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當經理連載之一

　　編者按：石青松先生，美籍華人，美國商業管理博士，現住俄克拉荷馬州。

　　石先生曾在國內的旅游和進出口企業從事管理工作，1980年代留學美國；1990～1997年在沃爾瑪工作，先后擔任商場總經理，總公司國際采購部業務主管；1995年回中國深圳，主管第一家沃爾瑪和山姆會員店的開業工作；與此同時，擔任中國內貿部顧問，并應邀巡回國內為中國企業家舉行各種形式的領導才能培訓班；1997年回美，應邀在美國第二大連鎖企業目標公司擔任商場總經理。目前，石先生就職于“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公司”——魯斯公司，任商場總經理。

　　和其他海外學者不同的是，石先生17年來一直在美國最成功的企業從事第一線的管理。透過他的作品，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一個中國經理人在美國社會的成長全記錄，還有幸得以透視世界上最優質企業的內部運營，學習世界上最先進的管理實務，其方法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和適用性。

　　《我在美國當經理》系列管理書籍，將從不同的角度描述石先生在美國公司修身成長、管理進步的親歷體驗。從本期開始，本刊經授權獨家連載該書的精華篇章。全書將于明年五月經商界傳媒編輯出版，敬請關注。

　　在美國生活了十七年的我，不再意識到我的鄰居朋友是行為怪異的美國人而我是外國人，不再認為我的員工和我有著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交流上的差異，不再感覺到我的祖國是在遙遠的他鄉而我只是這里的過客……

　　我是怎樣做到的？或者說，美國人是怎樣做到的？

　　親歷“種族歧視”

　　□文/石青松

　　當華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談論的話題常常離不開種族歧視。大家爭論的焦點是：中國人究竟受到多大的歧視，與黑人和墨西哥人相比，誰受到的歧視更多，更嚴重。

　　每到這樣的場合，我就是最不受朋友們喜歡的人。因為我總是頑固地認為，在美國沒有他們所描述的那種令人寸步難行的種族歧視。

　　在我看來，歧視無處不在，人一生下來就面臨著他人與自己的差異。而大多數時候我們所謂的歧視，就是對這種差異以及由此導致沖突之后的一種極端認識。我滔滔不絕地說：如果我們身在美國，不能流利地掌握英語，不能和美國人進行坦誠地交流，我們就難免受到歧視；如果我們帶著根深蒂固的不良生活習慣，做一些讓美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就很可能受到歧視；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和美國人公平競爭，整天背著沉重的“種族歧視”的十字架并以此為借口，我們就必然受到種族歧視。事實上，給我們頭頂戴上“種族歧視”緊箍咒的往往不是美國人，而恰恰是我們自己。

　　我的觀點令大家難以忍受，但那是我真實的生活體驗。

　　我受到的第一次“歧視”

　　我博士畢業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新澤西州的一家沃爾瑪商場，職位是商場副總經理培訓生。按慣例，三個月后我將成為一個商場的副總經理——這個職位將把一個窮學生推到美國社會的小康階層，收入相當于美國人平均收入的兩倍。我當時的激動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一個星期過去后，商場總經理把我叫到辦公室。他關起門來，突然顯得吞吞吐吐起來。他用十分難以啟齒的表情對我說，整個商場的員工很高興公司來了一位中國人，他們歡迎我的到來，也很尊敬我。但是，我必須注意生活上的一些行為，因為員工對我有意見。他舉出以下例子：我每天都從家里帶飯到公司里去吃，在休息室的微波爐一加熱后，中國菜獨特的大蒜和生姜的味道充滿了整個休息室，讓有些員工不得不離開；我吃完飯后，用水嗽口，并把水吐到休息室的池子里，讓所有員工覺得惡心，他們再不用這水池了；我吃面條時，吃一口后把面條咬斷，讓它從口中再掉到碗里去，讓員工難以接受；而且，我將整個碗端起來放在嘴邊，旁若無人地“嚯嚯”地大聲吃起來，顯得粗魯……他說著說著，我再也聽不下去了，紅著臉惱羞成怒。我第一次強烈地感覺到“美國人對我的歧視”，我想，一個中國人要想當上美國人的經理，是多么的艱難。

