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雷曉宇

　　2007年1月底，雖然回國已經大半年了，導演陳響園坐在記者面前，還是沒太緩過勁來。為了制作中央臺《跨國風云》紀錄片，他和他的劇組繞著地球跑了一圈，和當地的中國商人們聊天喝酒，交上了朋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我們發現這些在海外的中國商人，他們的生存狀態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艱難太多了。采訪的時候，有人說著說著就哭了，這都不新鮮。”

　　“入世”5年，走出去的中國商人越來越多，但這個群體所面臨的沖突、艱難和困惑，也越來越成為世界性話題。

　　2007年春節期間，《中國企業家》的記者奔赴全國5個城市，見到了一些回家過年的中國商人，講述他們自己的商業故事。春節對于他們來說是難得的空閑時間。他們有的臘月三十才匆匆回國，有的大年初一就要登上離境的飛機；有的只是稍作停留，在家里待不上兩天，有的在一個月的探親假期里，平均每天開兩個會，吃四頓應酬飯；有的嫌麻煩，沒帶老婆孩子回來，有的干脆連手表上的時差都沒調過來，“反正已經習慣了”。

　　我們從中選取了7個個案，作為中國商人在海外的生存樣本，他們分別來自歐洲、非洲、南美洲和西亞，有國有企業駐外中層管理者，有海外創業的私營企業老板，也有作為利益共同體的中國行業協會。他們把在國內的商業習慣帶到了國外，也代表了中國商業力量和全球不同社會的相處方式。

　　盧偉光，第一個在巴西買森林建工廠的中國人。作為一個從事敏感行業的異鄉者，他在壓力和爭議中學著和當地社會艱難相處。

　　駱金星，這個義烏人把商貿城開到了瑞典。他試圖以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接觸一個成熟高端的商業環境，獲得對方的尊重。

　　于游海，南非海信董事總經理。他是海信第一代駐外管理者，以53歲的年紀應付非洲復雜的創業局面，找到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個舞臺”。

　　王偉勝，在迪拜淘金的中國商人。從做轉口貿易到投資房地產、收購電視臺，在一個陌生的世界，他逐漸完成了向主流商業的轉型。

　　王家駐，十幾年來他一直在做貿易，是圈子里的“頭兒”。但是從匈牙利到芬蘭，迫不得已的遷徙中，他發現這種生意已經越來越難做了。

　　“中國大連稻草輸出協會”，這個有23個會員的行業協會在價格、質量和產能上推崇行業自律，有效避免了惡性競爭。

　　趙春光，一個因為俄羅斯政府零售法案可能被迫返鄉的吉林人，他心有不甘，又無可奈何，不知何去何從。

　　他們的故事是正在發生的歷史。這些故事說明，經過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國海外商業已經到了一個新階段的初期：掙錢不難，獲得尊重更難；走出去很容易，要留下來和融進去才是最重要的。

　　留下來，融進去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溫州人王家駐就辭職下海，跑到匈牙利做貿易。當時他把5個品種的溫州鞋樣品每樣發了一個貨柜，結果一在布達佩斯落地就賣光了。多年以后，王還是很懷念那個“黃金時代”。“錢太好賺了，”他說，“只要看到中國貨，就不是選擇而是搶購。”

　　這樣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多久。幾年以后，中國商人和中國制造開始在海外遭遇一系列的尷尬：西班牙焚燒中國鞋、莫斯科警察查封中國倉庫、中國商品屢遭反傾銷制裁、中國工人被綁架……類似的事件頻繁發生。

　　這種抵制并非發生在一隅、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區域，甚至已經形成了一種“全球效應”。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曾向《中國企業家》表示，法國政府高層認為法國老百姓現在最擔心的是就業機會被中國人搶跑了。突尼斯的總理則向吳建民直言，他們對中國的崛起既敬佩又害怕，“你們的紡織品太厲害了，你要把我打垮了我怎么辦，我這個總理怎么當？你們高抬貴手吧。”吳建民甚至遇到了這樣的提問，“中國想統治世界嗎？”

