老上司，劉義忠心中頗多觸動。這也許觸動了劉從夢的舊情，他隨即為劉義忠提供了不知情的證詞。有意思的是，在離席而去時，劉從夢對著自己的老部下揮了揮手，不忍之情溢于言表。

　　這種“剝離”與“跳躍”式的手法，自然難免引起了顧雛軍、劉義忠等當事人的強烈不滿，也值得大家好好商榷。劉從夢能站在證人的位置上，我們很好理解——那是對小義的“背離”，卻是對大義的忠誠；但他沒有出現在被告席上，則缺乏必要和詳細的解釋。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是否涉及造假，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庭審關鍵時候，顧雛軍抖了一個“猛料”——科龍2004年年報中有爭議的5.1億元銷售收入，是在德勤會計師事務所逼迫下加進去的，而他當時希望該銷售收入不予確認。顧稱，德勤在

審計的最后階段，給科龍董事會四種方案供選擇。其中B方案是將江西華意的投資殘值撥備，但保留5.7億元的銷售額，德勤只對5.7億元銷售收入的最終實現出具一項保留意見；D方案為將江西華意的投資殘值撥備，同時取消5.7億元的銷售額，德勤將不出具任何保留意見。科龍董事會選擇了D方案，不過2005年4月24日，德勤告知只接受B方案，否則德勤將拒絕作為審計師在年報上簽字。而出年報的最后期限是2005年4月28日，因此所有科龍董事不得不接受德勤的最后通牒，接受了按B方案出年報。

　　事后，德勤進行了辯解，稱審計師的責任是就被審計單位出具的財務報告發表獨立意見，而財務報告是由被審計單位管理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最終敲定的，會計師的責任是依據所提供的證據對財務報告發表審計意見。但德勤對顧雛軍所講的四種方案的事實卻一直閉口不談，這種逃避的態度無法不讓大家認為是一種默認。這個有著國際背景的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其公正性再次受到人們的深深質疑。如果事實屬實，被告人的名單恐怕需要進一步延長。

　　更有人指出，顧雛軍不過是一個“替罪羊”——他在為不公平的經濟規則及某些主管部門的過失承擔著罪過。這也是顧雛軍認為自己“冤枉”的主要原因。他反復辯稱，當初他辦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門的“特許”。

　　對于“虛假注冊資本”的指控，顧雛軍說，“最有資格認定我是否有虛假注冊資本行為的，應該是順德工商局，但是，順德工商局同意劉從夢和劉義忠辦理了科龍電器的工商登記變更資料，而且程序合法。如果我真的犯了這個罪，豈不是說明順德工商局瀆職？”

　　對于檢察機關指控其“涉嫌職務侵占”，顧雛軍也矢口否認：“這是

揚州獎勵給我的，如果沒有揚州市委市政府聯合下文，誰敢要這個錢？”他堅持認為，是當地政府官員找到他，請他吃飯，讓他收下這4000萬元，并承諾“是有政府文件的，你不要擔心”，他才收下了這些錢。

　　另外，顧雛軍曾提到：中國證監會在接到舉報后，前往顧雛軍的公司調查，但連查3次都沒有查到舉報中所說的“資金往來”，只好“失望而歸”。顧雛軍以此反駁檢察機關的某些指控。有法學專家分析：顧雛軍所講是否屬實還有待考證，但過去證監部門對一些“資本玩家”監管、查處不力，也確實縱容了犯罪行為的發生。

　　有連帶責任的部門或個人，現在反而成為“揭黑英雄”，這恐怕是激起顧雛軍心中冤氣的主要原因。顧雛軍甚至在法庭上向記者散發一封檢舉信，號稱要揭發“建國以來最大的腐敗案”，并不惜為此承擔可能導致的誣告罪名。”

　　哪些責任是需要顧雛軍來背負的？哪些責任是需要某些主管部門來背負的？哪些責任是需要制度來背負的？厘清這些的確很難，也極需勇氣、耐性和毅力，但卻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一個時代方可從混沌走向清明、從無序走向有序。(文章代碼：11007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