　　那個星期天我去了教堂。面對美國牧師，我毫無保留地將公司員工對我的意見全講了出來。

　　牧師跪在我的面前，緊握我的雙手，示意我們閉上眼睛做祈禱。他祈禱上帝去啟發公司員工的心，讓他們能夠接受生活習慣不同的我；同時，他祈禱上帝開闊我的胸懷，去公正地評價員工對我的批評。然后，他和我談了很久，真誠地告訴我，員工的意見是對的，我不應該把它看成是種族歧視，而只是文化背景的不同，生活習慣和方式的不同所帶來的差異。我既然生活在美國，就應該入鄉隨俗。他說，美國人不在公共場所嗽口，那是只在自己家中洗盥間的隱私；美國人吃面條時，將面條挽在叉子上，然后全部放在口里，不讓斷面從口中掉下；美國人吃西瓜時，先把籽掏出來再吃，從來不從口中吐籽出來……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了很多，就像牧師說的那樣，如果公司歧視我，就不會從眾多的競爭者中挑選了我這個帶著口音的中國人。我記得當時那位黑人地區經理帕爾告訴我被聘用時的激動表情。他告訴我：我是他迄今為止招聘的唯一中國人，也是他所知道的整個沃爾瑪公司唯一的中國經理。他還說，他就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帶有不同文化背景、來自不同國度的人參加沃爾瑪這個大家庭。

　　從此，我開始細致地觀察美國人的言談舉止，開始徹底地將自己“西方化”。

　　還有一件事讓我記憶猶新。那是在沃爾瑪工作了一年后，我被提升為商場總經理。那位黑人地區經理帕爾依然是我的上司。他在電話會議上說，因為天氣變熱，要求我們把湯類食品陳列在商場入口處，讓更多的顧客購買。在英語里，“湯”(soup)和“肥皂”(soap)的發音特別相似，我以為因為天氣熱，洗澡的多了，所以要把肥皂放到入口處。于是，我要主管肥皂區的經理將商場出售的上百種不同品牌的、固體的和液體的、洗頭的和洗身的，全陳列到商場入口處。

　　在下一次的電話會議上，帕爾念出各個商場湯類食品成倍增長的銷售業績，而惟獨我們商場的湯類食品銷售依然如舊。不過奇怪的是，他發現我們商場的肥皂類商品增長了四倍，于是好奇地問我是什么原因。我又一次地體會到了“身為老外”的感受，只得乖乖地承認，我誤聽了一個單詞。但帕爾在電話里捧腹大笑，立即決定下一個星期，所有商場把肥皂類商品搬到商場前面去，但我們商場當然是把湯類商品換到前面去。

　　后來帕爾對我說，如果他自己去中國生活，肯定會鬧出同樣的笑話。他的表情善意而親切，絲毫看不出歧視的影子。

　　加入美國國籍

　　十二年前的一天，我成了美國公民，是在一家阿肯色州的法院里。當時，法院為我們這一批人組織了各種慶祝活動：有二戰時的殘疾軍人給我們講述他們出生入死的戰斗生涯；有海陸空儀仗隊表演升旗儀式；當一位歌唱家演唱美國國歌的時候，墻上有熒光屏放著美國人前仆后繼，為自由而獻身的歷史畫面。最后，我們舉起了右手，對著美國國旗宣誓。

　　儀式完畢，人們開始離去，可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激情澎湃、熱淚盈眶。

　　說實話，我當時并不是因為成為美國公民而激動。而是連我自己都無法用語言表達的一種復雜的情感。在儀式進行的整個上午，我的思緒像一匹奔馳的野馬，跑到了很遠很遠……

　　我想起了去世前的母親，拉著我的手，是那么地放心不下：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考上大學，去當城里人。

　　我也想起了父親肺結核發病的那年，我上大學一年級。如果我當時有50美元，就完全可以挽救父親的生命。可我太無能為力了，眼睜睜地看到貧窮從我年輕的生命中，奪走了又一個世界上我最愛的人。

　　我也想起了我大學的白頭校長，在開學典禮上說的話：“你們知道嗎，四個農民的血汗才能養活一個大學生，你們要時刻記住你的祖國對你們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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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的父母還活著，如果他們能出現在今天的現場，他們會是高興還是悲傷？如果我的白頭校長知道了今天的一切，他是會憤怒地向我討還四個農民的血汗錢呢，還是會為我感到自豪？

　　第二天回到沃爾瑪總部的辦公室里，我聽到一位同事在廣播里廣播了我成為美國公民的消息。我一下子成名了，總部的CEO、國際部的總裁等人都到我辦公室道賀，近四千名沃爾瑪總部的員工，似乎全都認識了我，不停地向我祝賀……我又一次深深地感覺到美國人對我的真誠接納。

　　很快，公司為我辦了美國護照，我像其他美國同事一樣，開始能夠暢通無阻地到世界各地采購商品。記得1995年我回深圳出差，和我一起的七位美國員工在經過羅湖海關的時候，盡管他們的行李比我要多，但都沒有經過檢查就被放行了，而我被扣了下來。我的員工們在外面發現我丟失了，急忙趕回來找我。海關人員問我：你是他們的導游？我說：不，他們是我的員工。并亮出了我的美國護照。那位小姐頓時變得和藹可親，連忙給我賠禮道歉，并幫我關上還沒來得及檢查的行李。

