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之

　　類似吳英“一夜暴富”的財富神話，一夜間傳遍浙中地區，并被許多人相信且津津樂道，也并不是孤例，而是有其深厚的商業文化土壤。只不過這次，主角過于“無知”，現實過于“殘酷”，神話破滅得太快

　　曾記得有一本古籍上，收錄了一篇《重修金華會館記》的碑刻。該文作于明朝初年，對浙中一帶(包括金華、義烏、永康、東陽等8縣市)民眾大規模背井離鄉，或求學、或經商的原因，做了精當的分析：地瘠民貧。

　　曾經地瘠民貧

　　金華一帶是丘陵地區，兩邊山丘對峙，中間一片淺淺的盆地。由于東吳時代便開始開土耕種，此地雖然土地不肥，人口卻非常稠密。生存的壓力，從元末明初現代工商業萌芽開始，這一帶民眾就大量外出“謀口飯吃”。做木工、水泥工、釀酒工、小買賣……種種細碎的活計，一應俱有。辛苦一年攢下的利潤，大都一分不少地帶回老家，興屋和送子女四處求學。

　　這種“耕作就讀”的模式，幾百年來其核心精神，一直在當地延續。其中，尤以義烏、東陽為甚。

　　與此同時，其地力貧瘠，人口稠密的特點，也一直未有改變。

　　以東陽為例，據2004年金華地區下屬各縣經濟數據公報，2003年東陽市總人口近79萬，為金華市區外7縣市中最高。工業化加速，耕地面積卻連年下降。2003年東陽總耕地資源為2.4萬公頃。與其緊鄰的義烏市當年這組數字則為68萬人和2.2萬公頃。

　　值得一提的還有一組數據：在從事批發和零售貿易人口一欄中，東陽為0.28萬人，義烏則為0.22萬人，遠高于鄰近其他市縣。考慮到當地往往全家甚至一族都外出經營生意的習俗，足跡踏遍中國最偏遠省份集貿市場，官方數字，應當是大大低估了。

　　故當地流傳一句話：東陽人撐起義烏小商品城一半。即便按照義烏統計系統的數據，2006年義烏集貿市場成交總額就達到415億元，其中小商品城成交額315億元。巨額數字背后，不難勾勒出涌動的一股股金錢熱流。

　　變味的營銷

　　基于上述背景，方能準確和客觀地分析吳英這出自導自演的“財富鬧劇”，方能準確理解一個小女子的懵懂和無知，是如何被特定的地域文化、媒體的暴力、大眾對財富扭曲的心態，所共同放大，并最終匆匆以悲劇收場。

　　現在，已經無法確切地知道，是什么時刻、在什么場合，促使吳英憑著手中握有的一點資本，就作出了那個轟動全國的決定：借助浙江地方媒體報道，經過網絡飛速廣泛傳布，一夜之間，她就從東陽歌山一個小村莊的鄉下姑娘，搖身變成掌握數十億元資本的“神秘女富豪”。

　　又或者，她原本就只是想在當地，博個小小的名氣？

　　《第一財經日報》在報道出來后，也曾數次到當地，探究有關財富神話的源頭。有說是最早吳英組織了一批寫手，做了系統性的宣傳方案；也有說是百度貼吧“東陽吧”最早發了有關吳英如何在當地“顯富”的帖子，反應異常熱烈，引發了當地媒體關注……說法甚多，無從一一考究。

　　但有一點則是肯定的：在將吳英迅速放大成一個事件中心人物過程中，媒體不加節制甚至濫用其權力，起了關鍵作用。這種權力，在吳英突然被拘后，被再次集中使用：只不過這次是“全面討伐”了。

　　不可否認，吳英的出事，根子還在自己身上。從現在的多篇報道看，吳英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她用遠高于銀行利率(后期甚至遠高于當地民間資金拆借利率)的回報做“誘餌”，大量借入義烏、東陽一帶的民間剩余資金，然后投放到她先前對媒體編就的“產業藍圖”上。    

