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衣錦離鄉記：溫州富豪群體性大規模遷移上海

　　《望東方周刊》記者朱國棟 特約撰稿曹薇、王新磊／上海、溫州、杭州、河南報道

　　8月，溫州人張忠青再三考慮后，向家人提出了醞釀已久的計劃：把家遷到上海，并把兒女的戶口也辦到上海。盡管張忠青之前在上海早就擁有數套住宅，但他沒想過遷移，讓張忠青下決心遷居因素很多。他告訴《望東方周刊》記者，“孩子看來是塊讀書的料，讓他在大城市受教育應該比較好，另外，如果能把他辦成上海人的話，孩子高考有不少優勢，上海的重點分數線比浙江要低幾十分甚至更多。”

　　張忠青遷居上海的另一層背景是，他在老家與朋友合辦的皮鞋廠，因為規模太小、利稅也不多，很難得到地方政府扶持，所以，幾次申請工業用地都沒有下文。他覺得在溫州的事業已做到了頂點，按照他的話說，就是“很難有更進一步發展了”。

　　迄今為止，無論專家學者、媒體輿論，對“外來人員”的概念更多停留在農民工身上，而對于人數龐大且掌握著巨大財富的移居富裕階層，則關注甚少。

　　遷徙的富裕人群絕大多數屬于新社會階層。他們為何衣錦離鄉？為什么離開養育他們、甚至讓他們掘到第一桶金的故土？他們的遷移，對地方政經格局，又會帶來什么影響？

　　屠昌忠：不得不走的溫州富豪

　　柳市是溫州模式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以電器工業聞名于世，每年創造了數以百億計的產值，數十萬人賴以謀生。但翻開柳市電器工業發展史,我們就可以發現，有大批的樂清人，連家帶口，和企業一起搬到了上海。

　　一開投資集團董事長屠昌忠是其中一位代表，盡管屠昌忠的企業，無論在樂清還是上海，都不是工業電器行業中規模最大的，但他卻一直是新聞焦點人物。作為溫州商人中知名的慈善家，他曾向社會捐助過上千萬元，他所在的一開集團，也是國內首個開設慈善部的民營企業。到了2006年前后，他則以團購私人飛機而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

　　在接受《望東方周刊》記者專訪時，他坦言“人生和企業的轉折點都是在走出柳市，遷移到上海之后。”回憶起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創業歷程，屠昌忠頗為感慨。

　　柳市生產工業電器始于1969年，到了1979年，當時的柳市通用電器廠產值就超過億元，在當時連溫州市區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也難以達到這個數字。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柳市的電器產業得到飛速發展，但“小、亂、差”的局面開始形成，由于惡性競爭而導致的偷工減料現象開始出現，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柳市電器遭遇了嚴重的“信任危機”。

　　當時的公開報道披露說，全鎮1267家低壓電器門市部全部關閉，1544家家庭生產工業戶全部歇業，359個舊貨電器經營執照全被吊銷。公安部門立案17起、涉及18人，檢察院立案26起、涉及34人，工商部門立案144起。當時產值就達10億元的柳市電器產業幾乎一夜之間陷于癱瘓。

　　盡管治理整頓5個月就結束了，但這次行動導致的全國對柳市的“信任危機”，卻難以消除。

　　要想獲得先進技術關鍵是人才，于是屠昌忠想到了找工程師到柳市，“但大城市的工程師沒有一個人愿意到小地方工作，哪怕工資高一點他也不干。”屠昌忠說。

　　于是，屠昌忠決心找科研單位合作，但就是在尋找合作伙伴的過程中，屠昌忠的自尊心一再受到傷害。“我一說自己是溫州人，來自柳市，那些國營大廠和科研院所的領導們馬上轉變態度，堅決不和我們合作。”屠昌忠為了尋求技術支持，曾到過武漢、上海、成都、廣州等許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絕。

　　毫無疑問，這種局面需要改變，屠昌忠當時就想，企業外遷可能是解決技術瓶頸和信任危機的捷徑，一番波折后，屠找到了嘉興一家國營電器大廠的支持，僅僅1年不到，屠昌忠就嘗到了甜頭，企業的銷售額從每年20多萬元飆升到800多萬元。他認為，如果將企業搬到上海，應該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人才、技術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品牌形象也會大幅提升。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屠昌忠就在上海收購了一系列集體企業，獲得了大量的技術人才和先進生產設備，產品質量得到了質的提高。市場上的反應也讓他十分欣慰。

　　屠昌忠介紹，有大批樂清電器企業搬遷到上海，除了人才、技術和品牌之外，商務成本因素也很重要。“上海對我們這些外來投資的政策是3免2減半，如果繼續在柳市投資，這些政策可能享受不到，另外，我們企業所在的奉賢的土地成本，大概是溫州柳市的三分之一。”