　　上車后，美國員工問為什么就我一人被檢查？在他們眼中，我是中國人，回到了自己的國家，更容易與中國人溝通。我不想貶低我的同胞，所以我告訴他們，是抽查，今天正好碰到了我。

　　孩子將我與美國的社會拉近

　　我的孩子們生在美國，吃牛肉和面包長大，講著不帶中國口音的純正英語，他們甚至連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認識，更理直氣壯地認為，美國就是自己的祖國。而中國，只是一個遙遠的、有很多親戚的國家。

　　今年六月，我把全家帶回中國。盡管我的四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都已搬到縣城里，不再住在我們長大的村莊，我依然把孩子們帶回我長大的地方。保存好每一間泥土瓦房是我對我哥哥的一貫請求，因為我要讓它成為我們家庭的博物館，讓我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孩子們，在這里接受我們的家史教育。我從內心深深地體會到，這項使命會一代比一代艱難，因為我和太太已經做好了迎接未來的洋媳婦和洋女婿的思想準備。

　　從家鄉回縣城的車子里，我對孩子們用中文說：“等爸爸去世后，你們要把爸爸火化，然后把骨灰帶到這里和爺爺奶奶安葬在一起。死后，我想好好陪陪他們。”大女兒石明立即用英語對我說：“爸爸，那怎么行，在你去世的紀念日和生日時，我們怎樣去看望你的墓地，怎樣去給你獻花呢？”二兒子石周接上來說：“那我們死后也想和我們的爸爸媽媽躺在一塊，我們的孩子不可能把我們送到這里來呀？”

　　我被孩子們的問題給難倒了。是啊，我們這輩人的大腦里刻下了太多太多過去的記憶，我們和這里的人，活著的，離去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我們的孩子們，他們怎么能理解爸爸的人生呢？在他們的心中，美國就是生他們養他們的國家，就像中國對我們這代人一樣。如果對他們太苛求，是否太自私了？我在力求他們理解我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去竭力理解他們？于是，我對我的孩子們說：“那就把我的骨灰分成兩半，一半埋在美國，一半陪伴著我的父母。”

　　一次不經意路過女兒石明的學校，想進去看看，不料被值勤人員攔住，她說：現在正是宣誓時間，不能入校。等我見到石明時，問她今天為什么宣誓，她說不只是今天，而是每天都要宣誓。我問她宣什么誓，為什么要宣誓。她就一本正經地給我默讀出宣誓詞，并說：“宣誓是為了熱愛我們的祖國，熱愛我們的自由和民主。”我看見她那真誠的樣子，真有點哭笑不得。

　　這樣的事情經歷多了，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我的“香蕉型”的孩子們(皮膚是黃色的中國人，但皮下是白色的美國人)，把我們這一代人與美國拉得更近了。

　　來自黑人上司的激勵

　　15年前，只管10家沃爾瑪商場的地區經理帕爾，今天已經是沃爾瑪公司副總裁，管理美國東北部所有的沃爾瑪商場。他當年是我的好上司，他現在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句名言：用你的行動，證明藐視你的人錯了。他說：作為黑人，必須付出雙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和白人同樣的報酬。他曾給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5歲的他和爸爸一起在一條高速公路旁的廁所邊停下，他從車上跳下來，迅速跑進一間男廁所。可一個白人一掌將他推到廁所外面，大聲吼道：你這個小黑鬼，怎么跑到白人的廁所來了！他爸爸趕到了，把他帶上了旁邊一個很臟的黑人廁所。他離開那個黑人廁所前，告訴爸爸，自己要把廁所徹底清洗一遍，讓它比白人的廁所更干凈。他的爸爸很贊同兒子的觀點，幫著他在廁所打掃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曾在一起探討當今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他說：美國社會對黑人的歧視肯定存在。作為一個黑人，要自信、自勉、自強，要用自己的言行，向白人和美國社會證明，我們和白人一樣對社會有價值。

　　有一次，他來看我的商場，到了午飯時，我們決定乘他的車到一家餐廳。來到車前，卻發現輪胎已被割破，并用鑰匙在他的車上畫了“KKK”(代表一個痛恨黑人的白人極端組織)。我非常氣憤：“這太不像話了，我要去報警！”帕爾十分冷靜地說：“沒有必要了。重要的，不是追究別人對你做了什么，而是集中精力做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一貫勇敢果斷、敢做敢為的帕爾，竟說出這樣讓我吃驚的話來。

　　如果說美國人對我有歧視的話，和帕爾所經歷的相比，可以忽略不計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帕爾時刻激勵著我，他的話時刻回響在我的耳邊，作為一個中國人，對待種族歧視的態度應該也是：自信、自勉和自強！

　　我們的美國“父母”