　　事實證明，她擁有的美容、沐足、洗衣連鎖店等傳統產業利潤，根本無法支撐其月利最高達15%的龐大資金成本。據《第一財經日報》最新報道，浙江省方面曾在吳英第一輪炒作后，便迅速組織人手對其家底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吳英資金鏈條之脆弱，令人震驚：其廣為炒作的洗衣店等門店日收入千余元，而吳英的本色集團每月員工工資支出便高達100多萬元。

　　現在回過頭看，高額的工資開支，免不了包括部分非法借貸成本在內。而且這僅僅是其洶涌地下資金暗河的“一捧水”。一個不遠的教訓是，金華發家的金信信托，在浙中當地曾以類似手段大肆非法吸收資金，創痛至今仍未痊愈。浙江省和東陽當地政府，在此背景下，當斷則斷，對吳英和吸附在其身上的一批高利貸主，迅速有力地進行打擊，自是明智舉措。行動的突然和隱蔽性，還可確保在當地不會攪動起更大的民眾情緒，并最可能多地追回非法所得，保證受害債權人的利益。

　　財富的人脈和人脈的財富

　　現在翻檢以往媒體的報道，更多人或許會失笑于吳英對商業“樸素而幼稚”的理解。然而拋開簡單的道德判斷，吳英對外描繪的全國本色連鎖酒店的擴張計劃，背后有其特殊的商業脈絡。若做一個粗略的統計，目前國內許多熱點區域的浙商，尤其是溫州、金華一帶的浙江商人，事業稍微做得大一些的，都離不開兩個關鍵詞：土地和商鋪。

　　內在的邏輯自然而明顯：因為許多“升級再造”的成功浙商，第一桶金往往同貿易有關。對現金的偏好、對短期高回報的重視，以及對項目絕對控制的追求，促使他們更多地進入商業地產等領域。只要判斷準確、運作得法、合作團隊能力強，投入數千萬元乃至數億元，一兩年內回報100%，并不是什么太了不得的事。筆者手頭就有類似中等規模浙商，抱團參與西部一些地區舊城改造項目大獲成功的案例。

　　從這個意義上講，吳英的商業設想，盡管相當樸素，仍符合當地商界的主流偏好。這也可以部分解釋，盡管這個事件一開始就顯現出諸多荒謬性，但仍有不少富人愿意相信她的“商業神話”。加上當地自明清以來，商業活動中的信息傳播，多依賴人脈傳播、輕易不接受公開消息。其熱衷于講述、傳播財富故事的區域特色，至今仍很濃郁。

　　故類似吳英“一夜暴富”的財富神話，一夜間傳遍浙中地區，并被許多人相信且津津樂道，也并不是孤例，而是有其深厚的商業文化土壤。只不過這次，主角過于“無知”，現實過于“殘酷”，神話破滅得太快。

　　然而，喧囂過后，這也就是給浙中當地商人增加一點飯后談資而已。在酒酣耳熱之際，在嘩啦作響的

　　浙商們的再教育

　　“吳英被拘事件”發生當天，東陽當地還發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當地一個大企業的當家人，在10日結束的東陽“兩會”上，卸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職，轉由其兒子出任。這是一個值得解讀的信號：它既折射出新社會階層一以貫之的從政沖動，也隱隱呼應了一場正在拉開帷幕、影響深遠的“繼承行動”。

　　這種繼承，不會只局限在榮譽和金錢上。它將要求新一代浙商，更注重個人內在境界的提升，更注重一種開闊的、全球化視界的學習和養成。因為唯有如此，他們從父輩手中接過財富的“權杖”后，才有可能繼續駕馭一艘艘資產動輒數十億元的企業大船，駛向更為蔚藍的海洋。

　　在那里，一個全新的浙商部落，將得以重建：他們會一如父輩那樣不畏辛勞、親力親為、善于積聚財富；同時，他們也更善于使用財富。更重要的是，他們將會內斂，憎惡揮霍，關心這個國家還大量存在的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