　　為何離鄉

　　像柳市這樣群體性大規模的富人遷移，當然只是在富人遷移行動中的少數。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企業搬遷都是富豪離鄉。

　　屠昌忠告訴《望東方周刊》記者，“在柳市企業家中，真正企業重心在上海，企業家本人和家人生活中心也在上海的，像正泰、德力西等這些企業，他們只是在上海設了一些生產基地和科研機構等等。”

　　富豪離鄉除了個人生活、事業發展之外，還有許多考慮。

　　已擔任寧波商會常務副會長的裘東方是新生代寧波在滬商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老家寧波的履歷頗不平凡：曾是寧波化工局最年輕的處長，后來成為化工部科技總院、浙江省化工廳和寧波市有關部門合作創辦的一家科工貿一體化股份公司的負責人，20世紀90年代中期企業到上海發展，之后企業改制，成為現在的保集集團。

　　對于為何離開寧波選擇上海，裘東方有自己的考慮，他告訴《望東方周刊》記者，“作為寧波人，企業和自己當時在上海也有不少業務伙伴、私人關系，當時我們看到了上海房地產發展的苗頭，而企業單靠化工科技產品似乎很難長期盈利，因此，那時候我們就遷到了上海。”

　　像裘東方這樣因為事業需要而隨企業遷移的案例很多。以長三角為例，不少知名企業家都走過這樣的遷移之路，如溫州已故企業家王均瑤、杉杉集團的鄭永剛、神秘低調的寧波富豪郁國祥兄弟等等。

　　2004年，浙江省個私協會專門就該事件作了一次調查，完成了《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浙江一些政府部門的職能轉換和服務改進措施不如滬蘇到位。少數把持行政大權的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思想觀念和服務意識仍需提高。有的把個私民營企業當作自己的“搖錢樹”；有的在企業審批過程中拖著不辦變相設卡；有的部門片面強調法律法規的規定，使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打著規范的旗號，使本已降低的準入門檻重新抬高；還有一些政府主管部門總想把“好事”都留給關系戶，個私民營企業稍有“非分之想”，不是當頭棒喝就是“不批不閱” 。

　　離鄉之路非坦途

　　對于新興富人而言，離鄉可能意味著更多的成功、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質量。但離鄉之路并非坦途，并不是只有農民工出門在外才會受委屈。也有的企業，總部遷移到別的城市后，核心產業反而衰退。

　　金華人黃青松曾在老家事業有成，除了有幾家商鋪外，還在兩家工廠里有較多股份。數年前，在北方某省的一次投資失敗經歷至今仍耿耿于懷。2001年前后，黃青松在一次招商會上認識北方某省一個農業縣的副縣長。到當地考察之后，他發現該縣盡管經濟比較落后，但消費能力強的人和機構并不少，該縣上檔次的酒樓卻不多。

　　經過一番考察后，黃青松將老家的商鋪轉讓，工廠也委托熟人照料，決定去那里投資一家酒店。開業不久，老黃發現一些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到酒店消費較多，但很多是賒賬。……

　　黃青松告訴《望東方周刊》記者，“我在那個縣經營了2年，每年都虧損上百萬，那邊的規矩和我老家這邊完全不一樣，后來實在支撐不下去了就歇業回家，原本我打算都把兒子轉到當地讀書了，但結果居然是這樣。”

　　原本打算打官司的老黃最后還是作罷：“這個縣連教師工資都發不全，估計怎么告也算不清這筆賬了。”

　　除了普通的民營小企業外，巨無霸型的大型民企，總部遷移之后也未必就一帆風順。

　　1999年1月，曾長期坐穩中國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團，把總部從寧波遷到上海。

　　杉杉認為他們的遷移戰略取得了很大成功，理由包括資產規模也從18億元增長到42億元， 在高科技、投資等許多領域，杉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毋庸諱言的是，杉杉集團的主業市場占有率在下降。最鼎盛時期，杉杉集團曾占有中國品牌西服40%以上的市場，但到了2004年后，這個數字下降到了10%以下，有學者甚至認為已下降到不足5%。

　　與此同時，1999年之前在業內比杉杉集團規模略小的雅戈爾集團，卻走上中國男裝的第一把交椅，無論是西服還是襯衫。2005年，雅戈爾襯衫國內的市場占有率達到11.8%，連續11年排名同行業第一；而雅戈爾西服的市場占有率也高于12%，連續6年穩坐行業頭把交椅。

　　除了扎實的主業之外，雅戈爾還成為了寧波最重要的地產商之一，市場占有率達到25%。

　　寧波當地許多評論者認為，雅戈爾能成為寧波首席地產商，和寧波市政府的優惠政策與支持不無關系。至于主業服裝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政府支持更是必不可少。

　　假如杉杉留在寧波，他們會取得什么政策優惠，雅戈爾是否還能一枝獨秀呢？更多詳情，見149期《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