　　認識羅姆茲夫婦是在1995年的感恩節，一個好朋友的家宴上，我們坐同一張桌子。

　　當時，我在中國主管沃爾瑪第一家店的開業工作，只在感恩節時才回美國與好朋友相聚。羅姆茲夫婦從事房地產和首飾品經營，對我在中國的工作很感興趣，我們談得很投機。那晚下著瓢潑大雨，離開朋友家前，我給賓館打電話詢問前往的路線。當他們得知路途很遠時，就誠懇地邀請我在他們家暫住一夜，我答應了。

　　第二天中午，我提出給他們做一頓正宗的中國餐，他們欣然同意。然后他們告訴我，我的菜是他們吃過的最美味的中國餐。我很高興，表示以后回美國，再來給他們做中國餐。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次回美國時，都要和太太一起去看他們，給他們帶去中國的刺繡和工藝品，并每次都做中國餐。后來我知道，他們沒有孩子。丈夫卡克一直忙著自己的生意，妻子謝蕊28歲時就得了嚴重的糖尿病。慢慢地，他們開始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我們。

　　完成了沃爾瑪和山姆會員店的開業和培訓工作后，我決定回美國了。那天，飛機由于天氣原因，一直晚點到第二天早晨三點鐘。可一到機場的出口，我們就驚奇地發現他們激動的面容。他們把我們全家拉到他們家，我們的房間已布置一新，孩子的房間已裝飾得可愛極了，冰箱里裝滿了各種蔬菜、水果和方便食品，為我們準備的車已停放在停車場……

　　他們很忙，經常外出。而住在家里十分有限的日子里，他們把全部時間花在我的女兒身上，教她說話，教她唱歌，教她走路，教她跳舞……曾空曠孤寂幾十年的房子里，一下子充滿了歡歌笑語，洋溢著蓬勃生機。

　　為了不打擾他們太久，一個月后，我們提出要搬出去住。但他們執意盛情挽留。我們只好再住下來。三個月后，我們的房子買好了，這次，他們只好放行。但他們看到新房的家具還未購買，就送來了床和衣柜、餐桌餐椅、沙發等所需要的全部家具和廚房用品，并買來衣服把房中的三個陳列間全部掛滿。

　　冬天，我們迎來了第一個寒潮。那天早上，謝蕊敲著我的門，給我太太送來了一件大衣。下午，她又來到我的家，給我太太送了一件皮衣。晚上，她和卡克同時出現在我們的家里，說在商場發現了一件更漂亮的大衣，于是又買下了。

　　從此，每到女兒生日時，他們就在家舉行生日聚會，邀請很多好朋友來參加，給女兒買來很多衣服和玩具，還特意請攝影師錄像……連我自己，對女兒受到的寵愛都有點感到嫉妒了。后來兒子出世了，我們用他們的姓當兒子的英文名：羅姆茲；小女兒出生了，我們取了謝蕊作為她的英文名。

　　1999年的母親節到了，我們給謝蕊買了鮮花，并特意給她做了中國餐。在呈遞給她的禮物時，我在卡片上寫了一首祝福母親的英文詩送給她。

　　那年的冬季，公司要把我調到休士頓，一個距她們家八百公里外的城市。飛機場里向他們道最后一聲別離時，我看到他們夫妻倆抱在了一起，謝蕊泣不成聲，卡克也擦著眼淚。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們流淚。

　　2004年的圣誕節，我們像每年那樣在他們家度過。圣誕節的早上，他們把我們叫到樓下打開停車場，一輛嶄新的白色的豐田面包車被彩燈裝飾著，上面寫著：“圣誕節快樂”。我和太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克和謝蕊上前來給我們一個擁抱，將兩圈鑰匙遞到我們的手中。“要試開一下嗎？”卡克慈祥地問道。

　　我告訴他們，他們一年前還送了我們一輛車，為什么又要送一輛。謝蕊笑著說：上次的車是送給兒子的，這次是送給孫子們的。

　　每年夏天，他們都要把我們的孩子們送到美國最好的夏令營。因為那里很遠，為了讓孩子們坐了飛機后不再轉長途汽車，他們就親自到機場將孩子們送到夏令營的地方。我曾告訴孩子們：“你們知道嗎，你一天的夏令營的費用，超過了爸爸長到你這年齡的所有費用的總和。”

　　我們和羅姆茲夫婦的友誼，釀出了一個似乎永遠也講不完的故事。它讓我明白：人與人之間，只要真心對待，就會碰撞出真情火花，而這種火花可以融化一切，包括膚色、語言、習慣……

　　大多數時候，種族歧視是一種心態，如果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我們的鄰居，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事就是對我們有歧視，然后把這種心態轉化為一種自卑、自棄，并將自己防衛起來，這樣，美國人只能被迫來歧視我們。更可怕的是，如果我們把這種不良心態，灌輸給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從小就“夾著尾巴做人”，他們也就永遠擺脫不了種族歧視的陰影。

　　幸運的是，我走出了這種心態。