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黃河 舒眉

　　“200多年前，英國公使向清乾隆提出了通商要求，被拒絕，清朝由此失去了一次重大機遇，而今天歷史倒過來了�！�1999年4月的一天，高盛亞太區負責人胡祖六在給《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中寫下了這個飽含深意的開頭。

　　這位在兩年前因為準確預測人民幣匯率走勢而贏得國際聲譽的華人經濟學家，在克林頓總統動搖的時刻寫下了這段話，當時中美即將達成的WTO協議面臨夭折。

　　與此同時，新橋投資的執行合伙人單偉建，正在為了收購瀕臨破產的韓國第一銀行而進行著艱苦的談判。

　　“在整個亞洲市場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著中國這樣(對外資)開放和寬容的心態。”多年以后，單偉建說，此時他已經是新中國第一家外資控股的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的股東代表。

　　而在1792年英使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提出通商要求時，“天朝大國”的盛世君王，絲毫不會感受克林頓總統的猶豫與動搖———要到半個世紀以后，中國的第一位留學生容閎才跟隨著他的教士導師踏上美國的土地；整整100年后，胡祖六的湘蔭前賢郭嵩燾還在因為其對英國制度文化的贊譽而被舉國譏嘲……

　　或許正是這200多年的失落，才造就了今天中國在亞洲最為開放和包容的心態。

　　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代出海的學人，胡祖六和單偉建無疑是幸運的。憑著自己的天資和努力，他們迅速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領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果不是資本的選擇，他們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潛心學術。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演講中，單偉建自嘲地將自己進入投資圈的選擇稱為“從士墮落到了商”——按照中國傳統文化“士學農工商”的價值排序，這顯然不是一個經濟學者的“最優選擇”。

　　無獨有偶，胡祖六在接受采訪時，也反復堅持自己首先是個中國傳統的“士”，之所以選擇投資銀行，只是因為這里及時的資訊與專業交流，更有利于他的經濟學研究。

　　從某種意義而言，傳統士大夫的入世理念也許正是這兩位投行家能夠沖破學院藩籬的信念所在。一位優秀的經濟學家有時可能像最敏感的演奏者，能夠在國際經濟的喧囂里捕捉到微弱而激動人心的旋律，并情不自禁地渴望融入即將到來的宏偉樂章之中。

　　不僅他們聽到了，包括高盛、JP摩根這些“華爾街貴族”，也聽到了世界大門外那輕微而堅定的叩門聲——

　　1995年，外經貿部部長助理龍永圖率中國代表團赴日內瓦，開始了被西方媒體稱為“試水談判”的叩關之旅。

　　一位印度企業家對“全球化”的定義是：在最適宜的地方生產產品，在價格最高的地方賣出產品，在全球尋找資金。

　　而在全球資本的大本營華爾街里，這句話被詮釋為：尋找最合適的人才，在資本價格最適宜的地方下注，在全球尋找投資對象。

　　正當盛年，嶄露頭角的胡祖六和單偉建成為了國際資本在中國最合適的代言人。

　　2001年9月11日，就在美國世貿中心倒塌的轟鳴聲中，深發展公告顯示有關部門已“原則同意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兩個月后，中國正式跨入了WTO的大門。

　　“在我們之前幾乎沒有外資對中國的銀行表示過興趣。”單偉建說。深發展之所以找到新橋，正是看上了它在收購韓一銀行后所表現出來的管理能力。

　　對于當時中國股市上的投資者而言，并不熟悉通過改造企業創造價值的投資模式他們更多見識的是德隆、中科創業這樣的莊家。

　　在新橋進入后，市場和投資者都在計算這位“新莊家”從法人股收購進入，到未來的退出之間，能夠賺到多少“差價”。

　　而在單偉建看來，這根本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之內”，他要幫助創造的是一家國內銀行“從壞銀行到好銀行的樣板”�！皬纳�意風險來講，1.5億美元的投資(與風險)根本就不是一個相稱的對比”。單偉建更看重新橋“銀行修理工”的名聲是否會因深發展改造的失敗而毀于一旦。“收購只有創造價值才能獲利，國內理解這一點的太少了�！�

　　與新橋在深發展收購中的“掌控者”角色不同的是，胡祖六代表高盛在2004年匯豐參股交通銀行的談判中更多地扮演著“溝通者”的角色，在作為交行IPO財務顧問的過程中，胡祖六和他的同事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對交行的盈利模式、競爭戰略、公司治理等“大多數投資銀行不會關注”，卻直接影響著交行長遠發展的內容進行了規劃。

　　對于近來中國銀行業賤賣的說法，胡祖六嗤之以鼻，“那叫站著說話不腰疼”。

　　這位至今仍持中國國籍的“國際資本代言人”，在銀行、資本市場、匯率等一系列敏感問題上總是有著一貫的原則———開放，在國際潮流中尋找自己的比較優勢。

　　尖銳的觀點已不止一次為他惹來麻煩，2001年8月，他在香港批評內地股市市盈率過高，1000多家上市公司只有很少值得投資，隨即被批評他所代表的高盛公司已經在中石油等公司的海外上市中賺得盤滿缽滿，現在又想通過“唱空”來插手內地股市。

　　從入世的那一刻起，胡祖六和單偉建似乎注定了要當雙重角色：一方面他們以國際資本代言人的身份，近乎執拗地在這個龐大而古老的國度里開鑿著更合乎國際規則的制度空間；另一方面，他們又以親歷者的身份，向國際同行反復解釋中國開放帶給世界的是希望和共贏，而非崩潰。

　　針對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胡祖六與瑞銀證券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于2002年合著《關于中國與世界的五大神話》，從產業競爭、區域競爭和經濟結構等各個層面進行了深入分析。安德森在今年寬慰地回顧到，隨著本書的推出，“所謂的神話已經遠沒有四年前那么流行了。”

　　面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單偉建不僅在一系列研究文章中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借來的增長”蘊含危險，并指出了銀行改革的關鍵在于建立注重投資回報的信貸文化。今年夏天，在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舉行的一個午餐會上，單偉建面對1600人脫稿演講自己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心得，其尖銳的觀點和才氣，讓在場的不少人甚至忘記了吃飯。

　　相對他們的言論，更有說服力的是這個市場本身的變化：著名創投與私募股權研究機構清科公司的研究報道顯示，2006年私募股權投資機構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高達117.73億美元，而募集的資金則高達121.61億元，而其中并購基金以57.40億美元的募資金額高居榜首。

　　僅僅是生意上的吸引力，對于國際投資者來說還遠不足夠，他們還需要更加透明而穩定的制度環境，更加成熟的規則以及遵守規則的市場參與者，而對于在制度縫隙中成長起來的中國財富創造者來說，會計準則、財務數據這些西方投資者不可或缺的投資工具，還幾乎沒有擺脫“裝飾品”的功能。

　　實際上，胡祖六在《關于中國與世界的五大神話》中，已經反復指出中國距離真正的“全球化”還有著相當遙遠的距離，令他擔憂的是，5年后的某些保護主義思潮，正在把WTO協議從進入全球化的“最低門檻”變成“最高門檻”。

　　“回顧人類的歷史，有許多曾經經過高速發展時期的充滿前景的國家，后來都停止了、落伍了、衰落了，南美洲的阿根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