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天生的商人和天才的商人

　　我看溫州青年創業者

　　文/王曙光

　　溫州青年是一本難讀而耐讀的書。

　　說起來，青年是最透明最坦誠最容易讓人了解的人，何以一加上溫州兩字就讓人難以琢磨呢？

　　先從難懂的溫州話談起。據說在戰斗中，我軍的聯絡老被對方破獲，帶來了不小的損失。緊急之中，我軍讓兩地的溫州老鄉傳達命令，結果由于話語難懂、保密程度高而大獲全勝。確實，溫州話即使對其他浙江人來說，也如天書一般，別人只有看說話者面部表情的份。而800萬溫州人，只要一說家鄉話，便形同一家，很快就會組成商業同盟。在全國，在全世界，溫州“同鄉會”哪兒都有。就像猴子撈月亮一樣，只要有一個溫州人在那兒站住腳了，很快就有一群溫州人會在那兒安家——地不分遠近，國無論中外，別人實在很難明白他們是如何形成這種群體效應的。抱團，是溫州人的一大特點。

　　溫州人是經商的天才

　　從地理上看，溫州面海靠山。人的心態受歷史影響，相當獨立自主，從不“等、靠、要”，只注重自我行為的實現。也許是面海靠山，溫州人既眼界開闊、思維活躍，又意志頑強、從不言敗。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自主改革、自擔風險、自求發展、自強不息”的溫州風格便成了一種精神成果。

　　如今大城市的年輕人，二十好幾的人，很多還像個沒斷奶的孩子，幼稚得可以。而溫州青年卻不，他們中好多人年紀小小便離家外出經商去了，有些甚至連普通話都聽不懂，但他們不怕，一抬腿就走。別說是國內，就連大洋彼岸，也就這樣一抬腿走了。什么“聽不懂英語，無法交流，怎樣生活”等等，他們都不像其他人那樣顧慮重重。這就是溫州人。

　　溫州青年的手是最勤快的，溫州青年的腿是最長的。只要能生存，什么活都能干；只要有生意，什么地方都能去。“四海為家，萬業為生”，這就是溫州人。

　　溫州究竟有多少人在經商？在經商的人里面，又有多少年輕人？數字是驚人的。不算溫州本地，僅以在全國各地創業的溫州人來統計，就有160萬！他們創辦企業3萬多家，總資產超億元的企業近50家，個體工商戶37萬戶，年銷售收入達1600億元。也就是說，溫州全市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溫州以外的國內市場經商，人數超過了溫州市轄的五個縣(區)的人口總和。此外，還有數十萬溫州大軍在國外經商，足跡遍布全球。

　　再往回看，溫州全市有5.6萬家企業，產值達2030億元，其中制鞋企業就有六千多家，從業人員幾十萬，產值200多億元。此外，溫州還是“中國眼鏡生產基地”，實力雄厚。在溫州全市的兩千多億產值中，私營企業占了98.8%！

　　溫州人是經商的天才，溫州是私營經濟的搖籃。

　　在這支奇特的經商大軍中，年輕人成為主流和主力。

　　早在1986年，筆者參加工作組去溫州，發現其時的溫州青年安心守家的就寥寥無幾。偶有在機關謀職的青年，在遞過來的機關名片背后，也印著家庭企業的頭銜——上班坐機關，下班做生意，成為青年當然的選擇。再后來，他們就把機關名片換成了企業名片——因為他們辭去了公職，成了純粹的商人。這樣說，并非溫州的青年都不愿意當機關干部，而從價值取向來看，多數溫州青年確實更愿意把經商當成自己人生發展的首選。從溫州青年的個性來看，幾乎都散發著溫州人特有的自由習氣：很不習慣按機械程序處事；很不適應等級之間的關系；很不理解為什么不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很不在乎別人的評價……在他們看來，商海是最自由的大海，經商是最好的游泳方式，賺錢是人的本能，財富是成功的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鮮明的個性一旦成為區域性的共性，這個群體在觀念上的一致性就遠非其他地方的青年所能比肩。觀念就是財富，可以說，溫州歷史上形成的商業文化積淀熏染了一代溫州青年。今天，這種群體性的創業觀念本身就已經成了一種可持續增長的財富—如同馬克思所說：“個人利益一旦確定，也會對社會的發展起積極作用。”商品經濟造就了人個體的全面的能力、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關系，是促使人的個體從狹隘的個人向全面發展的個人的過渡階段。在計劃經濟時代，溫州人就重視個人利益，敢于追求個人利益，頗具“另類”色彩。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移中，領風氣之先的溫州青年更是在商品經濟觀念、市場觀念、時間觀念、信息觀念、效率觀念、人才觀念、創新觀念、競爭與合作觀念等方面跑在前面。甚至在法制觀念上，他們也經歷了從痛苦到自覺的變化。我國加入WTO以后的第一樁國際官司，便是溫州青年企業家利用法律武器反擊外商對我們提出的“不正當競爭”的指控，維護了自身的利益。這次非凡的經歷，不但讓溫州青年企業家感受了

