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所的管理上，李迅雷始終抱持一種開放的心態。

　　2000年，這種心態帶動了國泰君安研究向服務外部客戶的市場化轉型，如今，他對于研究視野、人才流動的開放心態，同樣著眼于研究所的長遠發展。

　　劉凌云/文

　　從對內服務到拓展市場化外部服務，從粗放式服務到更細致、深入的針對性服務，獲得“杰出研究領袖獎”的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所長李迅雷，作為國內證券研究行業的領軍者之一，以其不斷探索影響著證券研究行業的發展方向。

　　研究市場化帶動經紀業務增長

　　李迅雷與證券業結緣于1989年。那時，他正在上海財經大學世界經濟系攻讀研究生，常常需要翻譯世界銀行的出版物。此時，中國證券業剛剛萌芽，市場上幾乎沒有證券基礎知識方面的書籍，受萬國證券委托，他根據港臺、西方金融投資學方面的資料，參加編寫了《萬國證券實用手冊》，也對這個市場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90年，滬深交易所相繼成立，他對證券市場也有了近距離的觀察。畢業后留校從事財經研究工作的李迅雷，開始陸續在證券類媒體上開設專欄，并成為一些券商營業部的投資顧問。1996年，他正式加入君安證券研究所，從事宏觀研究。令他至今仍感自豪的是，這一年，面對市場的狂熱，他已撰文表示內地股市走向成熟需要20-30年，呼吁投資者要客觀理性。“我對全球成熟市場和新興市場作過全面比較，感到股市的發展不可能脫離經濟、金融的發展水平。因此，比內地更早設立的臺灣股市至今仍是新興市場。”

　　1997年，他升任所長助理，1998年擔任副所長。1999年君安與國泰證券合并，2000年起，李迅雷開始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所長。正是在這一年，他有感于券商研究只服務于內部，屬于壟斷性服務，提升研究的水準和有效性很困難，且公司各業務部門對研究支持的滿意度也很低，因此提出“讓客戶改變我們的研究模式”，倡導券商研究注重商業價值，根據外部機構客戶的需求確定研究內容。他的心態很開放：“如果內部服務不能滿足業務部門的需要，我也主張業務部門到外部去找服務支持。”

　　這一市場化方向，引起了很多爭議。“雖然這時約有10只基金，但它們給予券商的分倉還很少，2000年國泰君安的分倉量排在十名以外，只有幾百萬的傭金，因此，對外服務值不值，研究所內部爭議也很大。”李迅雷認為，研究部門對外服務，實際上還是為券商的經紀業務服務，“雖然那時外部服務還看不到未來，但長遠來看，機構客戶的規模會越來越大，這也是很多成熟市場的特征。他們的研究機構都是為機構和有錢人服務的。我們那時講的多的是為營業部的零售客戶服務，因為那時是散戶市場，但是研究機構與散戶的理念是不一致的，這是做不了的服務。而且，為機構客戶服務的成本低于散戶，收益也比散戶更高，研究部門和機構在專業性、理念上也匹配。”

　　李迅雷的堅持，令國泰君安研究團隊的優勢顯現。“我們對于技術分析比較排斥，覺得純粹通過對盤面的分析來提出投資建議缺乏說服力，所以就提倡搞上市公司調研，算是開行業公司研究之先河。當時，也沒想到要評最佳分析師，只想在價值投資理念上得到市場的認同。那時，基金全是封閉式，也比較好發行，對券商的基金代銷業務依賴比較少，因此對券商研究的需求更純粹，研究對于分倉的提升作用也更大。”到2001年，國泰君安的基金傭金分倉量已有了突飛猛進，排名位居第四，到2002年更躍居第一，并一直保持到現在。其數額從1999年的200多萬元，到今年可望超過1億元，近幾年來，基金的交易量一直占公司經紀業務總量的1/10左右。“今年，公司成立了銷售交易總部，原來的爭議也就沒有了，隨著市場格局的變化消失了。”

　　從粗放服務到個性服務

　　李迅雷認為，券商研究部門的負責人，職責在于實現人員、資源的優化配置，把握研究的方向。執著于思考的他，也不斷探索券商研究的方向，如何“做出特色，不入俗套”，并根據市場需求予以調整：從較早成立行業公司部、市場研究部，到針對QFII提供英文報告、因應IPO成立新股研究小組。在人員的配置上，他注重研究所的梯隊建設，在一些行業中實行以老帶新的團隊研究制，并希望尋找一個勝任的首席經濟學家，以加強與QFII等機構的溝通。

　　他希望，充當“研究所靈魂”的策略小組發揮更大的作用，實現策略研究對行業研究、行業研究對公司研究的指導，從“自下而上的研究”過渡為“自上而下的研究”。同時，由于研究機構的服務對象又增加了保險公司、社保基金等機構，他提出，以前粗放的策略研究必須改變，“一級廚師是會配料的廚師。我們策略研究的落腳點也應該是配料，要針對不同類型與風險偏好的客戶，提供符合他們需求的、有操作性的組合投資方案”，這將是國泰君安2007年研究的新亮點。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他提醒研究員學習摩根士丹利、UBS等大行著眼全球配置資產的視野，要研究誰在買中國股票。“不同地區的投資者對于資產的回報預期不同。美國利率較高，投資者對投資回報的要求也比較高，而日本的資金顯然不同。目前，購買中國股票的資金主要來自日本、中東，因此A股的估價空間比較大，可以看高一線。”

　　平和、低調的李迅雷，在業內享有極高的威望。他自認“管理風格比較平等”，因為“國泰君安的研究員平均年齡最大，特長各異，管理上不能推行生產流水線方式”。在他的帶領下，國泰君安明星分析師輩出，研究水平與人員一直相對穩定。在一些研究所擔心人才流失時，他卻心態開放，認為流動性太低也會影響分析師的學習能力與進取心，所以，他強調分析師的學習能力，自己也身體力行，并樂于將自己對新方法、新工具的學習體會與研究員們分享。比如，他提醒他們嘗試以行為金融學分析市場，也以此分析研究員：“我們對近幾年分析師的預測和上市公司的業績作了調查，發現牛市行情中，分析師普遍存在樂觀情緒，他們的預期平均高出公司實際業績20%。這一方面有牛市對心理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分析師希望多分傭金的因素，但并不能就此指責分析師的立場。”他認為，就分析師的職業操守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內部交易、市場操縱。

　　見證中國證券市場成長的他，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對歷史的興趣，是對于未來的興趣。”他說，“生命短促，所以經濟和市場的短暫波動往往被人們當作拐點”，而他習慣以十年的長度來度量A股市場的發展，以求更好地把握。因為研究歷史，他認為，牛市的形成是多種因素促成的，而且一旦形成趨勢，很難逆轉，因此，投資者尋找拐點不如順應趨勢。在《探尋拐點還是追隨趨勢》(詳見本刊7月號)的PPT首頁，他特意放了自己在雅魯藏布江大拐彎處拍的照片：“人們置身于此，往往會以為這是一個拐點，但實際上，滔滔江水的走向并沒有因180度的轉彎而改變大方向。”-(《新財富》2006年12月號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