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最討厭唯唯諾諾

　　曹德旺：我最討厭中國人跟洋人唯唯諾諾

　　我認為做人第一就是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家里，為人子要盡人子之責，為人夫必須盡人夫之責，為人父要盡人父之責；在社會上，要盡公民之責，要有強烈的民族和國家意識，這樣你才會成功。

　　我們福耀公司經常要跟國外的公司打交道，談判或者做生意，很多事情要跟外商接觸。我們和他們很客氣，但這種客氣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須建立在對方對中國的友好和尊重 的基礎之上。我們最初和法國的圣戈班集團談合作，談了3年，中間有一年我們停掉不談，為什么呢？

　　那件事情大概發生在1994年，我們的張家坤副省長請他們圣戈班的人吃飯，在桌面上他們就很不友好地問我們：“你們中央跟地方的矛盾是怎么回事？”而且還講了一些很難聽的話。吃過飯后，我送圣戈班的代表回酒店，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講：“我們的事情就此為止，我們不談了。”

　　他們問我為什么，我說：“我們中國人有這樣一個習慣，習慣把長官比成父母，你要是尊重我，你就不會當著我的面講我父母的壞話了。所以我認為你這樣做是對我極端不尊重，因此我們不談合作這件事情了，你聽懂了嗎？”

　　后來圣戈班這個項目停了一年的時間，他們又來了，而且還要請我做總經理。原本我想請圣戈班進來，他們來管我這個廠，我退出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個時候我為了安排我退出去以后的生活，還特意學了打

　　結果，圣戈班進來，就不讓我走，要我給他們當董事長和總經理。我不想做，所以我就跟他們漫天要價，我說要200萬的年薪。要知道，我原來自己做福耀的總經理一個月工資才400塊，到了1993年以后才是10000元。哪里想到，他們根本就沒有和我講價，說200萬就200萬，當真用了200萬工資雇我。他們說值這么多——200萬港幣，每年遞增10%，我是因這樣的條件給他們做總經理的，而且圣戈班還給了我很大的權力。

　　有外邊的人傳聞說我和圣戈班后來有矛盾，其實我們到現在關系還是很友好的。圣戈班對于我個人來說，他們做得無可挑剔。但是我們之間的合作惟一的問題是，圣戈班是一個很大的公司，公司大了層次就多，所以對于我們來說，他們的反應太慢了，我們適應不了他們，后來因為這個問題，雙方有了分歧，最后的解決是很友好地解決——他們把股票出讓給我，我把錢給他們退回去，相當于我用了幾個億買回福耀。

　　那年4月，我去了法國，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訪圣戈班的總裁愛生華，我們福耀的每個項目投產他都派人來參加剪彩，我們一直保持著高層互訪的關系。愛生華先生對我說：“我理解你，我把股份還給你。”我認為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之間的關系就應該是這樣的，大家是平等的，是互相尊重的。這樣即使有分歧也沒有關系，依然能夠求同存異，如果不是平等的，是誰求誰的關系，那么即使是綁在一起，那種合作能被稱為愉快的合作嗎？所以我一直在說，不要看人家比咱們發達，就自卑。我現在已經把玻璃從中國出口賣給日本人、美國人，還遠銷到加拿大，并且打到了歐洲。外國人對我們很惱火，去年又去告我們，說我們傾銷，事實上是不存在這樣的事情的。

　　現在回憶起我這些年的發展，我覺得一個企業家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熱愛自己的國家，這種熱愛不僅會給自己帶來財富，而且還會成為做事業的動力。我最早不是做汽車玻璃的，而是做水表玻璃的，1980年前后，在國內的汽車維修市場，從日本進口汽車玻璃，一塊就要一二千元美金！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做這種高檔汽車玻璃的技術，另一方面是那時中國本身普通玻璃供應就很緊張，都是根據國家統配指標來賣的。所以我想我應該去做汽車玻璃，我認為中國人應該有一塊自己的玻璃。

　　1986年我開始做汽車玻璃，此后不久在汽車維修市場上，我用自己生產出來的汽車玻璃替代了日本的進口汽車玻璃，從此中國高檔汽車玻璃不用再到日本或者其他國家去進口，我認為這是我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當時日本人在中國出售汽車玻璃的價格一片要幾千元，我只有他幾分之一的價格。國內的勞動力價格便宜，我剛做的時候，一塊擋風玻璃成本大約100元人民幣就夠了，我可以賣到1500～2000元一塊，所以說，有人認為我從1986年開始到1988年這段時間，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鈔票。不過，我認為我只賣了一個很合理的價格，我只賣了日本進口汽車玻璃的1/10價格，而且是我用了我生產的玻璃替代了進口。在我之后，許多人發現這是一條成功之路，于是做汽車維修玻璃的人多了起來，現在估計大大小小的也有十幾家企業了。

　　我認為中國的希望在于中國人自己的覺悟，如果每個行業都有人執著地把自己的事業與國家聯系起來，比如說如果我是一個汽車廠的廠長，我會認為中國人需要自己的一部汽車；如果我去生產摩托車，我會認為中國人需要自己的摩托車，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相信我們國家一定會有最具競爭力的汽車、摩托車，而執著于這項事業的人，不但能夠成為自己這個行業的領袖，為自己與社會創造財富，而且有機會躋身于世界這個大舞臺，為世界創造價值和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