維權的意義所在，更是提醒所有的溫州商人注意：必須遵守游戲規則，按規矩出牌，否則，將為自己在法律上的無知而付出代價。如果說一向以自由為選擇的溫州青年企業家，能夠把法律這一課及時補上，那么，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就不僅僅是贏在經商的意識上，而是勝在現代商人的綜合素質上了。

　　路費就是學費，市場就是學校

　　溫州青年在經商上的成功，離不開學習。與其他青年不同的是，他們不把眼睛盯在一張文憑上，而是在社會實踐中學。很多溫州青年小小年紀便出門遠行，走一路看一路學一路干一路，“路費就是學費，市場就是學校”。憑借這種原始的、特別的學習，使大批靠雙手打工的補鞋匠、彈花匠、小木匠、油漆匠、推銷員見多識廣，他們比別人更敏銳地覺察到什么叫做商機，如何把握商機。于是，他們敢包天上的飛機，敢包廣袤的土地，敢包流淌的江河……如今財富榜上的許多年輕巨商，像風光無限的南存輝，曾是街頭補鞋匠；大氣磅礴的王振滔，當過小木匠；橫空出世的邵聯勤，曾是小裁縫；榮獲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的錢金波，也是一位做鞋人……當然，今天成功的溫州青年企業家，不會在學習問題上沿用原始的方法，他們迫不及待地走進大學，從理論上提高自己，使自己的企業更好地與國際接軌，更理性地求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如今，一批溫州青年企業家成了新型的學習者。

　　就這樣，務實的溫州青年在最底層定位，又在最高層尋求商業目標。他們既住五星級大酒店，也躺擁擠的火車地板；既坐飛機，也擠公交；既赴最高級的宴席，也將就最便宜的盒飯；既穿最昂貴的西裝，也能打赤膊干活；既能倒頭睡一整天，也能連續幾天不合眼……

　　如今，無論是我身邊接觸的溫州青年，還是在歐洲已具有國際身份的溫州青年，他們有越來越多的能力讓我們看不懂：來到杭州沒幾年，便從兩手空空的外鄉人變成了“資本家”；在整個歐洲，各個國家都能看到溫州青年開的商店、飯店，即使在法國最繁華的巴黎，在艾菲爾鐵塔邊，我也看到溫州青年從端盤子開始，現在開起了像模像樣的飯店。美國“9·11”事件后，精明的溫州商人迅即生產出大量美國國旗，成為市場上最搶手的商品；而中國春節聯歡晚會上一曲“常回家看看”，溫州商人又把“中國結”銷往全世界……溫州青年實在是個謎，值得我們長期解讀。

　　溫州人做生意能“見風長”。如今，溫州的打火機產量占全球半數以上，皮鞋產量占全國的五分之一，低壓電器占全國的三分之二……在

福布斯排行榜上，溫州青年企業家星光閃爍。確實，在經商方面，若以群體論英雄，其他青年鮮有能掰手腕的。當然，富了以后的年輕巨商沒忘回報社會，以正泰集團的南存輝為例，在希望工程、山區扶貧、慈善方面就捐了大量款。

　　在國內外，從溫州村到溫州街、溫州城，“溫州現象”吸引了四方來客。當年的遼寧省省長薄熙來率考察大軍直奔溫州，收獲頗多；廣東60位青年企業家集體考察溫州，感嘆不已。

　　溫州青年創業者給市場經濟大合唱增添了強有力的音符。如何使他們在未來的征程中實現理想的發展？在“浙商現象研討會”上，我提出自己的觀點：希望“浙商”之類的概念今后逐漸淡出舞臺，而代之以更體現面向國際經濟格局的“中國商人”新的整體形象。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浙商”，特別是“溫商”在意識形態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在學習型社會建設過程中，提供自己在商業以外的價值取向。

　　

中國經濟發展之路，在青年的創造中迅速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