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商人格格不入

　　文/吳曉波

　　必須承認，我與一些人總是格格不入，這些人有很多的別稱：老板、經理、總裁是他們常用的名字，比較時髦的叫法有CEO、董事局主席等。

　　這16年來，我一直跟這些人廝混在一起，但不知道為什么我總是無法讓自己跟他們心脈相連。在第一年當記者的時候，我給一家企業寫了篇報道，老板大方地對我說：“從現在起，你所有的出租車票都可以來我這里報銷。”我至今記得他那副誠懇而慷慨的神情。在大學的最后一年，我遇到過一句話“你必須有一份不以此為生的職業”。我原來以為它講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職業觀，到后來我才知道它的正確性。

　　這些年來，我目睹了太多的金色傳奇，它們的誕生如《納尼亞傳奇》里的獅王降臨，光芒萬丈讓人不敢逼視。現在，它們有的已沉沒在歷史的海底，有的還在鎂光燈下不倦地起舞。過去的經驗，讓今天的我總是心懷叵測，當一個被包裝得無比光鮮的商業故事出現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往往是——“我不相信”。我總是想求證那些違反了自然規律的“靈異現象”定有它不可告人或未被揭示出來的一面。要命的是，在很多時候，我的預感往往不可救藥地變成事實，但它又一次次地讓我陷入失望。常年以來，這種“不健康”的心態使得我跟他們總是格格不入。

　　我參加過無數的論壇、演講，每當我坐在他們中間或旁邊的時候，總是會渾身的不自在，特別是聽到他們喋喋不休地闊談社會責任和公共道德時，我就會發生不良的生理反應。有一次，我在上海主持一場“峰會”，一位開發商與一位政府官員為了“房價到底該如何走向才對上海市民有利”，爭得面紅耳赤。我忍不住在中間插話說：“你們不說，我倒還挺清楚，你們越說，我是越糊涂了。”這是魯迅先生講過的話，他們一定沒有聽說過，所以兩人都很不爽的樣子。我也沒有辦法，我實在是忍不住，對于那些利益集團以改革發展、全民福祉為名義而大肆進行的攫取行為，我總是難以遏制自己的厭惡。我無法阻止他們，但我總可以與他們格格不入吧。

　　我從來不否認這是一個“企業家的年代”，1987年，偉大的彼得·德魯克就是這樣預言的。商業正在成為改變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在如今的歐洲思想界，一本《當企業購并國家》的書籍正受到關注，作者在思考“如何抵抗跨國公司對公共利益的侵略”時，給出的惟一建議是發揮非官方組織和公民的力量。比如，WTO在香港開會的時候，跑到會場外面去絕食或扔臭雞蛋；或者，動用綠色和平組織或工會的力量開展形形色色、帶有娛樂色彩的示威游行等等。這樣的“解決方案”聽上去非常的乏力，更讓我感覺我的這份格格不入可能是一個普遍的“思想病”。

　　在過去的很多個時刻，我都差一點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那真是一種很難抵抗的誘惑。我們的國家和家族，都無一例外地貧困了一百年，當財富游戲的輪回終于到了我們身上的時候，你很難真正地置身度外。我必須承認我出賣過自己，這是原始積累的一部分，否則我無法在今天可以躲進資料室里不愁吃喝地寫那本沒有任何資助、也沒有預支稿費的《中國企業史》。但我始終知道自己不是他們中的一員，我缺乏某種天賦，更致命的是，缺乏投身金錢游戲時的那份難以言表的快感。有一次，我向一位已經擁有10億元身價的企業家朋友提了一個很愚蠢的問題：“你已經有那么多的錢，為什么還要繼續做下去？”他說：“我想要挑戰自己，我想知道到底我這輩子能夠賺到多少錢。”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有“理想主義氣質”的回答，金錢在這里已經變成了個人奮斗的目標，它符合“一個人總是要有點理想的”這條最高指示，不過從我的價值觀來說，我總是與這些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