　　一位長年在海外闖蕩的中國商人告訴《中國企業家》，這一方面是商業道德和生活習慣問題：有些商人在經商過程中耍小聰明，賣假貨水貨，有違規行為；還有些人的衛生習慣、生活秩序和當地人格格不入。這些都是在“走出去”初期經常出現的、由于缺乏監管和自律而出現的反商業進步的現象。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當地的商業生態鏈條中表現得過于強勢。當地商家因為他們的出現競爭力受損，失去了很多就業機會和商業機會。但是他們從生產到物流到銷售，幾乎把產業鏈的所有環節都包辦了。他們在別人的國家求生存，但是人家卻沒辦法分享到一丁點兒商業利益。

　　安信地板總裁盧偉光在巴西買了10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經營著兩家木材廠。由于身處敏感的資源性行業，他對于如何跟當地社會相處尤其有感觸：“一個要分享，一個要自律。你要把利益讓給人家一點，哪怕虧一點錢，不能讓人覺得你是惟利是圖的奸商，拿了錢就跑。”

　　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不僅要走出去，更要融入當地文化，才能真正留下來——而這是必須付出成本的。

　　慈善成為他們獲得信任、進入當地主流社會的一個手段。南非海信在當地的大連鎖店每賣出一臺彩電就捐給當地最大的兒童紅十字

醫院一塊蘭特；盧偉光在巴西建木材廠之前先要花100多萬元人民幣建燈光球場；去年年中，段永平代表他的家庭慈善基金在eBay上以62.01萬美元拍下和巴菲特共進午餐的機會，此舉也直接沖擊了中國人的商業觀念和慈善觀念。

　　是否僅靠自律和善意就夠了呢？海信在南非的負責人于游海認為，要融入主流社會，還要依靠一定的平臺，單憑個人努力，很難成功。于游海8年前被派駐南非，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外國管理人員，到和三星、LG的同行一同上臺領取當地的最佳供貨商獎，獲得當地行業內的知名度，有一個自己的交際圈子——他認為這和海信品牌在當地的影響力有關。如果沒有海信這個品牌，誰會買一個53歲老人的賬呢？說到底，要融入主流社會，建立平等和有尊嚴的相處方式，還要靠個人背后的企業實力和品牌形象。

　　不過，于游海也很困惑。由于在南非的8年干得不錯，2007年領導可能要把他調到歐洲去。“這樣，我在南非的朋友們就算斷了，今后我們也不可能再去那兒旅游。一切又要重新開始，我都53歲了，還有幾個8年？”

　　很多中國大型國企第一代海外員工都面臨這樣尷尬的境遇：付出多、犧牲多、人數多，這個群體代表著中國主流商業在海外的形象。但他們是一群不生根的異鄉者，他們來到一個地方，但是永遠無法融入這個地方，因為他們遲早要離開。他們站在兩個世界的中間，永遠不到岸。

　　如何在兩個世界的生存之中獲取微妙的平衡—在這一點上，兩代人已經開始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第一代人似乎是“裝在圈子里的人”，并不愿融入當地社會，很多華僑在當地生活了一輩子，一個當地朋友都沒有，而且總也不會講當地話。他們的第二代則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和他們的不一樣，是所謂的“社會新類”。他們懂得當地語言，他們擁有當地的朋友，他們擁有良好的教育，他們雇傭當地人，與當地人一起合資做生意。他們帶著更多的激情和理性、更少的傲慢和偏見，試圖加入和世界的對話。

　　去年中非論壇期間，記者認識了一位在剛果(金)開發森林的東北人，50多歲。當時他欠身坐在剛果(金)的一名政府官員面前，滿臉是靦腆的笑容，詢問當地的木材運輸問題。他不會英語，也不會法語，一口東北腔普通話，只好靠比劃。官員總也聽不明白，攤著手干瞪眼。過了一會，進來一個小伙子，他坐在東北人身邊的沙發上，開始用英文和官員交談，并且看著對方的眼睛。很快，他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是那位東北人的兒子，剛剛從法國

留學回來，很快，他將到剛果(金)幫助父親打理生意，在當地修建一個太陽能發電站——此前，父親的木材加工廠計劃因為當地缺電而遲遲無法開動。

　　走得更遠

　　每個異鄉者都有一本自己的“海外奮斗血淚史”。身為第一代起步者，他們在風險和競爭中獲得了哪些商業進步？這些進步是否能夠幫助中國海外商業走得更遠？

　　第一， 善于運用政府助力。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認為，今天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可避免地要和西方國家已經在那里的既得利益發生沖突。在非洲主要是歐洲國家的利益，在拉丁美洲主要是美國的利益。中國如果不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西方協調利益，那中國走出去面對的抵制可想而知。

　　去年中非論壇期間，中國政府提出了促進中非合作八項措施。南非海信趕在這個時候向

商務部提交了一份發展計劃書，希望從新政策中獲益，籌建在南非當地最大的家電生產工業園。一旦建成，南非海信的產能將成為在南非的同行業之首，并且為當地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培訓當地急需的高級工程師人才。“要是這個事情能做成，我們就能真正和LG、三星、SONY這樣的日韓企業競爭了。”于游海說。

　　第二，行業自律。

　　中國商人在俄羅斯和東歐的慘痛損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監管和自律，從而造成惡性競爭。“中國大連稻草輸出協會”是一家行業民間組織，專門負責會內23家企業和日本市場的對接事務。會長邢雪森希望，通過協會的力量將稻草出口量控制在每年20萬噸以下，千方百計營造一個賣方市場，那么每噸價格則可穩定在250美元左右，“不能像生產服裝、手套、皮鞋一樣，呼啦一下涌出去，把自己的生意全攪了。” 目前，境外中資企業商會已經有50多家。

　　第三，模式創新。

　　最早的中國商人出國路徑很簡單：親戚老鄉幫帶著做買賣，沒有模式可言。一片空地租上一年，墩上幾個集裝箱就算批發市場，賣掉10萬算10萬，賣掉20萬算20萬，掙到錢就走人，繼續轉戰南北。“之所以混亂，是因為他們缺乏根基。這其實可以用商業模式來解決。”凡爾頓集團董事長駱金星說，“新的商業模式把候鳥商人變成了移民商人。”

　　去年夏天，他在瑞典南部城市卡爾瑪投資了當地最大的一個中國商貿城。特別之處在于，這是中國人在北歐第一家買斷產權的商品城。所有入駐的商家能夠獲得攤位的永久產權、三個名額的瑞典永久居留權，以及瑞典、杭州各一套公寓。“他的根基問題解決了，子子孫孫都要在這里生存下去，又怎么會不負責任地亂來？”在這個基礎上，駱金星就準備謀求更多的受益——除了出售攤位，還開發物流配送、周邊服務設施，這些延伸的利益則要遠遠大于出售攤位的利益。在駱金星的概念里，自己做的不是一個商貿城，而是一個未來的華人社區。

　　第四，競爭中的產業升級。

　　中國商人走出去的傳統路徑就是做貿易，但是激烈的國際競爭使他們不能再滿足于單純的貿易，而必須往產業鏈的上游走，爭取企業發展的主動權。

　　2004年，盧偉光買下巴西的原始森林以后，感覺自己長舒了一口氣：“為什么我要去投資工廠？為什么想去買森林？因為巴西木材是賣方市場，競爭激烈，對手總是惡性的提高價錢，我沒有主動權。如果我有加工廠和森林，我就能夠依靠自己，可持續供應自己。這等于我的競爭往前走了一步，不是同一個起跑線了——我不是惟一買他的，我變成他了，那我就可以有競爭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